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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上的模仿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下意识的。在第2章中我们曾讨论过：当我们看见某个人在吃东西或在奔跑的时候，我们大脑中对应位置的镜像神经元就会传递神经冲动，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吃东西或在奔跑一样。对于我们看见的事情，我们的大脑就感觉像是自己在做一样，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在未来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模仿行为还会伴随一些生理过程，比如传染性的打哈欠或发笑就伴随着特定的生理过程。换一句话说，模仿既有认知（我们有意识地去思考）特征，也有生理（一种自然的生理过程）特征。模仿既源于生物学上的同理心和道德，也源于人类的社会生物特征。这些我们将在第7章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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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肥胖的传染不仅仅是因为模仿。人们还会在很多事情上达成共识，这些共识会影响到你吃多少饭和做多少锻炼。例如，我们可能会环视四周，看看哪些人的体重在增加，这将会改变我们对可接受身材的评价标准。当很多人都发胖时，我们会重新设定“超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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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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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是被社会学家称为“行为规范”的东西。所谓行为规范，就是人们在关于“什么是适当的”这一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就像罗克代尔的青少年调整了他们的性行为规范（让成年人感到震惊）一样，人们关于“什么是肥胖”的观点一直在改变。于是，社会网络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群体。在这些小群体中，人们可以强化这些特定的行为规范，因此，这些直接或间接连接的人就会在某些事情上达成共识，而不会认为他们彼此间正在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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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讨论了婚姻是怎么影响健康的，在所举的几个例子中，我们都能发现两种机制的身影：行为模仿和行为规范。但要将两者的作用完全分开却不容易。一个男人结婚后就不再骑摩托车，是他在模仿妻子的行为呢（妻子不骑摩托车），还是奉行了新的行为规范（认为骑摩托车不安全）？即便一个人认为发胖是正常的行为规范，与周围的人相比，他发胖的行为可能与别人一样，也可能完全不同。你身边的人可能是因为“瞎吃”而导致体重增加，但你可能是因为缺乏体育锻炼而发胖，并非因为模仿了他人的不良饮食习惯。在这一场景中（长胖是正常的），传播的行为规范是一样的，但行为却不相同。因此，即便行为并不一致，但行为规范却可以保持一致。仅用“行为模仿”是无法解释清楚肥胖为什么会蔓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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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肥胖来说，有证据表明，行为规范的影响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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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即便剔除了导致肥胖的特定行为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肥胖仍然在社会网络上流行。那就是说，即便我们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将两个人会相互模仿的因素考虑进去了，我们还是能找到体重增加和减肥流行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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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肥胖能在关系密切但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人之间进行传播。我们在弗雷明汉心脏病研究项目中发现：两个交往的人，即便他们相距1000公里，仍会相互影响对方的体重。我们很少与相距遥远的朋友和家人见面，不可能通过行为模仿而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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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你与你的哥哥每年只能在感恩节见上一面，他长胖了一些。从长远来说，仅在那一天模仿你哥哥的行为不会对你的体重产生影响。但是，看到你哥哥与之前不同的健壮体格，你会重新设定可接受的身材标准。你会说：“哇，迪米长胖了些，但还是那个迪米。”你回家后，你心里还会想着“迪米看上去还不错”。这将会影响到你的行为：你可能吃得更多，还可能锻炼得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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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行为规范没有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它们仍可以传播。有些人会成为某种想法的载体，但自己却并不表现出与这一想法相一致的行为。因此，你可能会影响到你朋友的朋友，但对你朋友本人却没有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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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有个朋友叫玛丽亚，玛丽亚有个朋友叫希瑟，艾米和希瑟彼此并不认识。希瑟因为停止锻炼而长胖了。因为玛丽亚喜欢希瑟，所以这影响了玛丽亚对超重的认识，玛丽亚开始觉得长胖点也没有什么关系。虽然玛丽亚本人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但她对贪吃的人和缺乏锻炼的人更加包容。因此，当艾米不再锻炼身体的时候，玛丽亚不太可能逼迫艾米坚持下去。由于玛丽亚对长胖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因此，尽管玛丽亚本人的行为没有改变，艾米还是受到了影响。所以，玛丽亚的行为没有改变，希瑟的行为却影响到了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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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社会都对瘦削身材赞赏有加时，人们是如何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中找到体重增加到什么程度可被人们接受的行为规范，并进行模仿的呢？明星和模特越来越瘦了，但其他人却越来越胖。这种矛盾现象告诉我们，思想意识与行为规范是两回事。人们通过媒体欣赏着理想的身材，但却很少因此而受到影响。真正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是那些活生生的、彼此已建立连接关系的人，这些人的行为和外表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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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栏作家埃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这样说道：“凯特·莫斯、卡莉斯塔·弗洛克哈特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这些职业厌食症患者为人们展示了超瘦的理想形象。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拿自己跟朋友做比较的。这就叫：一件事是一件事。”在第6章讨论政治信仰的时候，我们还会碰到类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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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社会网络效应不是肥胖流行的唯一原因。在过去的20年里，数不胜数的社会进步让人们越来越懒散，例如，节省体力的装置，不需运动的娱乐节目，郊区化设计，以及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大趋势等。由于食物价格降低、营养成分的改变、每份食物数量的增加，以及营销活动的花样翻新，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社会网络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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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讨论过，虽然肥胖流行的最初动因不是社会网络而是其他外部因素，但社会网络对输入其中的任何东西都有放大作用。不论是细菌还是关于身材的行为规范，只要某种东西在社会网络人群中扎了根，它就会沿着社会网络上的连接关系进行传播，并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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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连接关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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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肥胖之外的其他健康现象来说，连接关系的重要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人们会模仿他人使用成瘾性物质、饮酒和吸烟等行为，这些人可能是他们熟知的，也可能是社会网络上相距遥远的人。就像对社会网络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认清肥胖人群的过快增长一样，对社会网络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认清吸烟人群的快速下降、饮酒人群的平稳发展，以及影响我们健康的各种行为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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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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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40年间，成年人中吸烟者的比例已从45%下降到21%。40年前，在办公室、餐馆里，甚至是飞机上，到处都弥漫着吸烟者吐出的烟雾（飞机上的禁烟令是在1987年下达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今天，你只能在室外见到三三两两的吸烟者。但是，人们并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戒烟，而是联合起来一起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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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弗雷明汉心脏病研究的社会网络数据，我们对过去40年的吸烟人口下降情况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吸烟人口的下降模式与肥胖流行的模式非常类似，但方向相反。当一个人戒烟时，会对他的朋友产生波浪效应：先影响到他的朋友，然后影响到他朋友的朋友，再影响到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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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肥胖流行的情况类似，吸烟行为也停止在三度分隔的地方，与“三度影响力”相一致。但是，与肥胖相比，吸烟行为的群体效应更为突出。戒烟的时间和地点具有同步性，就像鸟群和鱼群一样。在由吸烟者相互连接形成的群体中，有些人可能相互并不认识，但他们却几乎在同一天开始戒烟，就好像人群中涌过一股反对吸烟的浪潮。一个吸烟者对整个群体戒烟行为的控制作用，就如同一只鸟想让沿某一特定方向飞行的鸟群停止飞翔一样。戒烟决定不仅是由作为个体的众多吸烟者做出的，更代表了群体的选择。在这个群体里，吸烟者彼此间建立了直接连接关系，或间接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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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将某一地方的风土人情称为“文化”。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地方文化并不是指地理位置，或者由共同宗教信仰、语言或种族特点所定义的群体，而是指在社会网络上某个由相互连接的人所形成的群体。在社会网络中，某些区域的文化也会发生变化。这个由许多人相互连接所形成的群体可能发现吸烟是不受欢迎的，于是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戒烟。他们相互影响，彼此之间是否认识并不重要，甚至对行为的协调一致也没有明确要求。在社会网络上传播的是“吸烟不受欢迎”的行为规范，正是这种行为规范，导致那些相互之间没有建立连接关系的人，产生了一致的信念和一致的行为。于是，众多个体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联合形成了一个超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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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行为还告诉我们超个体运转的其他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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