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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弗雷明汉心脏病研究的社会网络数据，我们对过去40年的吸烟人口下降情况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吸烟人口的下降模式与肥胖流行的模式非常类似，但方向相反。当一个人戒烟时，会对他的朋友产生波浪效应：先影响到他的朋友，然后影响到他朋友的朋友，再影响到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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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肥胖流行的情况类似，吸烟行为也停止在三度分隔的地方，与“三度影响力”相一致。但是，与肥胖相比，吸烟行为的群体效应更为突出。戒烟的时间和地点具有同步性，就像鸟群和鱼群一样。在由吸烟者相互连接形成的群体中，有些人可能相互并不认识，但他们却几乎在同一天开始戒烟，就好像人群中涌过一股反对吸烟的浪潮。一个吸烟者对整个群体戒烟行为的控制作用，就如同一只鸟想让沿某一特定方向飞行的鸟群停止飞翔一样。戒烟决定不仅是由作为个体的众多吸烟者做出的，更代表了群体的选择。在这个群体里，吸烟者彼此间建立了直接连接关系，或间接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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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将某一地方的风土人情称为“文化”。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地方文化并不是指地理位置，或者由共同宗教信仰、语言或种族特点所定义的群体，而是指在社会网络上某个由相互连接的人所形成的群体。在社会网络中，某些区域的文化也会发生变化。这个由许多人相互连接所形成的群体可能发现吸烟是不受欢迎的，于是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戒烟。他们相互影响，彼此之间是否认识并不重要，甚至对行为的协调一致也没有明确要求。在社会网络上传播的是“吸烟不受欢迎”的行为规范，正是这种行为规范，导致那些相互之间没有建立连接关系的人，产生了一致的信念和一致的行为。于是，众多个体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联合形成了一个超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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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行为还告诉我们超个体运转的其他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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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坚持吸烟的人，会越来越聚集在网络的边缘，见彩图Ⅳ。1971年，吸烟对人们在社会网络上的位置还没有什么影响：吸烟的人跟不吸烟的人没什么两样，仍可处于局部网络的中心位置，可以跟不吸烟者一样拥有很多朋友，而且可以居于大型群体的中间位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戒了烟，迫使吸烟者转移至社会网络的边缘。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得不到室外吸烟，在寒冷的冬天也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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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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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他们又倾向于跟同样不受欢迎的人交朋友，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社交上的孤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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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尽管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相处得非常好，人们在结交朋友时根本不在意对方是否吸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网络上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圈子。就像美国国会存在着对立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一样（我们将在第6章讨论），吸烟者和不吸烟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分化，演化成这样的结果已远非用行为习惯就能解释的。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一道鸿沟，每个群体有每个群体的特性，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的混合相处越来越困难，群体特性得到进一步强化。群体内的连接越多（这种网络被称为“集中化网络”），就越能强化群体行为，但是，如果不同群体之间的连接越多（这种网络被称为“集成化网络”），群体就会更加开放，更容易接受新行为和改变现有行为。这种改变，可能会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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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集成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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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内存在大量连接的网络被称为集中化网络，这种网络形式有利于强化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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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间存在大量连接的网络被称为集成化网络，这种网络形式有利于群体接受新行为和改变现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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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戒烟的流行过程中，我们还能感受到有身份的人在新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从弗雷明汉心脏病研究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越高，对他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换句话说，如果你在与一个文化程度高的人进行社会交往，而这个人开始戒烟了，那你也很可能跟着戒烟。此外，文化程度高的人更愿意接受新事物。相对于文化程度低的人，文化程度高的人更有可能模仿同龄人的戒烟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60~100年前，当吸烟刚开始在社会上流行的时候，也是这些文化程度高的人首先成为烟民。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广告上都是用阳光型学者的形象来美化和推销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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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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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社会网络上，文化程度会影响到吸烟行为的流行，与此相类似，性别与饮酒行为的流行也有着密切关系。弗雷明汉社会网络告诉我们，跟吸烟行为和肥胖一样，饮酒行为的流行也符合“三度影响力”。但是，影响力在网络上的传播并不是没有区别的，女性对饮酒行为的影响力明显大于男性。如果一个女性开始过度饮酒，她的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都可能受其影响而开始饮酒。但如果一个男性开始大量饮酒，他对男性朋友或女性朋友的影响力就都没有那么大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既然女性是网络流行的关键，因此，她们也许就是成功干预饮酒行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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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饮酒行为是相对稳定的，但在其他国家，情况就并非如此了。例如，英国就面临着公共场所酗酒所带来的新问题。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喜欢喝快酒，转瞬之间就摄入大量酒精（每人喝10杯之多），然后就引发了公共行为问题：呕吐、醉倒、喊叫、恐吓、打架、随地小便等。抽样调查表明，在英国18~24岁的人群中，16%的人有过酗酒经历。在这些酗酒者中，54%的人回答说，几乎他们所有的朋友也都是酗酒者，只有15%的酗酒者回答说他们的朋友不是酗酒者。我们可以看出，饮酒行为确实存在着聚类现象和流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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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文化程度影响着健康行为的流行，但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哪种类型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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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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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连接关系都起着同样的作用。例如，我们发现，在肥胖的流行过程中，朋友之间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夫妻之间的影响作用。刚发现这个现象时我们感到很困惑。毕竟，夫妻常一起吃饭、一起锻炼，在一起的时间也比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多。但是，仔细琢磨后我们发现，朋友和兄弟姐妹更容易受到同性同龄人的影响，而不是异性同龄人的影响。因此，尽管夫妻是朋友关系，但却是异性朋友关系，这两个影响效果会相互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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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健康行为也能够在社会网络上传播，如做健康检查、看医生、听从医生的建议，甚至是到特定的医院去看病等。研究发现，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如果他们染上感冒的朋友增加10%，他们自己也染上感冒的可能性将增加8.3%。而且，由于生物学因素和社交因素的作用，症状也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第2章中我们已经知道：焦虑和快乐可以传播。实际上，头疼、瘙痒和疲劳等也可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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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痛、神经性厌食和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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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痛也能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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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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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一个调查小组利用德国统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研究背痛是否可能传染。在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的背痛率低于西德，但是在德国统一10年后，东德的背痛率差不多赶上了西德较高的背痛率。对于以前相对闭塞的东德人来说，所有的媒体都在告诉人们：背痛是一种“常见而不可避免的”、“可诊可治的疾病，要及时去看医生”，这些媒体信息对东德背痛率的提高作用巨大。但是，这些调查人员还认为，背痛是一种“可传染的疾病”，“社会心理净化”能够帮助人们切断传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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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去理解背痛，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背痛率会忽高忽低。美国就业人口的背痛率比较低，仅为10%，英国为36%，德国为62%，丹麦为45%，香港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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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背痛率的起伏不定以及相对应的不同文化背景，我们可以将背痛看做“文化相关综合征”。这是被某个社会承认、但其他社会却不认可的疾病。只有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才有可能患上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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