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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内存在大量连接的网络被称为集中化网络，这种网络形式有利于强化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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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间存在大量连接的网络被称为集成化网络，这种网络形式有利于群体接受新行为和改变现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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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戒烟的流行过程中，我们还能感受到有身份的人在新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从弗雷明汉心脏病研究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越高，对他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换句话说，如果你在与一个文化程度高的人进行社会交往，而这个人开始戒烟了，那你也很可能跟着戒烟。此外，文化程度高的人更愿意接受新事物。相对于文化程度低的人，文化程度高的人更有可能模仿同龄人的戒烟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60~100年前，当吸烟刚开始在社会上流行的时候，也是这些文化程度高的人首先成为烟民。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广告上都是用阳光型学者的形象来美化和推销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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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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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社会网络上，文化程度会影响到吸烟行为的流行，与此相类似，性别与饮酒行为的流行也有着密切关系。弗雷明汉社会网络告诉我们，跟吸烟行为和肥胖一样，饮酒行为的流行也符合“三度影响力”。但是，影响力在网络上的传播并不是没有区别的，女性对饮酒行为的影响力明显大于男性。如果一个女性开始过度饮酒，她的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都可能受其影响而开始饮酒。但如果一个男性开始大量饮酒，他对男性朋友或女性朋友的影响力就都没有那么大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既然女性是网络流行的关键，因此，她们也许就是成功干预饮酒行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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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饮酒行为是相对稳定的，但在其他国家，情况就并非如此了。例如，英国就面临着公共场所酗酒所带来的新问题。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喜欢喝快酒，转瞬之间就摄入大量酒精（每人喝10杯之多），然后就引发了公共行为问题：呕吐、醉倒、喊叫、恐吓、打架、随地小便等。抽样调查表明，在英国18~24岁的人群中，16%的人有过酗酒经历。在这些酗酒者中，54%的人回答说，几乎他们所有的朋友也都是酗酒者，只有15%的酗酒者回答说他们的朋友不是酗酒者。我们可以看出，饮酒行为确实存在着聚类现象和流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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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文化程度影响着健康行为的流行，但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哪种类型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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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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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连接关系都起着同样的作用。例如，我们发现，在肥胖的流行过程中，朋友之间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夫妻之间的影响作用。刚发现这个现象时我们感到很困惑。毕竟，夫妻常一起吃饭、一起锻炼，在一起的时间也比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多。但是，仔细琢磨后我们发现，朋友和兄弟姐妹更容易受到同性同龄人的影响，而不是异性同龄人的影响。因此，尽管夫妻是朋友关系，但却是异性朋友关系，这两个影响效果会相互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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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健康行为也能够在社会网络上传播，如做健康检查、看医生、听从医生的建议，甚至是到特定的医院去看病等。研究发现，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如果他们染上感冒的朋友增加10%，他们自己也染上感冒的可能性将增加8.3%。而且，由于生物学因素和社交因素的作用，症状也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第2章中我们已经知道：焦虑和快乐可以传播。实际上，头疼、瘙痒和疲劳等也可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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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痛、神经性厌食和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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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痛也能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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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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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一个调查小组利用德国统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研究背痛是否可能传染。在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的背痛率低于西德，但是在德国统一10年后，东德的背痛率差不多赶上了西德较高的背痛率。对于以前相对闭塞的东德人来说，所有的媒体都在告诉人们：背痛是一种“常见而不可避免的”、“可诊可治的疾病，要及时去看医生”，这些媒体信息对东德背痛率的提高作用巨大。但是，这些调查人员还认为，背痛是一种“可传染的疾病”，“社会心理净化”能够帮助人们切断传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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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去理解背痛，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背痛率会忽高忽低。美国就业人口的背痛率比较低，仅为10%，英国为36%，德国为62%，丹麦为45%，香港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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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背痛率的起伏不定以及相对应的不同文化背景，我们可以将背痛看做“文化相关综合征”。这是被某个社会承认、但其他社会却不认可的疾病。只有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才有可能患上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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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性厌食和神经性贪食就属于文化相关综合征。这种疾病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更为流行。在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白人少女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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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5年以来，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一直在增加，0.5%~3.7%的美国女性患有神经性厌食症，1.1%~4.2%的美国女性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男性发病率大约为女性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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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患者本人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这些病症是真真切切的，但发病原因却不得而知。究竟是什么触发了饮食行为呢？除了特定的文化背景之外，饮食障碍症像其他文化相关综合征一样，能在社会网络上造成一波影响，这样，（过度的）减肥行为就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染。高中女生会攀比着进行减肥，而大学室友会相互模仿彼此的暴饮暴食行为。事实上，这些行为会影响到一个人在网络上的位置。对妇女联谊会所做的调查表明，暴饮暴食的女性居然非常受欢迎，并移向社会网络的中心，就像我们曾研究过的不吸烟者的情形一样。在弗雷明汉心脏病研究样本中，饮食障碍症是关于减肥行为流行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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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不是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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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传染可能是社会网络威力巨大最好的证明。人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自杀，但如果说有些人自杀的唯一原因仅仅是因为别人自杀了，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我们有理由对“自杀仅仅是个人行为”这种观念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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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自杀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这与那个地方的贫富与大小没有关系。甚至在久远的过去，就有群体性自杀的记录。有些群体性自杀事件的发生属于偶然现象，比如说是由于“混杂”或“同类相聚”（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杀倾向）所导致的，但大多数群体性自杀事件类不是偶然的，而要归因于传染过程。换句话说，这些自杀人群不同于邪教组织中的自杀人群，比如，1978年，美国人民圣殿教领袖吉姆·琼斯（Jim Jones）同900名信徒集体自杀（最能说明“混杂”效应和“同类相聚”威力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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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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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杀传染的经典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进行的，他于1974年发表了研究成果。他的研究显示，1947-1968年，如果《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某个人的自杀事件，那么，在报纸发行后的一个月内，美国的自杀事件会明显增加。菲利普斯称之为“维特效应”，这一说法源于德国大文豪歌德1774年出版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非常多，由于有些人采用小说中主人公的自杀方式自杀，所以意大利、德国和丹麦等国家将该书列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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