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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来了一个14岁的男孩。在过去的4个月时间里，他一直都试图上吊自杀。6个死者他都认识，其中一个死者是他表哥。在他试图自杀之前他曾梦见“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头顶的头发竖起来，脸色发黑，穿着长长的外套。”他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晚上见过她。”这个男孩也听到过召唤他的声音，但他说不清楚究竟是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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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九点钟，警察带着一个14岁的女孩过来。她吃了7片优降糖（治糖尿病的一种药），并告诉了一个朋友。自杀者中的两位女性都是她的朋友。一周之前，她看见了其中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让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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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前面的记录，不免让人有些揪心。我们不难想象，对于生活在这个村庄的人来说，想要控制住这种可怕的流行是多么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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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有详细记录的传染性自杀事件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共有1496名学生。4天之内有两名学生自杀身亡，显然是由21岁前校友的自杀引起的。在18天的时间里，除了这两名学生自杀外，还有7名学生试图自杀，另有21名学生承认他们曾考虑过自杀。追踪自杀的传染过程并不难。因为，第一个中学生和那个前校友是朋友，并且跟随后自杀的那个学生是旧识。而且，很多考虑过自杀，或试图自杀但未成功的学生，跟自杀成功的这两名学生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尽管这个群体中很多学生都有过抑郁的经历，但也有很多学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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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多米诺骨牌自杀事件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说仅仅因为认识某个自杀的人，就会促使他人也跟着尝试自杀吗？还是说，认识某个自杀的人，就要找个新的替死鬼而导致流行呢？这一问题与在第3章中讨论的生育问题有些类似：有了孩子的兄弟姐妹，并不仅仅促使另一个兄弟姐妹也生一个孩子，而且会增加这个人拥有孩子的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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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传播的不是行为，而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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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的直接传染跟肥胖的情况是类似的，即：通过观念传染而不是相同的行为。一个人的自杀会改变他人的态度和行为规范，降低这些人也照着做的门槛。而且，自杀事件还会让人们感觉到这是一件值得一做的事情——“看，所有人都因为那个人的死而悲伤万分”。一个自杀事件可能会让人觉得防止人们自杀的惯常措施有时也会失灵。一个熟人的自杀还会提供如何实施自杀的相关信息。当然，在某些自杀事件中，甚至还存在着协作行为。据文献记载，在日本、英国、美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有些自杀事件是通过互联网自杀俱乐部实施的。自杀俱乐部由两个或更多互不相识的人组成，目的是相约一起自杀或同时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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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传染性自杀研究都把网络方法和海量数据整合在了一起，目的是进一步研究直接传染，确认直接传染的存在。Add健康研究项目对13465名青少年进行研究的结果证实，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实施过自杀的朋友，那么这个人有自杀想法的可能性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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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男孩子来说，如果去年他的一个朋友自杀了，他有自杀想法的可能性会增加两倍，而实际尝试自杀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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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女孩子来说，如果她的一个朋友自杀了，她有自杀想法的可能性会增加1.5倍，而实际尝试自杀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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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利用ADD健康数据深入分析众多的、与一个人在社会网络上的位置相关的其他特征。除了朋友自杀的刺激因素外，其他社会网络结构化风险包括：较少的朋友；朋友们彼此之间不是朋友关系（即：社会网络传递性差）。对女孩（不包括男孩）来说，如果她们的朋友彼此间不是朋友关系，这些女孩将遭受相互矛盾的行为规范的困扰。对于生活，她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这将给她们带来不小的压力，她们有自杀想法的可能性要高出两倍。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效应：“如果你们不能友好相处，我就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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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年人的自杀传染，也不是一点儿研究成果都没有。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生活在斯德哥尔摩的120万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一个男人（女人并不是这样）的同事自杀了，那么，这个男人也自杀的可能性将会增加3.5倍。有趣的是，跟肥胖的情形类似（我们曾讨论过，肥胖仅在小型公司的同事之间传染），只有当这个自杀的人所在的公司雇员人数少于100名时，才会增加同事也自杀的风险，与大公司相比，在小型公司工作的人们更有可能曾与自杀的同事建立过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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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自杀的流行在美国从未停止过，并且在各种人群中都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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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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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一年里，13%的美国青少年曾认真考虑过自杀问题，4%的青少年曾实际尝试过自杀。而且，20%的青少年说过去一年里，他们的朋友中有人尝试过自杀。1950-1990年，年龄在15~24岁的人的成功自杀率由每十万人4.5人增加到每十万人1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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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时间范围内还存在虚构自杀的流行。根据对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com）中的电影情节进行的分析，涉及自杀的影片比例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1%，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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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类型的增加是否有直接关系，以及谁在先、谁在后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能让我们感到快乐的连接关系，也能导致我们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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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连接模式，维护公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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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我感到恶心”是一句俗语，但也是现实情况的一个反映。我们的健康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生物学因素以及我们的选择与行为，也确确实实受制于我们身边那些人的生物学因素以及他们的选择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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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对某些人来说无疑是重重的一击。特别是在美国，人们都习惯地认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振作起来”，我们坚信“任何人都可能成功”。我们都把美国看成精英社会，它将对正确的选择给予回报，为那些有准备的人提供机遇。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认为，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通过对吃什么、如何刷牙等方方面面的改变，我们就能改善我们的生存机会和心理稳定性，让未来充满收获。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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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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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这就是说，发生在别人（不管我们彼此是否相识）身上的事情，会在网络产生向外传播的涟漪，并影响到我们。决定我们是否健康的关键因素是他人的健康。我们不仅深受伴侣和朋友的健康与行为的影响，而且还会在不断延伸的社会网络上，受到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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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如何保护公共健康知之甚少。我们的所做所想都是面向自我的：香烟盒上外科医生的忠告，或者食物的营养成分标签都是针对个人的，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社区。我们平时很难体会到，某个人选择某些行为竟然会影响到他人的健康，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才是理解公共健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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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知道，得到同龄人支持的戒烟、戒酒计划及减肥干预计划，与只针对一个一个的个人相比，效果要好得多。像慧俪轻体（Weight Watchers）和戒酒互助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等，都是按下面的模式运作并收到良好效果的：他们帮助建立社交连接关系并增进群体的团结。实验证实，这样的干预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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