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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最早的间接证据，证明了实际投票率多米诺效应的确存在，而直接证据很快也被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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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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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圣母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尼克森（David Nickerson）到科罗拉多的丹佛市和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些地区，进行了一个新颖的实际投票实验性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对两口之家的人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访问。这些家庭会随机收到“处理”信息或者“控制”信息。如果收到的是处理信息，实验人员就鼓励开门的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如果收到的是控制信息，实验人员就鼓励开门的人将信息丢进垃圾桶。尼克森把给实验人员开门并与实验人员交谈的人记录下来，并在选举过后核实一下谁投了票，谁没有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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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投票人交往”进行研究是很常见的，而且，事实已充分证明，动员投票竞选活动实际是很有效的。因此，不出所料的结果是：与被请求将信息丢进垃圾桶的人相比，丹佛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那些为实验人员开门并被请求投票的人，实际投票的可能性增加了10%。但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没来给实验人员开门的那些人的行为。实际情况是，这个家庭中另一个人也投票的可能性增加了6%。换句话说，对开门人的影响的60%传给了没来开门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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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这些间接影响在整个网络上会怎样传播。尼克森的创造性研究表明，一个投票请求就可以改变政治行为，这个请求可以从实验人员传播到听到动员投票信息的那个人那里，再传播到既没有听到信息也没有见到实验人员的那个人那里。但是它没有理由要停在那里！那个没有为实验人员开门的人，也会将影响传播给他的朋友和家人。在传播过程中，这种影响的强度不会一成不变，就像电话游戏一样，在动员投票信息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再传播给下一个人的过程中，它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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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这种影响从二人组合中的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减弱程度是同样的，每经过一步，影响力从100%减小为60%。如果第一个人投票的可能性增加10%的话，第二个人投票的可能性将增加6%，第三个人投票的可能性将增加3.6%，第四个人投票的可能性将增加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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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太大的改变，但是请记住，传染性影响的效果每经过一步都减弱的同时，所影响的人数是呈指数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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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每个人仅有两个另外的朋友，仅有两个人投票的可能性增加10%，但是，有4个人投票的可能性增加6%，8个人投票的可能性增加3.6%，16个人投票的可能性增加2.16%……对于一个像丹佛或明尼阿波利斯这样大小的城市，把这些都加在一起的结果是：一个投票请求能引发大约30个额外的人参加投票。如果你请求36个人投票，你一下子就能引发1000个额外的人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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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现实的社会网络里，我们一般都有两个以上的朋友，这将增加跟我们关系足够接近、并因我们的行为而深受影响的人的数量。我们曾说过，我们的大多数朋友彼此本来就相识，这就是说，影响可能就发生在这些人当中，而不会到达在社交方面跟我们相距较远的人。而且，与尼克森的发现相比，信息可能会快速衰减。在现实世界社会网络的诸多特性中，很难说究竟是哪一个起主要作用，但是尼克森的研究结果让我们体验到了可能存在的、源于我们个人投票决定的大规模多米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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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多米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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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以造成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被称为“多米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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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关系将投票行为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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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在参加投票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我们为什么要投票？”这一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由于投票行为存在多米诺效应，所以安东尼·唐斯、威廉·赖克等人提出的理性投票模型都低估了投票的收益。我们每个人不是只有一票，而是有若干票，因此，非常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一个人能影响那么多人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的公民义务感如此强烈。与我们熟悉的人建立一个行为规范，就是影响他们参加投票的方法之一。不履行这种义务的人就失去了对拥有同样观点的人施加影响的机会，这将导致对他们喜欢的候选人不利的后果。但由于全体选民的数量巨大，所以这样做对选举结果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履行投票义务的人来说，恐怕也无法产生促动他们行动起来的力量。但是，就像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大约200年前就指出的那样，公民的投票义务发源于非常小的政治环境，例如城镇会议，在那样的环境下，改变少数人的参与行为，将产生巨大差别。实际上，我们在第7章将会看到，社会协作的起源甚至更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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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行为准则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很多人都不跟民意调查人员说实话。一般情况下，在声称参加选举投票的人当中，大约有20%~30%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参加投票。在美国，投票是秘密进行的，但是，你是否到现场投上一票却是公开记录的，因此，关于谁投票谁没有投票，我们有完整的官方信息。对于政治学家来说，投票率虚报问题，也是大学课堂上常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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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课堂上，我跟我的学生们说，如果谁没有参加投票，请举手。一般情况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会举手。但是，这些举手的是诚实的学生，因为根据投票记录，可能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没有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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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撒谎呢？一种可能是，他们害怕社会制裁；另一种可能是，他们认为别人已被自己的政治行为所影响。设想一下，如果你跟每个人都说你要投票，而你却待在家里，那会怎么样。平均而言，尽管你自己没有亲自去投票，你的行为会增加投票率。而且，由于大多数决定去投票的人的思想意识可能跟你相同，你即便不去投票，也能增加你喜欢的候选人的投票差额。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在投票这件事情上撒谎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们为什么要投票”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恰恰是人们的连接关系让人们的投票行为显得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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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家伙”变“肥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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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人作为政治参与者，他们并不只是受到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政治家网络、说客网络、活动家网络和官僚网络对于我们该怎样思考和怎样行动的作用甚至更大一些。实际上，我们希望我们的政治代理人建立良好的连接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影响别人。政治家往往也确实想让大家都知道，他们与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不错。每一次握手都要细心拍照，很多竞选活动都要把候选人刻画成在跟有钱有势的人交往的形象，这样就相当于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办事能力很强的人。但是，投票人也担心他们的代表与不合适的人有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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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年底的美国国会政治交易丑闻发生后不久，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被控贿选，并被众多新闻媒体描述为国会山“人脉颇佳”的说客。总统乔治·布什和白宫发言人丹尼斯·哈斯特（Dennis Hastert）、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等其他政治家，担心别人把自己跟阿布拉莫夫“连接上”，只好退还竞选捐款，并拒绝跟他一起露面。他们甚至断绝了与其他说客的联系，以免受到卷入丑闻的说客和立法者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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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地方，政治家是不同于投票人的。政治家知道有人在看着他们，因此，他们有时会虚构自己的社会网络。他们可能会出示一张与总统的合影，但总统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会隐瞒与某个有权势的说客或某个性感女郎的关系，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承认。他们可能会为了赢得选举而选择朋友（甚至他们的配偶）。换句话说，成功的政治家往往会根据政治利益来搭建他们的社会网络。因此，把研究投票人的方法拿过来研究政治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某个投票人的朋友都有谁，我们可以直接去问，他们没必要对我们撒谎。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某个政治家的朋友都有谁，那就需要动动脑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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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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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议员并不会公开表示他们有哪些朋友和敌人，但还是会留下不少可供我们研究的蛛丝马迹。为了找出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初的办法是，将在记名投票中总是立场一致的政治家之间定义为一个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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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的意思是说，如果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在相同的议案上总是投“赞成”票，这就意味着，他们已连接在一起，而且可能是朋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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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投赞成票也可能意味着，这些议员在哪些法律应该通过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克林顿和奥巴马可能都对他们所拥护的卫生保健议案投赞成票，但是，他们仍可能跟对方一句话也不说。因此，记名投票结果主要反映思想意识是否一致，跟是否有良好的私交没什么关系。政治学家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斯塔尔（Howard Rosenthal）提出的先进技术表明，通过投票记录可将政治家划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发现，从思想意识上可以将政治家明显地划分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但这并不一定表明他们是朋友关系。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记名投票来找出参议员和众议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就会丢失无计其数的跨党的连接关系。我们知道，跨党的连接关系确实存在，比如民主党人士帕特里克·利奇（Patrick Leahy）和前共和党人士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就是关系密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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