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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投赞成票也可能意味着，这些议员在哪些法律应该通过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克林顿和奥巴马可能都对他们所拥护的卫生保健议案投赞成票，但是，他们仍可能跟对方一句话也不说。因此，记名投票结果主要反映思想意识是否一致，跟是否有良好的私交没什么关系。政治学家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斯塔尔（Howard Rosenthal）提出的先进技术表明，通过投票记录可将政治家划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发现，从思想意识上可以将政治家明显地划分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但这并不一定表明他们是朋友关系。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记名投票来找出参议员和众议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就会丢失无计其数的跨党的连接关系。我们知道，跨党的连接关系确实存在，比如民主党人士帕特里克·利奇（Patrick Leahy）和前共和党人士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就是关系密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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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记名投票之外，我们决定再看一下其他活动。当有议案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上提出时，提出议案的这个人被称为“主办人”。而后，议员们有机会通过签署为共同主办人，来表示对这个议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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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人要花大量时间寻找共同主办人，可以亲自向其他议员呼吁，也可以发“至同僚”信。这样做不仅增加了该议案通过的机会，也有助于他们赢得选举。他们在会场辩论、公开讨论、至选民的信和竞选活动中，还经常提及他们共同主办过多少议案。例如，曾任参议员的奥巴马在努力说服参议员同僚通过他的政府透明度议案时，声称这个议案已有“超过40个同僚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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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办行为中包含着关于议员之间社会网络的重要信息。在有些情况下，共同主办人实际上要帮助起草法律或促进立法。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主办人和共同主办人已经在一起商量过，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仅会在自己支持的法律上签署为“共同主办人”。尽管主办人和共同主办人之间没有任何私交时，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但更普遍的情况是，议员们根据他们与主办人的私交决定怎么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与某人的关系越密切，主办人越有可能找他做共同主办人，以便得到他的支持。共同主办人很可能对主办人产生了信任，或者，为了向主办人示好，这两种情况都会让他签署为共同主办人的可能性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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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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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共同主办关系网络项目，是政治学方面利用大规模数据进行研究的第一个项目。国会图书馆定期收藏国会议案记录，因此我们能接触到自1973年以来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280000项立法，这些议案涉及大约8400万个共同主办关系，利用这些数据可以测算一个议员从其他国会议员那里总共获得多少支持。数据分析方法也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计算每个议员获得共同主办关系的总数。如果政治家的影响力大，他们在寻求同僚支持他们议案方面，应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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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恰恰就在我们第一次采用这种客观方法测算影响力时，我们算出来的最有影响力的议员，却不以能力见长，而是腐败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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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年，美国众议院中得到最多支持的议员是兰迪·坎宁安（Randy “Duke” Cunningham），他是来自南加州的议员。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坎宁安卷入了当代国会史上最可耻的贿赂阴谋。坎宁安将他的房产卖给了国防项目承包商米切尔·韦德（Mitchell Wade），后者支付的价钱远超房产的实际价值（韦德很快又将房产卖掉，损失70万美元）。此后不久，韦德就拿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国防项目合同。坎宁汉还享用着归韦德所有的游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说，有承包商为了获得国防项目合同而为他召妓、提供宾馆住宿和豪华汽车。在联邦法院，他被判犯有逃税、阴谋受贿、邮件欺诈、电话欺诈等罪，最终被判入狱100个月，成为美国国会历史上被判刑期最长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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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特征是相互支持程度。如果共同主办关系真的能说明存在私人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能看到很多互惠行为——“你为我挠背，我就为你挠背”。我们计算了一个议员与另一个议员共同主办的次数，然后，与这个主办人回报的次数进行比较。毫不意外的是，相互共同主办关系的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在参议院的“好老弟”网络中更是如此。这种关系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一致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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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同主办关系能代表两个人共事的友好程度，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讨论整个网络的特性。历史数据告诉我们，在过去几年里，美国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极化现象日益突出。如果真的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一党之内的共同主办人/主办人关系来说，跨党的共同主办人/主办人关系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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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这样一个网络：民主党人只跟民主党人共事，共和党人只跟共和党人共事。用图形表示的话，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将形成两个完全独立的社区或者单元。现在假设，少数民主党人开始跨越两党之间的鸿沟与共和党人共事，反之亦然。这个网络的模块化程度大大减小，无法明显看出存在界限分明、不愿意一起共事的两个群体。在极端情况下，民主党人跟共和党人一起共事的次数，与跟民主党人一起共事的次数基本相当，反之亦然。网络看起来就像一个根本不存在模块的大网络。因此，网络的模块化越严重，极化程度就越高（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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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由100个美国参议员形成的假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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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黑点代表民主党，白点代表共和党，他们之间的连线代表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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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马克·纽曼（Mark Newman）提出了一些测量模块性的新算法，并发现在社会网络中明显有社区存在。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用其中的一种算法，分析了美国参众两院的极化现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极化程度显著增加，但随后就平稳下来。有些人将极化的剧烈演进归咎于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共和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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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奇里和共和党议员汤姆·德雷（Tom DeLay）、比尔·弗里斯特于1994年赢得了《与美国有约》（Contract with American）法案的压倒性胜利，改变了过去的资历体系，为共和党新任议员争取了更大的权力，并通过巩固得克萨斯和其他州的共和党地区，继续实现对众议院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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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网络分析显示，极化开始迅猛发展的时间要比1994年早很多。共和党人可能会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党派的分裂，但社会网络数据告诉我们，1994年领导权的变化，只不过是政治体制向极化程度更高方向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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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的极化现象相当严重，但相对于不快乐或超重现象来说，改变起来也不会更难。知识就是力量，知晓网络正在发挥的作用，是解决潜在问题的第一步。如果政治学家们在1990年和1992年就能通过共同主办关系网络去追踪极化现象，也许，美国公民早就收到关于议员社会网络所发生变化的报警信息了。也许，我们就能努力避免一些残酷的斗争，不至于让接下来10年的政治局势遭到破坏。至少，我们可以借助于社会网络，把能做的事情做好。例如，如果知道这样做就能避免美国政治体制发生巨变的话，也许1992年的民主党领导层就会更努力寻求与共和党的合作。实际上，这些改变让他们失去了12年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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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 [:170256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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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办关系网络，揭开关系背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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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社会连接关系信息测量群体成员的相对重要性方面，社会网络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方法。但是，所有方法都没有考虑我们得到的另一类信息：议员间的关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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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的直觉相悖，最适合测量社会关系的国会议案是那些得到支持最少的议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很多共同主办人的议案（有时被政治学家称为“妈妈和苹果派”），往往会得到与主办人没有交情的议员的支持。例如，有99位参议员共同主办了特德·肯尼迪的议案《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美国海陆空三军军人致敬》。与此相对照，仅有少数共同主办人的议案却意味着主办人和共同主办人是一起共事的同僚，或者他们彼此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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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03年，来自弗吉尼亚的议员爱德华·施罗克（Edward Schrock）是来自密苏里的议员托德·阿金（Todd Akin）主办的一个议案的唯一共同主办人。只要到他们的个人网站上简单看一下，就能发现：施罗克和阿金曾在众议院小企业常设委员会共事过，而且他们都提及了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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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将仅有少数共同主办人的议案上的共同主办人信息，作为判定议员之间连接关系的依据，并画出了支持关系网络图。在对这个网络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屁股决定思想”这个谚语确实有道理。一起共事过的人，即便来自不同的政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通常，多数党领袖和少数党领袖之间的关系非常牢靠，比如共和党的比尔·弗里斯特和民主党的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委员会主席和对方同等地位的人的关系也非常牢靠，比如共和党的鲍勃·奈（Bob Ney）和民主党的约翰·拉尔森（John Larson）。我们还发现，来自同一州的人或者来自相邻地区的人之间也存在很牢靠的关系，比如，来自南卡莱罗那的议员吉姆·德铭特（Jim DeMint）和来自北卡罗来纳的议员苏·迈里克（Sue Myrick）。但有时，与其他政党的成员关系密切，可能是转党的早期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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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跟很多民主党成员关系密切。在准备数据时，我们以为自己搞错了他的党派属性。但实际上，网络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转党的可能性非常大。2009年年初，他真的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