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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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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凯瑟琳·浮士德（Katherine Faust）和约翰·思科弗雷兹（John Skvoretz）在研究中解决了是否存在人类唯一性的难题。他们研究了15个不同物种的52个社会网络，这些物种包括黑猩猩、三种猴（短尾猿、白眉猴、草原猴）、母牛、鬣狗、高原矮种马、红鹿、银眼鸟、麻雀、山雀和人。关于人的网络，他们研究了经理人网络、僧侣网络，甚至是美国参议院网络。在如此众多的网络结构中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们发现为了做出准确预测，相对于物种特性来说，网络中的关系类型更加重要。例如，不同物种的理毛行为关系都是类似的。实际上，准确预测美国参议院网络结构的模型是母牛互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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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灵长类动物具有认知能力，这种能力非常有助于它们弄清社会信息的含义。它们能认出每一个群体成员；能区分跟谁有亲缘关系，跟谁没有亲缘关系；能对其他成员提供的资源和服务进行评估和比较；能记得过去与某些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能区分出谁是合作者，谁是坐享其成者；能通过比较判断出谁是未来的对手、伴侣和同伙。它们还掌握自己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之间关系的“第三方知识”。例如，在对草原猴进行的一组实验中，调查人员放一段草原猴幼崽尖叫的录音。群体中的成年草原猴并没有向发出尖叫声音的方向看去，而是先看向一个雌猴，它们根据听到的叫声知道这个雌猴是发出叫声幼崽的母亲。其实，成年人在飞机上听到一个孩子哭叫时的反应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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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灵长类动物还能够调整它们的社会网络，以应对失去伴侣等不幸。例如，如果一个物种中的雌性失去了最亲的成员，她们的反应就是花更多时间为其他交往的同类理毛，并扩大互动成员的数量。人的行为也是类似的：一个刚刚失去亲人的妇女会加入许许多多的新群体，目的是结识新朋友或找到新伴侣。这样，她的朋友们会一起帮助她从悲痛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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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灵长类动物中也有类似（虽然简单一些）的行为，那么，很多人的社会网络行为都是硬连接[2]，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人对社会网络的调整及彼此间的互动，要比其他动物更复杂，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网络会发生改变。我们在第9章将要讨论，尽管网络依赖于其成员，但它天生就是稳定的。新成员的来来去去都是正常过程的一部分，网络通过这一过程得到进化并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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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需要人类拥有更大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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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与远古人类社会、人类的灵长类远亲、其他社会性动物甚至人类的基因那里，找到证据支持下述观点：社会网络是古老的基因遗产。但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要与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上那些没有亲戚关系的人合作。为了在如此复杂的社会里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人类必须拥有一些特殊技能。人类的大脑似乎就是为社会网络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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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拥有超大的大脑和独一无二的、从语言到抽象数学的认知能力。进化生物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大脑的起源和功能都已经提出了很多解释性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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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智力假说”认为，由于人的大脑比其他物种的大脑大，因此在执行认知活动方面（更好的记忆、更快的学习）也比其他物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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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智力假说”认为，为了应对特定的环境挑战，特定的心智能力得到进化。例如，将食物藏在很多地方的储藏鸟就具有极好的记忆，而社会性昆虫则拥有复杂的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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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个头很大的大脑，人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社会智力假说”，这一理论最近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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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社会智力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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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智力假说”认为，人们都与他人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都面对着复杂的社会环境，正是这种挑战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地进行合作或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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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关于网络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是“超社会的”，他们的语言、抽象推理、移情和领悟等技能都与高度社会化的环境相适应。这一理论还认为，人的技能经过进化就会产生和形成社会群体，他们将生活在社会化的世界里，并不断完善社会网络结构。这些群体可以按大范围划分（他们有完整的文化，有自己的语言和史前器物），也可以按小范围划分（比方说，亲戚之间的交往）。一旦人们通过特定的社会网络连接关系形成特定的社会群体，就能够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他人，不管这些人相距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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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历程的某些阶段，灵长类动物会将某些技能应用到与繁衍后代无关的关系上，而这些技能本来是用于择偶的，或者是为了维持一个稳定的家以繁衍后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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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动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和苏珊·舒尔茨（Susanne Shultz）认为，很多灵长类动物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一种依附关系，在其他物种中，这种关系仅存在于为了繁殖需要而建立的雌雄组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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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同性的灵长类动物，还是异性的灵长类动物，它们都能够为了互惠而形成稳定的关系。而且，每个关系都有可能给它们带来更多的关系，因为，每个朋友都有可能连接另外的朋友。两个人之间仅存在1个关系，但是，三个人之间可能存在3个关系，四个人之间可能存在6个关系，五个人之间可能存在10个关系，等等。由于可能的关系数量随群体规模呈指数增长，为了跟上整个社会生活的步伐，认知能力就可能会发生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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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大脑假说的更直接证据，是通过功能性MRI得到的。人们利用功能性MRI研究社会决策与神经的相关性。神经学家已经发现，我们利用大脑中非常大的一部分关注社会互动，这一部分大脑称为预设状态网络。我们甚至扩大了这些大脑区域的用途，将它们用于思考当代政治领域的结盟和冲突。生物学家也发现，颜色视觉大约占大脑容积的三分之二，它主要是用来识别皮肤颜色差异的。也许只有这样，群体中的成员才能识别出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情绪状态。非常有趣的是，具有这种能力的物种几乎都没有面毛（比如，人有时也被称为“裸猿”）。这就意味着，颜色视觉的进化，是为了满足看清其他群体成员的面部情况和判断他们情绪状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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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数百万年来，我们的社会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监视他人的能力和决策能力，也可能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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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和他的同事们，在“社会智力假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它的一个变种：“文化智力假说”。这一假说认为：更高级的认知功能，建立在社会技能整体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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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应该存在一个年龄节点……在儿童接受书面语言、符号数学和正式教育之前的某个年龄节点上，人类的物理认知技能，如空间、数量和因果关系，与我们的灵长类近亲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们的社会文化认知技能——特别是与文化创造和学习相关的部分，如社会学习、沟通和心智理论等，与人类是有较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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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智力认知假说”在认知实验中获得了支持。实验是在黑猩猩、猩猩和人类两岁半的孩子之间进行的，采用的是“灵长类认知测试系列”（Primate Cognition Test Battery）问题集。这是一种IQ测试，测试的内容五花八门，包括：找奖品，在不被看见的情况下挪动位置之后找奖品，区分数量，理解东西的外貌可以改变，理解功能性和非功能性工具的道具，等等。IQ测试是在人类的孩子和成年灵长类动物之间一对一比较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人类的孩子表现出超强优势的项目是密切注意参与者凝视目标的方向，和读懂了他人的意图。这些项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即便在这么小的年纪，人类孩子的物理认知就跟类人猿的物理认知不相上下，而且在某些社会领域，人的认知水平明显技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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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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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人脑似乎是专门为社会网络而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选择青睐更大的大脑和更强的认知能力，以满足更为复杂社会环境下的需要。生活在社会网络环境下的群体成员面临的众多认知挑战，都是独立生活的个体，或是没有建立连接关系的群体中的成员不曾遇到的。之所以会存在这些挑战，是因为生活在群体中的人需要相互理解，需要与他人合作，偶尔，还要为了群体的利益做一些利他的事情。为了避免自我伤害行为，为了成功捕获大型动物，为了避免在“生存者”游戏的投票中出局，人类必须有一个更大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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