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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这个流行病爆发过程中，细菌是虚拟的，受害者也是虚拟的，但是，化身的行为却是完全真实的——以至于学者们试图通过研究他们，来推断人们会怎样应对生物恐怖袭击或者流感这样现实世界中的疾病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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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兽世界》中有些角色拥有治病能力，他们试图治愈饱受“堕落之血”折磨的那些人，不过大多没有成功。他们表现出利他主义行为，多数情况下都是急匆匆赶往流行病爆发的中心地带施以援手，但往往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告终。遗憾的是，他们的无私行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导致了疾病流行的进一步恶化：一方面，治病者往往变成传染源；另一方面，他们“治愈”的那些患者仍然是细菌携带者，跟让他们直接死去相比，这会将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游戏中的另外一些角色则缺乏利他主义精神，或者说缺乏治病者的责任感。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惊恐万状地逃离发生疾病传染的城市，但却让疾病传播得更远。还有一些角色受好奇心或追求刺激心理的驱使，急匆匆赶到传染病爆发地，想看一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以及传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受害者倒在血泊中）。另外一些角色的行为则带有反社会的特征，他们故意将自己暴露在会导致疾病传染的环境下，然后迅速将自己运送到敌人的阵地上，甚至是自己的家里，任由流行病蔓延，导致尽可能多的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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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称奇的是，对“堕落之血”流行病爆发的详细研究成果发表在《柳叶刀》上——这是一本医学杂志，通常专门报道现实世界中的生物学以及现实世界中病原体的治疗。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看一下：是否可以通过虚拟世界，模拟疾病流行期间现实世界的行为。论文作者指出，如果今后能设计出虚拟的流行病，并与在线游戏天衣无缝地集成在一起，就可以对现实世界中人们对流行病的反应进行合理的类比，甚至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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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社会互动都是以面对面沟通这种唯一的方式进行。但是，这一切都因技术进步而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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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信息的广播方式层出不穷，如教堂钟声、烽火、图书、手提式扩音器、收音机、电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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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沟通方式也增加了许多，如书信、电报和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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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又有了其他沟通和互动方式，尽管这些方式已高度普及，但它们实际上非常了不起。利用几年或十几年前还不存在的技术，人们相互的沟通和互动方式不断翻新：短信、twitter、电子邮件、博客、即时通信、谷歌、YouTube、Facebook，等等。即便如此，有些东西是不会因技术改变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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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出现一种新的沟通方式，都会引发一场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的争论，这样的场景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悲观主义者担心：新的沟通方式会弱化人们与他人联络感情的传统方式，导致人们不再亲自与他人进行全方位的互动。而在往昔的日子里，这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些技术仅仅是对人们过去建立连接关系方式的扩大、延伸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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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互联网来说，拥护者认为：在网上建立关系可不受地理条件限制，甚至也不会受到害羞和歧视的影响。互联网拥护者还认为，这种大范围的匿名互动是有优越性的，因为这在现实世界是很难组织起来的。我们不再局限于只跟少数人建立私人关系，而是跟数百人或数千人建立君子之交。我们不再仅仅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许还认识我们朋友的朋友。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社会视域之外的天地，甚至可以站在巨大的全世界社会网络的角度审视我们自身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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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魔兽世界》或《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这样的大规模网上游戏，Facebook或聚友网这样的社交网站，YouTube、维基百科或eBay这样的共享信息网站，还是Match.com和eHarmony这样的婚恋网站，都只不过是与他人建立连接关系的实现手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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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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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建立连接关系是人类自古已有的社会习性，通过新技术的应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而不必面对面交谈。网上建立的社会网络千差万别，可能是抽象的、大规模的、复杂的，甚至是超现代的，但不管怎样，反映的都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倾向，这与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围着篝火口口相传的动人故事没什么两样。尽管通讯技术已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比如印刷机、电话和互联网，但是它们没有让我们远离过去，而是让我们更靠近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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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生活，扩展现实生活中的人类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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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真正的在线行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为什么能兼具新颖与平淡的双重特征，我们必须回顾一下50年前的一个标志性实验，这个实验针对人类一种非常极端的行为。我们曾在第1章讨论过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六度分隔理论和人行道研究，实际上，他还做过一项更为著名的研究工作。在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于耶路撒冷接受审判之后不久，为了满足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人是如何在诱导之下“执行命令”去残忍伤害他人的好奇心，米尔格拉姆于1961年开始在耶鲁大学设计了一个对“服从”进行评估的实验。他想告诉大家，普通人是怎样顺从权威的，他们怎样就被很容易地说服去伤害他人，甚至是致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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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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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所要研究的被试被称为“教师”，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被试的身旁坐着一位“实验者”，教师要按照实验者的指令行动。只要“学习者”在单词记忆测试项目中给出错误的答案，“实验者”就要求“教师”以更高的电压电击他。教师和学习者都是随机选取的。但所谓的“随机选取”是蒙人的，学习者实际上是米尔格拉姆的托儿——47岁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职业是会计，经过训练后在试验中充当“学习者”。实验者也是个托儿——一位相当严肃的生物学教师，但穿着实验服。学习者被带到一个小房间，而教师坐在房间外，隔墙倾听房间内围绕学习者所发生的事。这位教师是唯一不知道真相的人。按照预先安排，学习者在记忆测试上的表现很糟糕。米尔格拉姆关注的是，教师是怎样被实验者说服而采取相应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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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实验者说服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这一比率高达65%），教师在听到错误答案后会继续实施“电击”，直到学习者经受致命的最高电压的电击。实际上，即便学习者用尖叫表示抗议，甚至用力撞墙，教师仍这样做。尽管几乎所有的教师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流露出痛苦的表情，甚至有很多人为学习者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还是在实验者的怂恿下继续实施电击。实验者就坐在他们身边，面无表情地说些“实验要求你继续下去”等诸如此类不轻不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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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和其他人）已重复这个实验很多次了，并对实验过程做了不少调整。例如，米尔格拉姆评估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从众或权威才能成为被试的行为动机。在一个实验过程中，参与者的房间里加入了另外两个“教师”（他们也是米尔格拉姆的托儿）。如果这两个教师拒绝执行实验者的命令，只有10%的被试实施了最高电压的电击。很明显，拒绝执行命令者的出现，有可能让人们放弃做一些他们单独会做的事情。这个结果启发米尔格拉姆后来进行了人行道实验。但总的来说，经过1999年对众多这种实验的系统分析，人们发现，尽管环境条件千差万别，但是服从率还是高度一致的：61%~66%的被试愿意让他人承受致命的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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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对这种服从现象给出了两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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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从众确实是人们的行为动机之一。人们有一种将决策权交给群体或上级的倾向，特别是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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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人们会将自己与自己的行为分离开，而将自己的行为看做另一个人意愿的工具，因此，他们不认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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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发表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实验就饱受非议，并被大家指责为“不道德的”。这个实验不仅涉及严重的欺骗（被试错误地以为他们的角色分配是随机进行的，而学习者真的在承受电击的痛苦），而且，被试也承受着很大的痛苦，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是自己伤害了另一个人。实际上，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之后的若干年间，进行类似的实验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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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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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实验也能重现同样的场景。2006年，由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组成的小组重做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不过，用的是真正的教师和绝对虚拟的学习者。这些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虚拟环境，并告诉34位被试，学习者是电脑卡通人物。教师带上虚拟现实的耳机，并被告知，只要学习者没有在记单词测试中给出正确的答案，就以不断增加的电压电击他们。34位被试分成两个实验小组。其中的23个人在给虚拟的学习者“施加痛苦”时，能够看到他们的样子，听到他们的声音，另外11个人则只能通过文字界面与学习者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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