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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把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外表对自身行为的影响称为“海神效应”（Proteus effect）。普鲁透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他能变出任何他想要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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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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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实验中，人们被指定的化身高度不同。然后，被试的化身坐下来玩第7章介绍的“最后通牒博弈”。被指定高化身的玩家在玩的过程中想分得更多的钱。当给他们100美元并让他们分配时，按平均计算，他们提议的分钱方案是：他们得61美元，另一个玩家得39美元。相比之下，矮化身玩家提议的分钱方案按平均计算是：他们得52美元，另一个玩家得48美元。相反，当玩家处于博弈游戏的接受方并对75美元：25美元的分配提议进行权衡时，高化身的玩家接受这一提议的次数占38%，而矮化身玩家接受这一提议的次数占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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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明显的是，虚拟世界的互动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保持下去。在参加这个随机指定化身的游戏之后，被指定吸引人化身的人在现实世界中也显得更为自信。在一次实验中，他们在婚恋网站上看到了一组照片。被指定为吸引人化身的志愿者非常确信，有吸引力的人将有兴趣与他们约会。这些效果甚至可用于身心治疗。也许，通过化身在虚拟环境中进行角色表演（例如扮演残疾人），会增加人们对残疾人的移情作用。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将吸引人的化身指定给缺乏自尊的人或者有身体缺陷的人，让他们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世界，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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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验还可用来回答一些更基本的问题：我们的外表是如何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而不只是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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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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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们在网上似乎也遵循着与现实世界一样的种族观念。在一项研究中，通过让其他种族的人提出一个简单的请求，人们对虚拟世界There.com的化身是否愿意帮助其他种族的人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深色皮肤化身提出的请求，没人搭理的可能性非常大。化身在性别方面的行为规范也与现实世界相一致。例如，在虚拟世界里，相对于两个女性化身而言，两个男性化身（不管控制他们的现实世界中的那两个人的性别是什么）之间的人际距离要大一些。此外，男性化身也很少与其他化身进行眼睛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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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在线互动过程中，尽管我们已进入了数字世界，但我们的行为仍然是很人性化的。即便穿越了数字世界，我们也不会把利己、贪婪、偏见、利他或感情丢弃掉，就像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和他的同行者在穿越大西洋时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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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海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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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效应是指人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外表对自身行为的影响。如在虚拟游戏中，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化身，因而得到了别人在网络世界的尊重，则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也会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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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的流动能力，更大范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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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其他社会经济变革，极大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技术与其他社会经济变革的漫漫征程上，在线世界只不过是最后一步。世界范围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以及运输与通讯领域的迅猛发展，对于我们遇见谁、跟谁做生意、跟随一起去上学、爱上谁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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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0年间，全球人口已经从不足10亿增长到今天的近70亿，其中人口增加的半数发生在1960年之后。人口密度增加得更快，从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中就可见一斑。人口密度的增加，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人们互动的方式，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由于运输的发展，人们的流动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人口在200年间增加七倍的同时，人们的流动率增加了上千倍，这进一步加剧了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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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叶，公海航行的动力逐渐由船帆转向了蒸汽机。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船体、推进器和发动机设计上的重大改进，大大缩短了远距离航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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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英国第一舰队（First Fleet）从英格兰到澳大利亚需要历时8个月，海上航行12000海里，而一个世纪以后，这样的航行仅需50天。1925年，两国之间开通了空中航线，1928年，爱冒险的伯特·辛克勒（Bert Hinkler）仅用16天时间就完成了横跨两个国家的单独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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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飞行时间的减少模式，与若干年前的海上航行时间的减少模式非常类似。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之间的空中飞行时间呈指数规律减少，已经由1955年的大约2天缩短为现在的不到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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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技术对人们在空间流动的影响，也可以通过200年间法国的情况得到一个总体印象。在这200年时间里，人们的旅行方式不断改变，从马匹和驳船，发展到铁路和汽车，再发展到高铁和飞机。人们平均每天的旅行距离增加了上千倍，由最初的不到十分之一公里，增加到约100公里。再考虑这一时期法国的人口大约由3000万增加到了5800万，因此，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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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家大卫·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在调查自己家谱时做的一些工作，也许最能说明人类流动性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布拉德利记录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世纪里，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他自己的旅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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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曾祖父生活在英国中部北安普敦的一个小村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从不会离开区区40公里见方的一小块儿宝地。他祖父的活动范围稍大一些，曾去过伦敦，但仍然局限在英格兰南部400公里见方的地区。他父亲在整个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活动范围扩大到了4000公里见方的更大区域。而布拉德利是个环球旅行者，活动范围遍布全球，而地球的周长约为40000公里。大体上看，每经过一代，布拉德利家族的活动范围就扩大10倍，照此推算，布拉德利的儿子必须是个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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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中，为了真正掌握人们的流动情况，必须要想办法把一颗芯片植入人体内，然后连续若干天对其进行追踪。但这种想法太不切实际，科研人员无法实施。不过，有一天他们突然想明白了：人们身体上本来就有这样一个装置。在开机状态下，人们携带手机不停地与可使用的基站建立连接，经过一些复杂的几何运算，就可以追踪手机使用者的活动状况。与在WheresGeorge.com网站上追踪钞票的交换情况相比，这是掌握人们活动情况的一种更为精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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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想法，物理学家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 Laszlo Barabasi）[1]和他的同事获得了某个国家超过600万手机用户的记录。他们从这套数据中抽出10万人，获得了这些人6个月内的流动记录。每当人们向外打电话或者接听他人的电话时，位置信息就被记录下来。他们获得了16264308个位置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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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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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巴西发现，人类的总体流动模式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首先，人们的移动遵循“列维飞行”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我们已在第5章对此进行过讨论。其次，人们移动的距离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移动的距离很长，而另一些人则移动得短一些。这种复杂情况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倾向于返回相同的地点，例如，家、工作单位、喜欢去的饭馆、商场等。我们会多次出现在这些地方。而且，我们的“飞行”也不总是随机的，毕竟，我们大多数晚上都是在同一张床上睡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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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流动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空间距离对人们限制的逐渐消除，对于细菌、货物、信息和思想等事物的传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与人类的祖先相比，我们今天能建立范围更大的连接关系。我们会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而与各式各样的人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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