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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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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一书反思了电子产品、社交媒体、网络世界到底让我们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以及对我们的健康、快乐、工作、生活来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近一两年出现了不少同类题材的书和文章，相比之下这本书非常细致、丰富，也更具深度与说服力，它的反思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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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社交媒体都是新生事物，是人类社会的新生空间，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体验，也带来了新的烦恼，这些来自各个维度的思考甚至质疑，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际交往的本质、幸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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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两个核心观点：1.朋友关系至关重要。2.面对面交流有助于创建更好的朋友关系。这两点我都赞同。张小龙作为微信的创始人，他也反复强调，微信是一个工具，希望它让人们的工作、生活与交流变得更高效，用完即走；而不是把微信这个软件本身当作情感依赖与社交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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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来自学术界的反思、互联网产品设计者的理念以及普通用户的体验，都有助于帮助我们找到与电子产品、社交网络更好的相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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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170258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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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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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一个“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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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愿意为你捐献肾脏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3/1 000。而有两个人愿意这么做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但是，约翰却得到了4个人的捐赠。他凭借着培养了数十年的坚实的人际关系，最终战胜了病魔——这疾病曾经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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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Face-to-Face Contact Can Make Us Healt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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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er, and Sm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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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的一天，一位名叫约翰·麦科根（John McColgan）的摇滚乐手被告知，他需要一颗新的肾脏，而且要尽快拿到。在美国，每天都有12个人在等待肾源的过程中死去。当约翰的名字被加到肾脏移植等候名单中时，他前面已经有86 218个人了。不过当时他住在加拿大，那里的等候名单比较短，“只有”2 941人。1[1] 尽管如此，这个消息仍然令他倍感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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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是一名鼓手，一个充满活力、肌肉发达的男人，剃着大光头。虽然他在25岁左右就被诊断出患有进行性肾脏疾病，但他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在噩耗传来之前，他没怎么担心过自己的健康。他在48岁时还经常跟比自己年轻10岁的男人打篮球。而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自己17岁的儿子打上几个回合。约翰夏天会滑滑板，冬天会去滑雪。他每天都会在自家客厅的地板上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更不用说击鼓了，那本身就是一种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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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30岁前，就跟琳达·朗丝黛（Linda Ronstadt）、凯特和安娜·麦加里格尔（Kate and Anna McGarrigle）一起演奏过。后来，他还给“大妈妈桑顿”（Big Mama Thornton）合过音，为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和史蒂威·雷·沃恩（Stevie Ray Vaughan）等超级巨星暖过场。不过他的收入不多，比挖灌溉渠和翻新住屋的工人多不了多少。约翰的车，油箱常常空着，他的房租也时常因无钱而过期未缴。但是他在舞台上的活跃形象和在舞台下的轻松随性，赋予他一种校园男孩般的永恒魅力：他总能从朋友那里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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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约翰是富有的：他拥有一群固定的朋友，其中大多数人都彼此认识，经常往来——这是最为强大、有力的社交网络所应具备的特征之一。就约翰当时面对的困难来说，就算他有大笔银行存款，其实也无济于事——因为，除了伊朗和新加坡以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买卖器官进行移植都属于非法行为。2 在危机面前，他的家人也无能为力——他的父亲在50岁时就因为多囊性肾病去世了，把这种遗传性疾病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他的母亲则在几年之前因为癌症去世。诊断出来的几个月后，约翰终于意识到，不能一味等待父母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身上。他得自己去寻找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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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18个月后，我见到了约翰。肾脏移植的严峻考验已经过去。我认识他至少已经有20个年头了，我能看出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看上去非常虚弱，光秃秃的后脑勺上有些头发茬，就像一天没刮的胡子那么长；我们坐在蒙特利尔的一间咖啡馆里，借着从积满污垢的窗户投射进来的微光，我发现他的皮肤看起来就像透明的一样。他告诉我，在他认识的人里有4位都愿意捐给他一个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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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他的前妻艾米。但是她的毒瘾不仅破坏了他们的婚姻，也损害了她自己的健康。虽然她最近已经戒掉毒瘾，但是她的器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妻子的姐姐也愿意为他捐献肾脏，但是约翰觉得，这会把事情搞得太过复杂。杰西现在是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也是一名职业舞蹈演员。当我问她为什么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时，她大吃一惊，惊异于我为何有此一问：“怎么说呢？你也是认识约翰的。你知道所有人都喜欢他。我怎么会不愿意把自己的肾脏给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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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一位名叫凯特的老朋友。她在一间画廊的开幕式上走到约翰面前，不假思索地提出她愿意帮忙。她后来告诉我，在她提出要捐献肾脏之后，她自己也开始害怕起来。后来她咨询了负责器官移植的护士，如果她捐献肾脏，那么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护士告诉她，平均每3 000人里有1人会在手术过程中死亡，而且外科医生可能会不小心刺破她的脾脏。“然后我想，我是不会死的。这事儿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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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术前检查也十分辛苦。虽然她的血型和组织与约翰十分匹配，但医生们仍然没有结束检查的意思。“仅仅在那一年里，我就被检查过至少5次，被抽了16瓶血样。他们提取了各种细胞，检测我们的匹配度。然后他们又检查了我的整体健康状况，做了超声波和电脑断层扫描，还做了一次乳房投影检查，结果发现了一处囊肿，所以他们给我做了活检。然后我还做了24小时泌尿测试，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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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接受了一次漫长的询问，移植小组对她的动机进行了百般探查。“我看得出他们心存疑虑，因为我并不是约翰的家人。”由于强效抗排斥药物已经临床使用了10年之久，所以捐赠者和受赠人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尽管如此，医学专家们也需要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自愿去承担这一切风险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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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还是出了问题——虽然凯特已经做好了接受手术的准备，但是约翰没有。最后因为时间不合，她没能成为约翰的肾脏捐献者。约翰最终得到的肾脏，来自多年的老友弗雷德。他在少年时代就跟弗雷德一起听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当年这两个15岁的孩子还试着在弗雷德家的地下室里拿吉他即兴演奏。30年过去了，现在他们每年可能只会见上一两次面。但当约翰需要肾脏时，弗雷德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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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愿意为你捐献肾脏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3/1 000。而有两个人愿意这么做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3 但是，约翰却得到了4个人的捐赠。他凭借着培养了数十年的坚实的人际关系，最终战胜了病魔——这疾病曾经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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