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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雪莱·泰勒（Shelley Taylor）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人物，她把这样的现象称为“照料和结盟反应”（tend-and-befriend）。你可能不知道生物机制在推动照料和结盟反应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血液中激增的催产素减轻了疼痛和炎症，让你感到愉悦，最终提升了你的康复概率。但就像西尔维一样，大多数女性都有这种感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社交网络中的其他女性一定能给她们提供宝贵的支持，有时候是至关重要的信息，有时候是难以言表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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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170258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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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弱关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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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在慢性疾病面前，朋友就比家人更重要？西尔维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社交网络中关键信息传递的两条重要规律，第一，在我们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时（比如找工作、找医生、找租房），较弱的社交关系往往最有影响力。这类重要的信息往往来自我们不熟悉的人。自从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提出“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后，这个规律已经得到了反复的证实。39 为什么我们最有可能通过朋友或同事的伴侣或者伴侣的同事，找到最合适的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工作，还有我们的真命天女和真命天子？因为家人和密友知道的东西跟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差不多。我们的背景、人际关系和兴趣都太像了，所以我们的信息来源也往往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弱关系能为我们架起一道通往新信息的桥梁，我们的泛泛之交往往知道我们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不知道的信息。他们的社交关系往往跟你极为不同。如果没有这些中间人的帮助，你可能永远接触不到那些人的人脉和他们掌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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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关系的力量 The Strength of Weak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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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时（比如找工作、找医生、找租房），较弱的社交关系往往最有影响力。这类重要的信息往往来自我们不熟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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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传染病专家和小说家亚伯拉罕·维基斯（Abraham Verghese）写过一本感人至深的回忆录《我的祖国》（My Own Country ），回顾了自己在艾滋病疫情爆发时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的临床教育工作。他首先讲述了自己和其他几位在印度接受医学训练的医生是怎么借助弱关系的力量进入美国医学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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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印度的医学院毕业回到美国的时候，印度医学院的几位学长已经开始在美国的几间医院里实习了。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共同组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专业网络。我只需要打几个电话，就能知道每个城市有哪间医院可以申请；哪间医院不必考虑，因为他们从不招收外国毕业生；哪间医院会在头一年招收外国毕业生，让他们干些枯燥乏味的粗活，但是从不会让他们待到第二年——这就是声名狼藉的“金字塔式”住院医生实习制度。这个专业网络总能告诉我，我可以向谁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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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几页之后，他又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弱纽带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可以把五湖四海拥有相似背景的人聚集到一起，比如在田纳西州东部斯莫基山中的一座小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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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地方聚集了这么多外国医生，有时候还真有点滑稽。我有一次想找心脏病专家帕特尔医生，请他帮忙看看急救室里一个得了疑难杂症的老妇人，我的利尿剂和强心剂都没办法改善她的心力衰竭。帕特尔医生的妻子告诉我，他在“泌尿科的帕特尔”家。于是我又给那里打电话，却听说他和“胸肺科的帕特尔”去了“肠胃科的帕特尔”家。肠胃科的帕特尔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她是第一代印度裔美国人。她用标准的阿巴拉契亚口音告诉我：“估计他们正在梅塔[8] 家打金罗美牌。”他们确实在那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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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维基斯是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白人，那么他的辉煌成就似乎会因为他利用了老同学的关系网而显得黯淡了不少。但是他来自亚的斯亚贝巴[9] ，他和那些名叫帕特尔的医生一样，凭着自己的直觉采取了所有成功的移民人士都会采取的行动：尽最大可能利用了他们的弱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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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成为一个好医生，还是找到一个好医生，我们都更有可能通过偶然结识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为这些实际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法。格兰诺维特认为，个人的社交网络可以改变大范围的商业和文化的走向。根据他的说法，正是这些松散的网络推动了硅谷早期的发动机。我也意识到，从小范围来看，西尔维的生活，还有我自己的生活，都被我们的弱纽带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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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我一直希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作，但是后来我成了一个专职的临床心理学家，偶尔才能为报纸写点儿文章。机缘巧合之下，我遇到了一位我当时还不太熟悉的健康作家。他帮助我当上了一个专职作家，偶尔才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41 我的职业发展有点像数千名魁北克政府管理者中的84%——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弱社会关系，谋到了现在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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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的职位一直颇受青睐。虽然魁北克省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试图规范雇佣流程，希望把更多的机会留给真正有学识的人，而不是人脉关系多的人，但是社会学家西蒙·朗格卢瓦（Simon Langlois）发现，将近一半（42.7%）的政府雇员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有意思的是，雇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的弱社会纽带就越有可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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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蓝领工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虽然84%的专业人士、经理和管理者都是通过他们认识的人找到工作的，但是只有19%的蓝领工人是通过朋友的介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就要看他们和亲密朋友、家人之间的强关系了。从墨西哥城的棚户区到贫困的美国家庭，研究人员反复证明了强关系的作用。格兰诺维特写道：“穷人更依赖于强关系。”42 虽然你需要很多信息，但是你不得不依赖于自己和亲密朋友以及直系亲属的强网络，这也就意味着你更少了解新的机会。格兰诺维特相信，穷人对强关系的绝对依赖正是贫穷可以自我延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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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纽带理论还有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推论：大多数女孩和女性更喜欢和一小群家人、朋友创建一对一的亲密关系，而大多数男孩和男性更喜欢在庞大的社交网络——比如大型团队、跨国公司，或者军队中创建很多弱关系，不过，他们对每个关系的投入都远远少于女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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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对此直言无讳：“女性风格的人会创建少数几条强大而紧密的社交纽带。男性风格的人会创建更多较为脆弱的社交纽带。你是否渴望拥有一段感情深厚、家庭稳固的婚姻？如果是的话，你需要的就是女性风格。你是否渴望加入一个团队，比如船队、狩猎队，或者足球队？如果是的话，男性风格就更适合你。”44 他解释说，每种风格都有利有弊。虽然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二者兼顾，但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就会知道自己更偏重哪一个（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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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西尔维和约翰的社交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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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继续推演，似乎最弱的关系——比如Facebook“好友”之间的关系，最有影响力。如果你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比如介绍新工作，推荐几家餐厅，或者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场一夜情，那么这些弱关系确实有可能帮上你的忙。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些更内在的帮助——假如你正在跟一种可怕的疾病抗争，网络关系就替代不了面对面的互动了。或许因为现场互动可以让负责社会认知和奖励的大脑区域（腹侧纹状体、前扣带皮层和杏仁核）产生更剧烈的活动。在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瑞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的带领下，研究小组完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比较了面对面互动和录音录像互动时大脑有什么反应。萨克斯解释说，她的研究证明了我们为什么在和其他人共处一室、看同一样东西时会感觉心情愉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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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缺乏个人动态社会元素的人际互动，会不会让你觉得很难受？其实还真差不多。有证据显示，通过互联网创建社交关系可能会让你感到更加孤立。21世纪初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罹患非侵入性乳腺癌的纽约女性中，把电脑当作研究工具的人比完全不碰网络的人感觉到了更大的社会支持。用笔记本电脑搜索医疗信息倒还好，但是，她们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越多，她们就感到越孤独。46 很多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它被称为“互联网悖论”。互联网本来是应该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难道不是吗？47 其实，这取决于你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你需要信息，那是一回事。如果你需要一个拥抱或者分享一个私密的玩笑，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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