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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凯德其实还可以把子宫也算上。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实验心理学家玛莎·麦克林托克还在马萨诸塞州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读本科。她注意到，随着她跟卫斯理学院的室友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她们的月经周期也越来越同步。当时，几位男性科学家正在讨论一个类似的现象——不过他们谈论的对象是关在笼中的雌性小鼠。她向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她的真知灼见只引来一片讥讽。在缅因州举行的杰克森实验室夏季工作坊上，她对怀疑者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女人也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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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的1971年，23岁的麦克林托克证明了月经同步的现象。她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月经同步和抑制》（Menstrual Synchrony and Suppression ）的开创性文章。麦克林托克写道，室友和亲密好友的社交互动，会促使参加实验的135位女大学生出现月经周期重叠的现象。年轻女性的月经周期之所以会出现同步，不仅仅取决于她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取决于她们之间的亲密程度——跟“只是室友”的组合比起来，亲密的好友会出现更明显的月经同步现象。麦克林托克推测，促成这种现象的催化剂就是信息素：一些与我们的情绪状态有关，通过空气传播，没有气味的微小化学信号。它们可以改变周围其他人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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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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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同步现象也被称为“麦克林托克效应”（McClintock Effect）。研究人员在大学宿舍（包括单性别和混合性别）的女生、基布兹集体社区[18] 的女性、共同生活的母女、女同性恋伴侣、公社和合作社的居民以及护士和办公室女性职员身上都发现了月经同步现象。24 但是，月经同步并不是一条普遍适用的铁律，科学家对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仍然莫衷一是。[19] 尽管面对面传染背后的生理机制仍然暧昧不明，但是麦克林托克效应告诉我们，人类可以在未经自己同意，他人也毫不知觉的情况下，与他人交换有关个人情绪和生殖状态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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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会有人研究月经同步现象？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个奇特的发现。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想办法说服了18位阿尔伯克基市的大腿舞者，参加他的研究项目。他计划追踪她们的收入情况，再与她们的月经周期进行比对。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样本，但是舞蹈者的工作时间很长，所以米勒和他的两位同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统计了5 300次大腿舞。到研究结束的时候，研究人员和舞蹈者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给每个舞蹈者都分配了一个身份代码，所以这是一项完全匿名的研究。研究人员还设置了一个保密的邮箱，舞蹈者可以把完成的调查问卷投放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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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研究人员把舞蹈者的月经周期和其每5个小时（一轮班）的收入进行了比较，最终发现了一条有趣的规律：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男性更有可能选择排卵期的女性，而不是正在行经的女性。在每次舞蹈结束之后，排卵期的女性似乎也能得到更多的小费。排卵期是女性在月经周期中最有可能受孕的阶段。排卵期的舞蹈者每5个小时可以赚到354美元，大约等于每小时70美元。而正在行经的女性每一轮班只能挣到185美元，也就是每小时37美元，差不多是前者的一半。（处于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女性，每一轮班可以挣到264美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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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灵长类动物表亲会通过颜色鲜亮的生殖器隆起来宣示自己的生殖能力。而同为灵长类的人类，则进化出了某种更为隐蔽的方式。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看不见的信号，向他人传达同样的信息，而且这些信号会对我们的朋友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当然，它们也会影响我们的钱袋。掌握强权的女性，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希拉里·克林顿和米歇尔·奥巴马，都非常了解个人形象在面对面会谈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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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只有女性受益于自己的形象。研究显示，个子高的男性一般都比个头较矮的同事工资高，寻找男性伴侣的女性也更青睐衣着昂贵的男士。26 不管你乐意不乐意，我们都会释放出各种各样的信号，比如激素波动、行为同步，还有其他“亲身”指示物。但是，你必须跟别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才能让这些信号击中目标。一旦信号击中了目标，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不仅能影响我们口袋里的金钱，还能改变我们对未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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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怀孕也会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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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特利尔，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戴安和鲍勃，他们不知道要不要组建自己的家庭。他们告诉我，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就像世界上的任何一对年轻夫妇一样，完全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紧紧拥抱着自己的爱人，不理会其他任何人的干扰——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后来，鲍勃的姐姐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他听到消息后，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买了一张飞机票——他想看一看自己的外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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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鲍勃31岁，比他的姐姐小5岁，而他的妻子戴安刚刚从大学毕业。他们虽然想过要孩子，但是不知道现在的时机对不对。“我希望能在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之前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我一直跟戴安讲，‘咱们再等等吧，咱们再好好考虑一下。’”鲍勃这样告诉我。那天，我来到了蒙特利尔附近的麦尔安德，跟他一道坐在洒满阳光的餐厅里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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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甥女出生的那一天，他把她抱在胸前。她安然地睡去了，足足睡了一个多钟头。“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他目光迷离地回忆起来，“我记得，我在宝宝醒来之后立刻给戴安打电话，我说——”这时，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戴安突然插话了：“我也想要一个！”6个月后，戴安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现在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活泼可爱、满头卷发的小姑娘，名字叫作杰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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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个甜蜜的故事，它还道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伊莉亚娜·库西姆克（Ilyana Kuziemko）的研究，怀孕可以在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传染。但是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传染现象也有一个特别的前提——必须首先有一位女性怀孕才行。看上去就好像她把自己的生育能力传给了自己的手足，特别是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这时，她的一个兄弟或姐妹更有可能决定在两年之内组建自己的家庭，可能性一举增加了30%。不过，怀孕传染只能单向起作用。库西姆克写道：“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女性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兄弟和姐妹的生育率都会出现显著的提升——但是如果男性有了一个孩子，兄弟姐妹的生育率不会受到任何影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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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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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常会受彼此影响出现相继怀孕的现象，且居所相距不远的兄弟姐妹最容易受到传染。这类隐蔽的影响被称为“网络外部性”或“网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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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兄弟姐妹会“跟风”怀孕？库西姆克认为，在自己的姐妹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其他人会产生更强烈的生孩子的愿望。因为这个女性的角色突然发生了变化，她能带给你最新的育儿信息和医疗信息，她手上有一大把旧衣服，她还掌握着哪家幼儿园最好的机密情报。库西姆克的推断很有道理，因为居所相距不远的兄弟姐妹最容易受到传染。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奖励机制在作怪。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扩大家庭的孩子们按年龄集中分布的现象。科学家将这类隐蔽的影响称为“网络外部性”或者“网络效应”（network externalities）。这个漂亮的词语要说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起行动，好过单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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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社会传染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导致了家族里的婴儿潮？比如说，相隔两年出生的兄弟姐妹，很可能也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相隔两年生孩子，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又比如说，兄弟姐妹可能本来就计划在差不多的时间生小孩，共同创建一支家庭足球队。但是，库西姆克一一否定了我的提议。她说，生孩子确实是可以传染的。她告诉我：“手足效应不同於单独个体的任何一种巧合关系[20] 。”在姐妹生了孩子之后，成年的兄弟姐妹明显会受到她的影响，生下自己的孩子，给大家族添丁加口。不过手足效应不会立刻起作用。大多数还没有孩子的兄弟姐妹都会花一些时间吸收必要的信息。另外，他们往往会先跟自己的外甥或者外甥女进行面对面或者胸贴胸的接触，再仔细思考好几个月，才会做出最终的决定——到了那时候，很多人都希望自己也有这么一个小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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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在青少年中的传染性也特别强烈。2008年9月，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Sarah Palin）的17岁女儿布里斯托突然宣布自己怀孕了。但奇怪的是，这个消息并没有让福音派基督徒怒火冲天；事实正好相反，他们纷纷表达了对佩林的支持。这件事告诉我们，很多福音派基督徒并不觉得女高中生怀孕有什么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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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怀孕就跟曾经象征着摩托车帮和监狱文化的文身一样，已经在福音派基督徒社区里蔚然成风，甚至还得到了普遍的尊重。保住孩子，更被视为道德品格高尚的标志。“像其他很多面对同样情形的美国家庭一样，我认为她做得非常好：她向自己的女儿灌输了正确的价值观，让她保住孩子，而不是跑到什么地方去做人工流产。”一位刘易斯安那州的代表人在共和党大会上这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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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秋天晚些时候，玛格丽特·塔波特（Margaret Talbot）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帮助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竞选的福音派联盟主席玛利斯·波普玛（Marlys Popma）的话。波普玛女士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想。她说：“没有一个福音派家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28 就连布里斯托·佩林本人也插了两句：“每个人都应该禁欲，但这实在不太现实……性行为在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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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的福音派青少年表示，他们认为结婚之前不应该发生性行为（而在其他新教徒中，这一比例不过50%；在犹太人中，这一比例只有25%）。但是，他们的信念却和他们的行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根据美国政府对青少年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调查，虽然有3/4来自福音派和保守天主教家庭的青少年反对婚前性行为，但是他们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反而比别的孩子更早，他们的性生活更加频繁，也更可能不采取避孕措施。而其他几乎任何一个宗教群体的青少年，都与之大相径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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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念和行为严重脱节的现象，有其隐蔽的社会根源。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家马克·里格鲁斯（Mark Regnerus）写了一本关于青少年性行为和宗教信仰的著作，名叫《禁果》（Forbidden Fruit ）。他指出，福音派新教徒青少年流行“禁欲宣誓”，但这些宣了誓的孩子更不可能在头几次性行为中采取避孕措施。他写道：“他们多半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第一次性行为，而缺乏准备通常也就意味着缺少避孕措施。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要让他们学会避孕，需要让他们完全换一种思考方式。”因为贞操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不应该在结婚之前就考虑性生活。“对于大多数福音派青少年来说，不管他们的愿望多么美好，性行为往往‘就那么发生了’。”这正是福音派青少年的性病感染率和怀孕率远胜于其他美国青少年的原因之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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