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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此发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跟朋友打交道可以帮助你抵挡孤独和慢性疾病的侵扰。但是另一方面，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和某些人的亲密关系，可能会削弱你的自控力，让你变得比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更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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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朋友才是你变胖的“主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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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专家认为，无法控制的食欲、超大号餐点、“肥胖基因”和不运动的坏习惯，都是让我们大腹便便的主要原因。但是，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的发现让他们大吃一惊。到2012年为止，已经有2/3的美国人体重超标，其中有1/3被诊断为肥胖，包括7 300万成年人和1 300万儿童。在加拿大和英国，肥胖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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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规模人口肥胖的原因，显然并不仅仅是每个街角的快餐店，也不是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动机去锻炼及准备健康的食物。根据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的研究，肥胖是可以传染的。如果你最好的朋友或姐妹，或者最好的朋友的姐妹变胖了，你也更有可能会变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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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个肥胖“疫情”泛滥的国家，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的发现已经引起了公共健康机构的警觉，也得到了传媒的关注。《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朋友让你变胖了？》（Are your friends making you fat?）的文章。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 ）的制作团队和《科伯报告》（The Colbert Report ）[22] 节目组也给他们打来了电话。受到这样的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毕竟富勒是第一个为传说中的“科伯起落”（Colbert Bump）——如果政治人物在《科伯报告》中亮相，其名望就会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找到科学证据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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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从最好的朋友那儿感染肥胖。这还不算，肥胖还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再传到第三个人，就算传播链中的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研究人员比对了弗雷明汉研究的数据和计算机仿真的随机关系，得出了这个结论。在弗雷明汉样本中，不仅肥胖会集中出现，而且体重大幅增加的现象似乎也可以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甚至可以波及三度分隔的个体。正如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在《大连接》中指出的那样：“一般来说，肥胖的人更有可能认识肥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们认为，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朋友的朋友可以让你变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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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居然是可以传染的！有朋如此，谁还需要敌人？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我在前一章提到，我们跟谁的关系更亲密，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就更大。既然如此，素未谋面的人又怎么会影响到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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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究人员自己也写到，朋友们一般更喜欢享用同样的食物，更可能养成同样的习惯——所以他们才是朋友嘛！你的朋友也有朋友，他们可能也很像。也就是说，你可能跟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拥有同样的兴趣和喜好。或许让你变胖的并不仅仅是社会传染，还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另外，弗雷明汉心脏研究的参与者，更愿意选择一位跟她本人相似的朋友作为自己的主要联系人。假如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跟自己的联系人差不多，那么他们就会相继生孩子，逐渐步入中年后不再坚持慢跑锻炼，或者这些事情可能会同时发生。结果，他们的腰围都变大了。就算两个人的腰围变化不是同时发生的，那也脱离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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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克里斯塔基斯，还有杰米·塞特勒（Jaime Settler）在2011年证明了我们可以在基因层面上进行自主隔离，选择跟自己基因相似的朋友。我们更容易喜欢上跟自己拥有相同核苷酸集群的人。3 所以，无论我们的朋友做什么——不管是痛饮大罐啤酒，还是大啖手工奶酪，我们都更有可能跟他们做同样的事。不仅因为我们会看见什么就学什么，还因为我们更喜欢跟自己有相同渴望的同类。我们之所以会从朋友的朋友身上感染肥胖，可能不仅仅因为社会传染的缘故，还因为你们拥有相似的性格。物理距离接近的朋友当然更有可能复制彼此的行为，影响彼此的体重，进一步放大肥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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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当然也知道，社交网络并不是造成肥胖“疫情”的唯一原因。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制作了一个计算机动画，仿真肥胖的传播过程。他们本来以为，肥胖会以特定方式向外扩散，就像流行病从第一感染源向别处传播一样；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像“一颗鹅卵石落入平静的水池，一圈圈水波以它为中心荡漾开来”。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片混乱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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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增加的现象似乎显得杂乱无章。然后我们意识到，正确的比喻或许不是“一颗鹅卵石落入了池塘”，而是“一大把鹅卵石撒进了一片宽阔的水域”，水面因而波浪起伏，你也就看不清单块鹅卵石和它激起的同心波了。肥胖确实可以传播，但是它并不仅仅是从一个点向外扩散，而且社交接触也并不是发胖的唯一途径。胡吃海喝、中断锻炼、离婚、失去挚爱、停止抽烟或者开始酗酒，每一个改变都有可能激起一次小型的肥胖浪潮，就像每年撼动地球板块的数千次地震一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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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用的因素显然并不是只有一个。除了社会传染和人以群分的同质性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从中作祟，让朋友们集体变胖——比如附近新开了一间麦当劳餐厅（或者像我家这边新开了一家很棒的冰激凌店）。或许这样的环境因素才是变胖的主要原因，与社会影响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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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想了个巧妙的办法来验证这个假说。假如两个朋友的生活环境差不多，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不对等，那么不对等的信任能不能预测社会传染的方向？假设两个人都把对方指定为自己的首要联系人，如果任何一个人变胖了，另一个人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但是，假如我把我的朋友罗西指定为我的联系人，但是罗西却指定了另外一个人，那么，罗西对我的影响会不会大于我对她的影响？这恰恰就是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的发现：社会传染并不是对等的。如果罗西的臀部变宽了，（把罗西当成首要联系人的）苏珊跟着变胖的可能性会提升57%。但是，假如罗西没有把苏珊指定为自己的联系人，如果苏珊变胖了，罗西变胖的可能性只会增加13%。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把二者的差异归因于社会传染。如果环境因素真的是变胖的主要原因，那么每个人受到的影响应该都差不多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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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统计学家和健康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些数字的区别到底有没有意义？5 不过，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确实提出了很有创见的想法，可以预测肥胖经由社会纽带在小镇里的传播趋势。我们都知道，人会模仿其他人的行为，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体重增加确实可能有传染性——只要他们有面对面的接触，而且他们被情感纽带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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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怀疑，或许还有另一种神秘的“iCloud效应”在作怪。或许不需要发生真正的互动，人们就可以同步饮食习惯和心情。而且，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的研究完全依赖于那个联系人——如果研究者在后续调查中找不到你了，这位弗雷明汉的居民肯定知道你在哪儿。但是，这个人就一定是你的亲密好友吗？第一次读到这些社交网络研究时，我问当时正坐在客厅最喜欢的椅子上阅读文件的丈夫，如果我想跟他商量一下该预约什么时候去看医生，但是一时之间又拨不通他的黑莓手机，我应该给谁打电话？“卡罗尔。”他回答道。那是他手下一位称职的行政助理。他将目光掠过文件看了我一眼，又补充了一句：“她看得到我的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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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朋友确实可以对我们的饮食习惯产生巨大的影响。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心理学家莎拉-珍妮·塞维（Sarah-Jeanne Salvy）发现，我们的饭量取决于朋友的饭量 。当跟熟悉的人一起吃饭时，我们会吃得比较多；当独自进食或者跟陌生人一起用餐时，我们会吃得比较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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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似乎也确实如此。如果我出差在外，不得不一个人吃饭，我的饭量小极了，只需要15分钟就能解决肚子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有幸跟朋友们共进晚餐——就像我几年前去海德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那样，我很乐意在一间烛光餐厅里花上3个小时，吃掉3道菜，包括清炖鹿肉汤配饺子、香草烤走地鸡配奶油蔬菜和土豆，一两杯红酒，还有用果仁、英式奶油酱和奶油霜制成的甜点。它们的热量加起来至少有3 500千卡，但是，伴随着笑话、八卦和故事，我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它们全部吞下。跟我做伴的4位朋友的身材都很苗条，但是他们也吃完了3道菜。为什么我们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吃饭就会食量大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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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人们在加利利[24] 的群山之中发现了一处墓洞，在里面找到了一具有12 000年历史的中年女性的遗骸，旁边还有70只乌龟、3头野牛、几只山瞪羚、两只貂、一只鹰、一头野猪和一头豹子的骨胳化石。这些生活在中石器时代的祖先显然也会举办大型聚会。考古学家们估计，他们这一次大概烤了300公斤的肉，可以招待将近35位宾客，他们都来向这位新近离世的纳图夫[25] 妇女表达最后的敬意。如果他们纪念的是一位重要的巫师，我觉得这个数字一点儿也不夸张。这位女性显然拥有崇高的地位：下葬的时候，她的头枕着一个乌龟壳，盆骨底下也垫着半打乌龟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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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图夫人之所以会大办烤肉宴席来悼念这位去世的女性，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负责调查这个墓地的两位考古学家娜塔莉·芒罗（Natalie Munro）和莱诺雷·格罗斯曼（Leore Grosman）认为，共同用餐是一味社会黏合剂。纳图夫人已经从漂泊无依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定居在一个地方共同生活的伙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许多同胞住得如此之近。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有邻居了。任何一个曾经恳求过邻居——不管是求他们降低音量，还是求他们控制一下家里的宠物狗的人都知道“邻居”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人口密集必然会导致人际摩擦，不过人与人的摩擦却能通过大型的集体活动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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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食物，可以把一群“乌合之众”团结在一起。在共享食物的时候，人们确实更有可能把自己当作集体的一员，更愿意做出妥协，从而解决争端。8 谁又知道，商务午餐其实起源于某个中东干河谷，形形色色的居民们汇聚一堂，大嚼刚刚烤好的瞪羚排骨？或许他们还能吃到手抓饭，原料是他们刚刚开始培育的本地大麦。火堆旁边可能还有几条狗向人们讨要剩饭和骨头——它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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