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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当然也知道，社交网络并不是造成肥胖“疫情”的唯一原因。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制作了一个计算机动画，仿真肥胖的传播过程。他们本来以为，肥胖会以特定方式向外扩散，就像流行病从第一感染源向别处传播一样；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像“一颗鹅卵石落入平静的水池，一圈圈水波以它为中心荡漾开来”。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片混乱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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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增加的现象似乎显得杂乱无章。然后我们意识到，正确的比喻或许不是“一颗鹅卵石落入了池塘”，而是“一大把鹅卵石撒进了一片宽阔的水域”，水面因而波浪起伏，你也就看不清单块鹅卵石和它激起的同心波了。肥胖确实可以传播，但是它并不仅仅是从一个点向外扩散，而且社交接触也并不是发胖的唯一途径。胡吃海喝、中断锻炼、离婚、失去挚爱、停止抽烟或者开始酗酒，每一个改变都有可能激起一次小型的肥胖浪潮，就像每年撼动地球板块的数千次地震一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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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用的因素显然并不是只有一个。除了社会传染和人以群分的同质性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从中作祟，让朋友们集体变胖——比如附近新开了一间麦当劳餐厅（或者像我家这边新开了一家很棒的冰激凌店）。或许这样的环境因素才是变胖的主要原因，与社会影响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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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想了个巧妙的办法来验证这个假说。假如两个朋友的生活环境差不多，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不对等，那么不对等的信任能不能预测社会传染的方向？假设两个人都把对方指定为自己的首要联系人，如果任何一个人变胖了，另一个人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但是，假如我把我的朋友罗西指定为我的联系人，但是罗西却指定了另外一个人，那么，罗西对我的影响会不会大于我对她的影响？这恰恰就是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的发现：社会传染并不是对等的。如果罗西的臀部变宽了，（把罗西当成首要联系人的）苏珊跟着变胖的可能性会提升57%。但是，假如罗西没有把苏珊指定为自己的联系人，如果苏珊变胖了，罗西变胖的可能性只会增加13%。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把二者的差异归因于社会传染。如果环境因素真的是变胖的主要原因，那么每个人受到的影响应该都差不多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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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统计学家和健康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些数字的区别到底有没有意义？5 不过，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确实提出了很有创见的想法，可以预测肥胖经由社会纽带在小镇里的传播趋势。我们都知道，人会模仿其他人的行为，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体重增加确实可能有传染性——只要他们有面对面的接触，而且他们被情感纽带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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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怀疑，或许还有另一种神秘的“iCloud效应”在作怪。或许不需要发生真正的互动，人们就可以同步饮食习惯和心情。而且，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的研究完全依赖于那个联系人——如果研究者在后续调查中找不到你了，这位弗雷明汉的居民肯定知道你在哪儿。但是，这个人就一定是你的亲密好友吗？第一次读到这些社交网络研究时，我问当时正坐在客厅最喜欢的椅子上阅读文件的丈夫，如果我想跟他商量一下该预约什么时候去看医生，但是一时之间又拨不通他的黑莓手机，我应该给谁打电话？“卡罗尔。”他回答道。那是他手下一位称职的行政助理。他将目光掠过文件看了我一眼，又补充了一句：“她看得到我的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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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朋友确实可以对我们的饮食习惯产生巨大的影响。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心理学家莎拉-珍妮·塞维（Sarah-Jeanne Salvy）发现，我们的饭量取决于朋友的饭量 。当跟熟悉的人一起吃饭时，我们会吃得比较多；当独自进食或者跟陌生人一起用餐时，我们会吃得比较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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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似乎也确实如此。如果我出差在外，不得不一个人吃饭，我的饭量小极了，只需要15分钟就能解决肚子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有幸跟朋友们共进晚餐——就像我几年前去海德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那样，我很乐意在一间烛光餐厅里花上3个小时，吃掉3道菜，包括清炖鹿肉汤配饺子、香草烤走地鸡配奶油蔬菜和土豆，一两杯红酒，还有用果仁、英式奶油酱和奶油霜制成的甜点。它们的热量加起来至少有3 500千卡，但是，伴随着笑话、八卦和故事，我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它们全部吞下。跟我做伴的4位朋友的身材都很苗条，但是他们也吃完了3道菜。为什么我们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吃饭就会食量大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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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人们在加利利[24] 的群山之中发现了一处墓洞，在里面找到了一具有12 000年历史的中年女性的遗骸，旁边还有70只乌龟、3头野牛、几只山瞪羚、两只貂、一只鹰、一头野猪和一头豹子的骨胳化石。这些生活在中石器时代的祖先显然也会举办大型聚会。考古学家们估计，他们这一次大概烤了300公斤的肉，可以招待将近35位宾客，他们都来向这位新近离世的纳图夫[25] 妇女表达最后的敬意。如果他们纪念的是一位重要的巫师，我觉得这个数字一点儿也不夸张。这位女性显然拥有崇高的地位：下葬的时候，她的头枕着一个乌龟壳，盆骨底下也垫着半打乌龟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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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图夫人之所以会大办烤肉宴席来悼念这位去世的女性，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负责调查这个墓地的两位考古学家娜塔莉·芒罗（Natalie Munro）和莱诺雷·格罗斯曼（Leore Grosman）认为，共同用餐是一味社会黏合剂。纳图夫人已经从漂泊无依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定居在一个地方共同生活的伙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许多同胞住得如此之近。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有邻居了。任何一个曾经恳求过邻居——不管是求他们降低音量，还是求他们控制一下家里的宠物狗的人都知道“邻居”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人口密集必然会导致人际摩擦，不过人与人的摩擦却能通过大型的集体活动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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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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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食物，可以把一群“乌合之众”团结在一起。在共享食物的时候，人们确实更有可能把自己当作集体的一员，更愿意做出妥协，从而解决争端。8 谁又知道，商务午餐其实起源于某个中东干河谷，形形色色的居民们汇聚一堂，大嚼刚刚烤好的瞪羚排骨？或许他们还能吃到手抓饭，原料是他们刚刚开始培育的本地大麦。火堆旁边可能还有几条狗向人们讨要剩饭和骨头——它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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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者们在可以种植谷物的地方定居了，不再追逐野兽、四处迁徙。于是，在大约10 000年前，这里出现了村落生活。定居下来之后，我们的祖先才真正过上了好日子。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说：“这个时代拥有刚刚驯养的动物、强大的神祇、恶劣的气候、美好的性爱和更美好的食物。”9 但是，这些村民怎么知道谁是他们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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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170258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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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圈里VS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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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周围的人划分成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这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大多数人都曾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切身感受过社交排斥的痛苦。约翰·卡乔波和威廉·帕特里克（William Patrick）在他们的著作《孤独是可耻的》（Loneliness ）中写道，就算只察觉到一丁点儿社交隔离的意思，我们也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会扰乱我们的头脑，让我们不能再进行清晰的思考，也不能再坚持乐观的态度。社会痛苦的根源其实还是我们的生物本质。如果我们的祖先离开了群体，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命丧捕食者的血盆大口，或者死于资源短缺。只有生活在社群里，才有可能活下去。我们甚至进化出了一套早期预警系统，在遭到社交排斥的时候，为我们敲响生化的警钟。它发出的警报会让我们感到焦虑不堪，就像极度饥饿、口渴或疼痛等其他新陈代谢的警报一样。它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赶紧想办法修复关系，不然你就死定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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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界限，因为社交纽带的形成而显得更加刺眼。这也是社交纽带消极的一面。在第三帝国[26] 时期，纳粹德国的领导者驱使2 000万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的德国犹太居民，还有其他被欧洲各国驱逐出境的人参加强制性的体力劳动。他们自然希望德国的主流社会能把这些人排斥在外。但尽管纳粹党展开了强劲的宣传攻势，事情却没有向着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或许因为强制劳动者往往被分配到了家族农庄、地方企业和工厂，直接接受一般民众的监督和管束。一般民众面对着昔日的老邻居和老同事，可能会对他们的悲惨命运产生共情。既然如此，怎么才能避免产生共情？一个方法是禁止“雅利安人”和强制劳动者共享食物。在战争时期的德国，第三帝国为了让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动隔离强制劳动者，创造出了新的社会规范，印上海报，播出广播，登上每天的新闻报纸。1943年4月18日，《阿姆斯特纳公报》（Amstettner Anzeiger ）发表了一则题为《每周一图》的漫画，画的就是强制劳动者被排除在了所谓的“餐桌社区”之外（见图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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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漫画：强制劳动者被排除在“餐桌社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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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洛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写道：“我们就像群居动物一样，会谨慎地嗅探周围出现的陌生人。”她提醒我们，人类天生就会和家人、朋友组成紧密团结的小圈子，把其他人隔绝在外，特别是在难以获取宝贵资源的艰难岁月。12 长久以来，传统社会一直通过强迫罪人独自饮食来达到对其羞辱和惩戒的目的。比如，生活在巴西的毗拉哈原住民对违反社会规范者的惩罚分为以下几种：“最轻的惩罚是一天不得与大家共享食物，然后是数天不得共同进食；更严重的惩罚是一个人远远地住在森林里，断绝一切正常交易和社交往来；而毗拉哈最严重的惩罚则是彻底放逐。”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中这样写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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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之前，只有纳粹德国才有能力把强烈的归属意愿转变成赤裸裸的仇外情绪和对无辜代罪羔羊的残酷猎杀[27] 。中石器时代的祖先为了增进新生社群的凝聚力而张罗了丰盛的宴席，现代的种族运动却恰好相反：他们用食物来驱逐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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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享食物的意愿常被用作其他目的。就算在民主社会，我们也不难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在美国南部各州的《吉姆·克劳法》[28] 的推动下，餐厅和饮水喷泉实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到191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和白人纺织工已经不能使用同一个水桶、提桶、杯子、长柄勺和玻璃杯了。”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在《别处的温暖》（The Warmth of Other Suns ）中如是写道。14 值得玩味的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也始于一个发生在餐厅里的事件——1960年，黑人学生来到种族隔离的餐厅静坐示威。直到今天，高中学生仍然对食堂的桌位有着强烈的领土意识；单独徒刑的囚犯只能通过铁门的窗格领取自己的饭食，然后一个人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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