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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漫画：强制劳动者被排除在“餐桌社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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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洛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写道：“我们就像群居动物一样，会谨慎地嗅探周围出现的陌生人。”她提醒我们，人类天生就会和家人、朋友组成紧密团结的小圈子，把其他人隔绝在外，特别是在难以获取宝贵资源的艰难岁月。12 长久以来，传统社会一直通过强迫罪人独自饮食来达到对其羞辱和惩戒的目的。比如，生活在巴西的毗拉哈原住民对违反社会规范者的惩罚分为以下几种：“最轻的惩罚是一天不得与大家共享食物，然后是数天不得共同进食；更严重的惩罚是一个人远远地住在森林里，断绝一切正常交易和社交往来；而毗拉哈最严重的惩罚则是彻底放逐。”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中这样写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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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之前，只有纳粹德国才有能力把强烈的归属意愿转变成赤裸裸的仇外情绪和对无辜代罪羔羊的残酷猎杀[27] 。中石器时代的祖先为了增进新生社群的凝聚力而张罗了丰盛的宴席，现代的种族运动却恰好相反：他们用食物来驱逐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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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享食物的意愿常被用作其他目的。就算在民主社会，我们也不难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在美国南部各州的《吉姆·克劳法》[28] 的推动下，餐厅和饮水喷泉实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到191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和白人纺织工已经不能使用同一个水桶、提桶、杯子、长柄勺和玻璃杯了。”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在《别处的温暖》（The Warmth of Other Suns ）中如是写道。14 值得玩味的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也始于一个发生在餐厅里的事件——1960年，黑人学生来到种族隔离的餐厅静坐示威。直到今天，高中学生仍然对食堂的桌位有着强烈的领土意识；单独徒刑的囚犯只能通过铁门的窗格领取自己的饭食，然后一个人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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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最严厉的惩罚：社交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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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传统社会里，社交排斥历来都被视为最严重的惩罚。近年来的研究证明，社交排斥会扰乱理性思考的能力。孤立可以有效地削弱某些认知功能，而年轻人又远比年长者更容易受到影响。15 或许正因如此，在学校受到排挤的青少年才那么容易选择自杀。社交排斥给他们带来了刻骨铭心的伤害。如果没有人及时伸出援手，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就会占据他们的头脑，让他们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三天之前，一个生活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加斯佩半岛的15岁少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她被自己的社交群体强制驱逐了：在学校里，同学们欺负她，孤立她；回家后，同学们又在Facebook上嘲笑她，奚落她。玛乔丽·雷蒙德（Marjorie Raymond）给母亲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妈妈，我很抱歉。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母女之间的深情纽带，但不幸的是，这条亲密的纽带没能保护她免受同辈孤立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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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不到一年中加拿大第四起与社交排斥和校园霸凌有关的11～15岁青少年的自杀案例了。然而悲剧并没有停止。阿曼达·托德（Amanda Todd），一个生活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十年级学生，在长期遭受陌生人的网络霸凌后上吊身亡。每次她想要在新学校开始新生活时，这个陌生人就会在网络上给她的新同学发来可怕的照片和言论。这些死亡悲剧让加拿大举国激愤，人们强烈要求学校开除所有参与网络霸凌、孤立和以其他方式折磨同学的青少年，并对他们进行法律制裁。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受凌儿童自杀事件也引来了刑事指控，学校和公共政策也因此发生了变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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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这个词实在太轻了。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医师引用了共和党前总统侯选人约翰·麦凯恩的话来阐释美国监狱中单独徒刑的影响。麦凯恩曾经在越南的战俘营里被关了5年，其中两年都是在一间窄小的单人牢房里度过的，失去了一切人际接触。“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虐待都更能有效地摧毁你的精神，削弱你的斗志。”葛文德写道，“说这番话的男人遭受了频繁的毒打，在两条手臂骨折、一条大腿骨折和感染慢性痢疾之后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而且后来又因为毒打，手臂再次骨折。”葛文德还提到了一项涵盖近150名美国海军飞行员的研究，他们都曾在越南蹲过监狱。他们告诉研究人员，社交孤立就像他们遭受的任何其他折磨一样痛苦难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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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孤立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折磨，也带来了生理上的痛苦。葛文德写道：“20世纪60年代的脑电图研究表明，如果囚犯被单独徒刑了一周以上，他们的脑电图就会出现弥漫性慢波。”囚犯们唯一的社交接触，就是从窗口推入牢房的餐盘。有的人得了紧张症，有的人出现了自闭症的特征，比如原地摇摆和自我刺激。有的人思维退化了，开始四处抛掷食物，把弄自己的粪便。还有的人会忽然恐慌发作，或者变得极为好斗。这些症状都说明他们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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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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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社交排斥确实可以像生理疼痛一样，刺激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出现同等程度的活动。社会痛苦的神经信号看起来跟生理疼痛的神经信号十分相似。17 曾经被锁在单独徒刑囚室里的前南斯拉夫战俘，在离开监狱好几个月后，神经系统仍然受损严重。葛文德总结道：“失去了持续性的社交互动，人类的大脑可能会像头部受创时一样遭受重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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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女主人决定谁能来参加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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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交孤立可以损伤我们的神经网络，那么共同进餐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它能满足我们对卡路里的生理需求，对食物的香气和味道的由衷渴望；另一方面，它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归属感带来的真切宽慰。“再也没有另一种活动能像晚餐一样，每天都能让我享受到整整一个小时的愉悦。”18世纪的法国外交官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如是写道。他是主教，也是拿破仑的顾问，还是一个积习难改的花花公子（他的第一个情妇是神学院的学生，在那以后，他又和好几位有影响力的妇女有染），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德塔列朗知道，女性通过准备食物、决定谁来赴宴，主导了社会群体的划分：谁是内群体的一员，谁只能站在圈外往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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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现代的晚餐聚会吧。在3/4的家庭中，女性对社交关系的评估决定了谁能收到共进晚餐的邀请，也决定了食物的质量和数量。19 这种做法可能是我们的灵长类祖先留下的遗产。雌性日本猕猴会根据一套精明的计算法则，默许其他同类盗取自己的食物储备。哪只猕猴跟女主人的关系更近，它就可以“分享”更多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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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类学家伯纳德·沙佩（Bernard Chapais）的说法，在灵长类动物的世界里，这就意味着你对别人盗取食物的举动视而不见，放任它们拿走你本来可以全数留给自己的储粮。在一个实验里，沙佩和一名博士生发现，雌性猕猴容忍其他猕猴盗取葡萄干储备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它们的关系有多近。母亲对女儿最慷慨，接着是祖母和孙女，然后是姐妹之间，最后是女性亲长和侄女。侄女向姑母偷食的可能性就跟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差不多，简直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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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没有一种文化不懂得分享食物，但是也并非任何人都能分一杯羹。女性的社交关系往往能为我们提供一条重要的线索，告诉我们谁最有可能得到食物。不仅猕猴如此，恒河猴和狒狒也同样如此。母亲更偏心女儿，姐妹之间也乐于分享食物。也就是说，很多非人雌性灵长类动物都懂得社会身份的差别。它们也会像我们人类一样深谙差别对待的道理，以此决定谁能来吃晚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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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29] ，但是我也乐意为家人和朋友准备一顿精致的晚餐。我同意人类学家萨拉·赫尔迪（Sarah Hrdy）的看法。她认为，分享食物的冲动深植于我们的本能之中，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看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大快朵颐，享受我烹制的秋日美食——咖喱小南瓜浓汤、烤酱羊肉配花椰菜、脆皮土豆，最后再来一道苦味蔬菜和耶路撒冷洋蓟丝搭配而成的沙拉（这是上星期的菜单），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这件事为什么能给我带来偌大的快乐？我当然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我本人慷慨大方，热情好客。但是，我的快乐更有可能是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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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自己的卡路里送给孩子——不管是通过哺乳，还是通过分享自己的食物储备，提高了后代的生存率。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的大脑，特别是女性大脑，进化成了现在的模样。与此同时，人类也发展出了敏锐的心智解读能力和精妙的社交技能，它们可以让母亲推测出还没有习得语言能力的婴儿到底需要什么。而母亲也会得到慷慨的回报，释放出大量的催产素。这种令人愉悦的神经肽会促使你再现这个社会行为，然后再次给予你奖励，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样的举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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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直觉上都知道，自愿为他人提供食物往往会令自己感到心情愉快。但是直到最近，大脑图像研究才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发现，分享的行为所激发的神经系统，恰恰就是负责其他社会快感的神经系统。如果让一个女人躺进大脑扫描仪，要求她在跟真人互动时做出分享的决定，这些奖励区域就会亮起来。但是，如果她的互动对象是个虚拟的角色，与分享有关的神经网络就不会出现同样的反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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