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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布斯想了想，然后答道：“我不想一味拒绝触屏读物和电子图书。对于部分家庭来说，它们将会变得越发重要。而且有时候电子视频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我可以给你举出好几个例子。但就我所知，在语言、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父母和儿童的面对面互动。在你大声朗读时，父母和孩子都会参与其中。如果你把孩子抱到自己的大腿上，进行对话式的阅读——比如问：‘宝宝在哪里？宝宝的鼻子在哪里？’你就能体察到语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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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社交和情感的发展以及书面语言的进步。书籍会推动这种互动。大一点儿的孩子会在一个令他们感到愉悦和安全的地方——比如父母的大腿上开始学习书本上文字的顺序。书籍带来的变化实在太多了，大多数父母都能理解我的意思。如果你对一屋子家长说‘想象你把孩子抱到大腿上给他读书的场景’，他们都会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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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幼儿阅读推广计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们很难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结束了对克拉布斯的采访之后，我亲眼目睹了贝尔维尤医院的家长们将会经历的一切。首先，一名双语家庭教育指导师（比如克劳迪娅·阿里斯蒂）会在候诊室里迎接家长和他们的孩子，鼓励家长跟孩子说话，一起开玩笑、做游戏。阿里斯蒂踏着金色的露跟高跟鞋，身着一件印着斑马图案的衣服，走路时会轻快地摇摆。她常常会在说话时停下来拥抱来到她面前的孩子，拍拍他们的脑袋，捏捏他们的脸颊，用快速的西班牙语欢迎他们的到来。她的身影穿梭在阳光明媚、人头攒动的等候区，热情地招呼每一个孩子和将近60位年轻的家长，叫出他们的名字。前台的工作人员高喊着家长的名字，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医院广播也不时闯入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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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受过训练的志愿者坐在体操垫上大声朗读，他们也会招呼碰巧路过的孩子，吸引他们加入进来。这些志愿者是互动式阅读的样板，意在告诉窘迫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全身心投入阅读。当前台叫出家长的名字后，家长会带着孩子走进检查室。这时，医生会递给孩子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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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科医生的角度来看，书本可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它同时也是一个不错的诊断工具，可以帮助医生了解儿童的发育情况：她能不能竖着拿起一本书？她会不会把书放到嘴里咬？她能不能指出书上画着的小宝宝？她会不会数鸭子？儿科医生会把自己的观察告诉父母，教他们用书本来讲故事（如果家长不太认识字，儿科医生还会鼓励她利用书上的图画自己编故事）。在检查结束后，儿科医生会拿走孩子手里那本已经沾了唾液的纸质书，送给她一本新书带回家，书上的文字一般都是孩子的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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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还带我参观了储藏新书的地方——一个藏在角落里的金属矮柜。我跪下来窥探时，不小心挡住了一位伸手拿中文童书的年轻医生。我在柜子里找到了好几本我的孩子在童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克劳迪娅又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海地克里奥尔语和越南语的书一一指给我看。这些童书全都按照孩子的语言和年龄水平，码放得整整齐齐，从给6个月婴儿看的纸质书，到部分学龄前儿童可以自己读出来的小故事，几乎一应俱全。等到孩子年满5岁，可以上幼儿园了，他已经在贝尔维尤医院接受了好几次身体检查，认识了儿科医生和克劳迪娅（或者珍妮尔达等其他家庭教育指导师），在候诊室听志愿者朗诵了几十次，还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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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去医院参观的那天，阿兰·门德尔松告诉我：“我们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干预，却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是一名发育儿科学教授，也是负责评估贝尔维尤医院父母训练项目的首席研究者之一。门德尔松表示，一般前来就诊的6个月大的婴儿，每天会看两小时电视。而“幼儿阅读推广计划”和它的分支项目“视频互动计划”（Video Interaction Project，拍摄父母在家与儿童互动的视频，然后父母和教练一起回看视频，接受指导），可以帮助父母跟孩子进行互动，防止他们把孩子一个人丢到电子屏幕前。如果孩子和父母一起参加了“幼儿阅读推广计划”或者“视频互动计划”，他们看电视的时间就会明显减少。看电视的时间变少了，智商却相应地提高了。一项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当参加计划的孩子们步入小学时，他们的语言能力已经比同龄人领先了6个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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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阅读推广计划”的成果确实振奋人心。我顺道去了门德尔松的办公室，准备再向他请教几个问题。门德尔松穿着条纹衬衫，打了一条印着动物图案的领带。他那天下午要开一场会，还要讲一门课，不过他还是为我挤出了几分钟时间。“‘幼儿阅读推广计划’有个最厉害的地方：它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要阵地。所有孩子在5岁前都得去医院，因为他们必须接种疫苗才能去上学。”他靠在椅背上把弄领带，“所以，这儿就成了一个可以接触到所有人的大平台。全国有300万儿童参加了‘幼儿阅读推广计划’，占全美低收入家庭儿童的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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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你问家长最担心什么，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孩子的发育和行为。”他继续说，“不管他们自己的情况如何，不管他们是收入低、教育程度低，还是文化水平低，或者有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所有父母都对孩子怀有同样的期望。他们都希望孩子能坚持上学，最后取得成功。他们希望孩子成为专业人士，比如医生。”他苦笑起来，“如果刚刚有个医生问你希望孩子将来做什么，你肯定会这么回答他。不过，他们确实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取得成功。”但是，他们往往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特别是在孩子发育的早期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因为研究之故，走访了很多纽约市的家庭。我们发现，每个单亲家庭都有一台电视机或者录像机，几乎无一例外，就算他们已经家徒四壁。”他告诉我，父母都希望孩子在步入校园时就已经为未来的成功做好了准备，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技术并不是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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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维尤医院接诊的大部分孩子都说西班牙语，他们的父母都是西班牙裔移民，其中有些就像当年16岁怀孕时第一次出现在贝尔维尤医院的克劳迪娅·阿里斯蒂一样年轻。我在候诊室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很多父母都认为电子产品就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几乎所有人都离不开智能手机，闷声不响地迷失在了电子世界里，而忽视了刚刚出生的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幼子。有的孩子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牢牢地盯着自己的电子屏幕，直到克劳迪娅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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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少女妈妈更少与孩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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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克劳迪娅也像其他普通的少女妈妈一样，满心期望自己和宝宝都会拥有光明的未来，那无异于自欺欺人。美国是发达世界中青少年生产率最高的国家，每年有超过360 000个年龄介于15～19岁之间的少女生下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将近1 000个年轻女孩当上了母亲。过去20多年来，美国的青少年生产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仍然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9倍之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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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半的少女妈妈最终完成了高中学业（而在没有怀孕的同龄人中，高中毕业率高达90%）。与二三十岁生孩子的女性相比，少女妈妈更有可能早产；她们的孩子在出生时更有可能体重过轻；孩子们的医疗条件可能更加匮乏；他们更有可能缺乏父母的关照，遭受家庭虐待；更有可能中途退学，成为少年犯，或者自己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当上了爸爸妈妈；他们更有可能在成年之后生活贫困；更有可能身体欠佳，遭受失业之苦；跟其他美国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进监狱。以克劳迪娅那蓬勃向上的性格，当然无法接受如此沉痛的现实。但是她知道人口统计学，知道自己符合少女妈妈的刻板印象——就算她避开了最终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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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逗我的母亲，她也符合少女妈妈的刻板印象。当时我刚结束了一场关于高危母亲的学术会议。回家后我扳起手指头，一条条地为她列举风险因素。她在青少年时期就怀孕了，刚满20岁就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我哥哥史蒂芬。她像很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也喜欢抽烟、喝咖啡，而且她的第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男孩远比女孩更有可能出现发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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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并没有被我逗乐。她立刻毫不留情地提醒我，人可不是一张写满易感因素的清单。人是活生生的个体。现在看来，我的母亲是一个例外。就算在当年，她也是一个例外。虽然她符合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期望——女性就应该在20岁前结婚、生孩子。现在，我们认为这样做无异于铤而走险，但在当时，那不过是常态而已。每个时代的常态和发育风险，都会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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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青少年女性中，西班牙裔和黑人女孩仅占1/3，但是她们所生的婴儿却占了全美青少年所生婴儿的60%——虽然这么说犯了政治不正确的忌讳。8 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英国的青少年生产率高居欧盟成员国之冠，与苏联旗鼓相当。9 有鉴于此，英国经济学家马可·弗兰切斯科尼（Marco Francesconi）写道，英国的少女妈妈“不仅是一种现象，还是社会经济劣势世代传承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在生孩子时还没有成年，那么势必会对你们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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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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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谈到的表观遗传机制一样，贫困也会由母亲遗传给孩子。青少年怀孕和惨淡人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们很难视而不见。比如说，英国少女妈妈的孩子，教育程度远远不及年长母亲的孩子，生活贫困的概率也是后者的两倍。她们还跟美国少女妈妈的孩子一样，自己也很有可能当上少女妈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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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嫌这份历史遗产不够沉重，那么不妨来看看另一个事实：克劳迪娅告诉我，跟美国本土出生的母亲相比，美国的西班牙裔年轻母亲很少和孩子进行互动。她平静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跟孩子对话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她指出，中产阶级家庭往往会鼓励年幼的儿童参加苏格拉底式的讨论，特别是在晚餐的饭桌上。不过这类互动不太可能发生在拉丁裔家庭，特别是新移民家庭。“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让孩子表达自我并不符合他们的习惯。你就是不应该挑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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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的作者丽萨·贝尔金（Lisa Belkin）在育儿博客上讲述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她一直在鼓励3岁的孩子使用复杂的语言。有一次，“他把弟弟弄哭了，向我辩解那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挑衅[39] 我，妈咪’。”虽然有研究证明，简化的语言可以促进语言发展，加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但贝尔金写道：“英语里充满了动人的描述性词语，我实在厌倦了像婴儿一样呀呀说话，每次跟孩子这么说话，我都感觉自己是个傻瓜，特别是在公共场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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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暂且把“妈妈语”的价值之争放在一旁，先来看看什么样的孩子最健谈吧。如果幼儿园老师让孩子们围成一圈坐下来，请一个小朋友描述一下云彩的形状。哪个孩子的口齿最伶俐？他的父母是不愿意跟他多费口舌的人，还是在他喜欢左顾右盼的年纪就把他视为家庭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的人？还有一点，研究发现，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大多数父母，都不太关心孩子看了多长时间的电子屏幕。只有不到1/3的美国儿童说，他们的父母会限制他们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的时间。英国研究者莉迪亚·普洛曼（Lydia Plowman）针对电子媒体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次长期研究。她总结道，英国儿童平均每天会花6个小时坐在电子屏幕前，但他们的父母“觉得这样完全没有问题”。12 有些家庭习惯放任孩子自己去摆弄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的家庭中，屏幕时间会对孩子的心理发育、学业进步，甚至个人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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