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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开车去过几十次机场了，但是情感的重负让我心不在焉。一想到我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里都不能再见到这位朋友，我就无法集中精力。我只好放慢速度，停车去看密密麻麻的路牌。朋友本来谈兴正浓，这时也停下来问我：“我让你分心了吗？”虽然我嘴里说没有，但是我知道答案。我的身体发出了诚实信号：我知道，她很快就要去到5 000公里之外的地方了。忽然之间，我竟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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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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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信号大多与语言无关。在面对面的互动中，许多细节——比如谁更可信，谁更“性感”，谁是最令人害怕或者最有说服力的人，都是通过非语言线索来传递的。因为我们这些灵长类动物的生存有赖于我们的社交纽带，所以就算这些线索能避开我们的雷达，大多数人也能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早在我们进化出说话的能力之前，我们就进化出了传递非语言线索的能力。50 虽然现代人类可以用符号化的语言来表达复杂的想法，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舍弃非语言的交流方式。它可以让互动变得更加丰富，特别是在我们面对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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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想，诚实信号太原始了，在数字时代，它们是不是已经落伍了？两位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桑迪·彭特兰和本·韦伯（Ben Waber）却不这么看。他们设计了一套看起来跟iPhone差不多的可穿戴式计算机——“社会计量标牌”，专门用来捕捉诚实信号，然后把它们转换成可以分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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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告诉我，他们并不会研究社会计量标牌收集到的数据的具体内容，他们研究的是数据的整体规律。他说：“你不能重现人们说的话。”他的社会计量标牌配有红外线传感器、蓝牙定位装置和加速器，可以监测身体的运动；它还配有记录仪，可以捕捉人们说话时的音高。社会计量标牌可以捕捉到说话者的语调和姿势，知道他是兴高采烈，还是无精打采——他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信号，究竟是“把你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吧”，还是“滚远点儿，别靠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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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把社会计量标牌带进了大型企业和大学校园。他们发现，诚实信号可以准确地预测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以及谁能胜任领导者的角色。51 可能我有点儿跑题了。我想说的是，分析这些社交信号，可以让我们拥有彭特兰所谓的“上帝视角”，发现人们急于了解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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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通过媒体来“接收”诚实信号吗？比方说，我们能否通过实时信息或短信，向他人传达情感上的支持？威斯康星大学的莱斯利·塞茨尔（Leslie Seltzer）、赛思·波拉克（Seth Pollack）和他们的同事决定一探究竟。他们选择的实验对象是有心理压力的儿童。这些心理学家知道，母亲的话语和触摸都可以促进催产素的释放（这种激素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生理信号，说明孩子的情绪因为社交互动而得到安抚）。52 但是他们想搞清楚的是，是话语中的意思更重要，还是声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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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找来了一群7～12岁的小女孩，让她们当着一位观众的面做数学题和语文题，借此向她们施加压力。然后研究者把女孩随机分成4组。第一组会在测试结束之后马上见到她们的母亲。第二组虽然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但会接到母亲打来的安抚电话。第三组会收到母亲发来的支持短信。而作为控制组的第四组不会和母亲发生任何接触。那么结果如何呢？见到母亲和接到母亲电话的效果差不多，它们都能促进催产素的释放——女孩尿液中的催产素水平变高了。人际接触还能降低女孩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皮质醇是应激反应的副产物）。结果显而易见，在压力事件过后跟自己的母亲说会儿话，可以产生明显的安抚效果。但是，母亲发来的短信却无法影响催产素的释放。事实上，收到短信的女孩跟完全没有接触母亲的女孩一样，皮质醇水平都很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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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的吗？表达情感支持的短信，什么效果也没有？塞茨尔的研究颠覆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幻想：短信的内容比传递信息的方式更重要。但是科学家发现，我们所爱之人的声音就如同她的触摸——是一个会在屏幕互动的过程中丢失的诚实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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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要说清楚，母亲的言辞当然非常重要。曾经有研究者对55个英国家庭的社交活动进行了超过10年的观察。他们发现，如果母亲直接谈论他人的感想和意图，那么孩子长大之后就会更有同理心。固然感性的父母可能会把自己的基因特质遗传给孩子，但是研究者测量了母亲的同理心基准，控制了这个变量。事实上真正起作用的因素，还是母亲的社交互动。在这14年的研究过程中，尼古拉·伊尔（Nicola Yuill）博士就如同一只栖在英国家庭起居室墙壁上的苍蝇。她说：“你甚至可以在孩子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准确预测他们八九岁时的社会理解能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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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面对面的互动，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心理学家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研究。他告诉我们，情感可以在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传染。这倒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不过有一点确实令人惊异——最有力的传播途径是女儿到父母的传递。一项大型的长期研究调查了美国工薪阶级的500个家庭，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十分明显，母亲会以跟父亲截然不同的方式向孩子表达她的感受，特别是工作上的焦虑和成就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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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针对美国双收入家庭的自然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母系影响。在2002—2005年间，贝琳达·坎波斯（Belinda Campos）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悄悄录下了30个美国中产阶级双收入家庭的互动，每个家庭都有两到三个孩子。研究小组重点观察了家庭生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聚（父母在结束工作之后回到家中）和物理位置上的接近（家庭成员共处一室）。他们的观察证明了外出工作的母亲在儿童的生活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当母亲结束工作回到家后，她比父亲更有可能受到孩子们的热情欢迎。而父亲往往比母亲晚回家一个小时以上，等他回家的时候，孩子们常常在各忙各的。母亲还比父亲更有可能跟孩子们待在同一个房间里，而父亲最有可能自己一个人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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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十分孤独。在将近1/3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从来不会在同一时间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研究者写道，这些家庭“从来没出现过所有家庭成员共处一室的情景”。平均来说，就算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家，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只有14%左右。虽然母亲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比较多，但是最常见的景象却是家庭成员们“各居一隅”——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私人领地里，特别是父亲。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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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的进化历史，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从一种善于解读他人的态度和意图的群居灵长类动物，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物种，每个人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电子屏幕。如果这个电子屏幕还兼具了照相机、同线电话、八卦专栏、电视机、百科全书、扩音器、备忘录、电子游戏厅，当然还有电话的功能；如果有一个坚固、闪亮的小东西能满足全部这些要求，还可以放进随身的口袋里，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呢？青少年都喜欢抱团，时刻跟小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弗兰·勒波维茨（Fran Lebowitz）曾说：“当你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时，你就已经到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得知有电话打给自己时还很高兴的阶段了。”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青少年吧，这句话现在依然成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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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艾 莉森·米勒（Allison Miller）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伍德赛德高中上八年级时，她每个月都会收发27 000条短信。每一天，她累计会翻过大约900条数字会话，常常同时在多达7个会话界面里跟人聊天。这位时髦的金发少女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和她的朋友们保持联系——在课间、在开车来往学校的路上、在体育训练前后，甚至在复习准备考试时。她告诉《纽约时报》记者马特·里切特（Matt Richtel）：“有时候我正在读书写作业，忽然来了一条短信，我就会立刻放下书，拿起手机回短信。等20分钟过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天呐，我忘了写作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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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也承认，跑到她手机屏幕上的“人间戏剧”，常常让她什么事都干不了。如果她从短信里听说两个朋友闹翻了，她就会尝试劝他们和好。她说：“我可以给其中一个发短信，同时跟另一个打电话。”她把自己乏善可陈的成绩，归咎于一心多用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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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艾莉森绝不是个特例——很多青少年都像她一样，每天向越来越多的手机联系人发送如潮水般的短信，把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事实归咎于自己的上网习惯。“一旦你的朋友足够多，你就会开始不停地给他们发短信。他们觉得你应该这么做，你也觉得他们应该这么做。”阿曼达·兰哈特（Amanda Lenhart）这样说，她为“皮尤互联网计划”撰写了一篇关于青少年和发短信行为的研究报告。她可能还会说，这么做倒也没什么不好。正如大多数成年人都离不开他们的无线设备，青少年也离不开他们的手机。不过他们对手机的执念比成年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对青少年来说，发展和培养一群忠实的朋友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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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几份研究报告的说法，2012年，大多数青少年每个月平均会发送4 000条短信。也就是在他们醒着的时候，每小时会发六七条。而过去青少年的主要活动——煲电话粥或者跟朋友出去玩的频率则远不及此。2/3的美国青少年每天都会给“自己人”发好几次短信，频率是他们打电话、发电邮和见面的3倍以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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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是，人们可以随时保持联系。坏处是，短信比电邮还要精简：内容简短，没有眼神接触，也不能通过说话的腔调来强化或者弱化信息；虽然有不少表情符号，但只能在最低限度表达感情和讽刺。因此，短信虽然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但也能让人显得冷漠无情。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刚来到主人家中赴午餐的约会，正在愉快地跟主人问候、拥抱，这时候她包里的手机嗡嗡响起，她本能地滑动解锁，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刚刚因为乳腺癌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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