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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克和她的研究团队进行了迄今为止耗时最长的对狒狒的研究。他们观察的108只雌性狒狒分别来自两个族群，一个生活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肯尼亚安波塞利国家公园，另一个生活在博茨瓦纳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附近。研究者发现，社会化程度最高的狒狒母亲拥有一群紧密融合的亲朋好友，它们存活下来的后代也最多。利用社交融合度（social integration）可以很好地预测母狒狒的后代是否能活到自己的一岁生日——预测的准确性胜过社会等级，甚至胜过环境条件。雌狒狒的“姐妹团”大约有6名成员。“拥有3个最亲密的好朋友似乎非常重要。”琼·西尔克说，“牢固、稳定的关系能帮助雌性更好地应对压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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狒狒是怎样表达友谊的呢？它们会靠近彼此，互相梳理毛发，在发生冲突时出手帮忙——跟人类的女性朋友差不多。它们还会像第4章提到的那样，一起分享食物。不过，狒狒的友谊也并非总能让人类产生共鸣。在2007年去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参观时，我看到两只雌狒狒面对面蹲着，它俩之间有一坨新鲜的大象粪便。它们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挑出粪便里未完全消化的水果和坚果，喂给自己的朋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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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另一些物种表达友谊的方式对我们更有吸引力。雌性大象会发出一种低沉的轰隆声（被称为“隆叫”），跟好友保持联络。“我们把它比作大象的手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迪士尼动物王国从事大象研究的科学家约瑟夫·索尔蒂斯（Joseph Soltis）这样说。科学记者娜塔莉·安吉尔（Natalie Angier）也在一篇描述非人物种雌性关系的文章中写道：“它们会互相发短信：我到了，你在哪？”31 英国灵长类动物学家茱莉亚·莱曼（Julia Lehmann）发现，在白天觅食的时候，雌性的西非黑猩猩会跟它们的朋友保持眼神接触；到了晚上，它们会背靠背一起休息。32 女性那紧密、牢固的社交网络显然并非一蹴而就，在它背后，一定有一条漫长的进化之路。紧密维系的女性纽带是村落效应的催化剂，而婚姻也让男性得以共享村落效应给健康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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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幸福的婚姻能缓解身体上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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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伴侣一起去医院，让研究者观察你们如何吵架？如果你新婚未久，这或许就是你能想到的最不浪漫的事了。但是有80对健康的美国夫妻恰恰决定这样做，而且不是一次，而是重复做两次。33 他们同意在医院里住两次，每次待满24个小时；在离开医院之后的头一周，每天来医院做检查。护士会在他们的胳膊上植入肝素闸。它跟静脉注射导管差不多，但目的不是把液体注入人体，而是方便采集血液样本。有了它，被试就不用每次采血时都挨针头了。“人们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基柯特-格拉泽博士这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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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护士会拿出一根小导管，吸住被试夫妻前臂下侧柔软的皮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在胳膊上吸出8个水泡。这些水泡的大小跟胖嘟嘟的蓝莓差不多，实在难以视而不见。何况研究者还要刮开水痘顶端的皮肤，盖上一层塑料隔膜，然后往水痘里注入盐溶液。最后，研究者会让被试夫妻面对面坐在椅子上，请他们讨论一些中性话题（第一阶段），或者极易引发冲突的争议话题（第二阶段）。科学家们则坐在帘子后面，观察发生的一切，同时用摄影机把对话过程记录下来。在实验结束之后，他们会分析被试夫妻的交互行为，还有他们的血液样本和水泡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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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实验听起来有点像《幸存者》节目的变态版，但它确实能在受控环境下仿真已婚夫妻争吵时的情况。夫妻争吵的焦点可能是金钱、性爱、淘气的孩子、多管闲事的亲戚、脏衣服，或者任何能让他们火冒三丈的东西——有时候，一场争吵可能持续数年之久。研究的目的在于观察面对面接触可能会对发炎和伤口愈合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人支持和帮助伴侣，有人却对伴侣满怀敌意。”基柯特-格拉泽博士这样描述夫妻的互动。如何衡量婚姻敌意？夫妻双方怒目而视，拖延慢待，或者用威胁的语气说话，表达厌恶、蔑视和攻击，这都意味着婚姻的保质期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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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和他的研究团队与西比尔·卡瑞（Sybil Carrère）一道，发现了另一条规律：他们能根据新婚夫妇的谈话——3分钟就够了，准确预测他们在接下来的6年里会不会离婚。在发生冲突时，他们是否会尝试解决问题？他们是否会流露讥讽和鄙夷，中伤伴侣，制造隔阂？34 如果敌意，或者支持通过某种方式渗入了我们的肌肤，我们的身体又会作何反应呢？部分答案就藏在那些装满液体的水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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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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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柯特-格拉泽和她的研究团队预测，敌意更炽的夫妻，水泡里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较少，但是血液中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较多。细胞因子的本质是蛋白质，它们是免疫细胞之间的信使。如果血液中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较多，人就更有可能患上多种与衰老有关的疾病[47] 。研究者们还预测，婚姻冲突的生理证据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生理反应可能比男性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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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又如何？如果被试夫妻之间的敌意更盛，他们胳膊上的水泡确实更难痊愈，需要7天才能好，而其他人只需要5天。他们血液中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别人多，水泡里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别人少。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他们谈论的是争议性话题，结束之后血液中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水平依然会长时间居高不下；如果他们只是聊天闲谈，前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就会下降得较快。虽然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说：“如果每天都要温柔对待同一个人，人肯定会精神崩溃。”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证明，事实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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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的交流方式，也会对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满怀敌意的夫妻，水泡愈合速度只有其他夫妻的60%。35 换句话说，如果你结婚了，就别跟伴侣大打出手，把伴侣视若仇敌。30分钟的婚姻冲突，就能对你的抗感染能力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你的伤口愈合速度。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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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医生在做检查时竟然只查看患者的重要体征，或进行前列腺触诊，却不询问患者的婚姻状况，真可谓怪事一桩。牙医也应该检查一下患者的婚姻状况，因为对婚姻不满的人比婚姻幸福者更容易患上牙龈疾病，出现龋齿。对于帕金森氏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来说，特别挑剔、过度干涉的伴侣和支持他们、有责任感的伴侣，会给他们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他们的伴侣属于前者，他们的身体也更加虚弱。37 就连生理上的疼痛也能被婚姻的爱意削弱，这一点在女性身上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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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芬兰研究发现，在罹患背部疾病的女性里，婚姻不幸者会感到更加疼痛，行动也更加不便。这是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得出的结果。但如果背痛的女性与伴侣彼此靠近，肌肤相亲，那么生理上的疼痛就能得到缓解。加利福尼亚州的神经科学家娜奥米·艾森伯格和雪莱·泰勒也发现，在进行侵入性治疗的过程中，握着伴侣的手的女性（跟握着陌生人的手相比）疼痛感相对较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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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知道，“你需要的不过是爱而已”。但是这样的结果仍然令人惊异。谁能想到，伴侣的冷嘲热讽会蛀蚀你的牙齿？但这样的结果却又合情合理。如果人类婴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天生就能察觉自己身边是否有钟爱自己的父母（或者他们是不是疏忽大意，情绪焦虑）并对此做出反应；如果其他面对面接触能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么能够记录爱情生活质量的内分泌防护器官，也一定可以在成年人的身体上留下印记。已经有越来越多证据证明，婚姻伴侣会对我们产生直接的生物化学作用，影响我们体内白血球的生产和迁移，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39 寡居男性的巨大痛苦，就是一个尤为突出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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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寡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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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罗是个相貌英俊的男子。他刚刚60岁出头，留着一把银白色的络腮胡须，发际线向后漂移，常年戴着一副飞行员墨镜。他笑起来的时候——他常常大笑，嘴巴会咧到耳根子，一双蓝眼睛几乎被皱纹挤没了，你只能看到瞳孔闪现的亮光。他身材魁梧结实，胸膛强壮有力，嗓音磁性低沉。他总能给人带来安心、可靠的感觉，这当然是件好事，因为他是个研究药物滥用者的心理学家。他对自己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也充满自信。他那随和的性格，可能从一开始就迷住了娜塔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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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他们相遇的时候，罗并没有多少跟人打交道的心思。故事要从2008年初讲起。那时，虽然他仍旧坚持日常活动——工作、看望长大成人的孩子和他们的伴侣、游泳、去犹太会堂，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妻子安娜待在一起。安娜的乳腺癌已经5年没有复发了，但这时忽然卷土重来。当初她刚生病时，他们共同决定接受乳房切除术，消除未来复发的隐患；手术结束后，他们还曾共同庆祝。“我能说什么呢？那段时间我们很亲密，真的是特别亲密。后来我们还去中国旅行，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我们沿长江漂流而下，真是美妙极了。”罗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段岁月。他还记得，从安娜第一次诊断出乳腺癌到乳腺癌复发期间，他们一起组织了好几次热闹的家庭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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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癌症复发后不到4个月，安娜就去世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她的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离开了自己唯一的孩子。罗和安娜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8岁，还没上大学。他还没准备好接受母亲的离去，当然其他人也没有。罗失去了他的“巴舍特”，他命中注定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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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是谁。”当我问他跟娜塔莉是在哪里结识的时候，他这样告诉我，“但是我当时完全没心思谈恋爱，认识新的人，跟她们说话。我仍然会去参加‘巴谷勒’。但是我太难过了，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知不觉。我在一次静修时想：我到底来这里做什么？我的感觉太糟糕了。所有那些精神上的东西，我一点儿心思都没有。我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所以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就像现在我坦然告诉你一样。她听我说话，她人很好。然后我自己离开，一个人去了林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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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后的一个星期三，在我们共进晚餐之后，罗和我坐在我家后院闲聊。就在两个月前的春天，他刚刚跟娜塔莉举行了婚礼。娜塔莉去法国拜访家人了，罗、我丈夫马丁和我“消灭”了一道西葫芦乾酪烘蛋、一盘沙拉和一瓶基安蒂乾红葡萄酒，萤火虫在杜鹃花丛里闪现出点点萤光。太阳落山之后，马丁慷慨承担了洗盘子的任务，让我有机会跟罗好好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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