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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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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柯特-格拉泽和她的研究团队预测，敌意更炽的夫妻，水泡里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较少，但是血液中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较多。细胞因子的本质是蛋白质，它们是免疫细胞之间的信使。如果血液中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较多，人就更有可能患上多种与衰老有关的疾病[47] 。研究者们还预测，婚姻冲突的生理证据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生理反应可能比男性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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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又如何？如果被试夫妻之间的敌意更盛，他们胳膊上的水泡确实更难痊愈，需要7天才能好，而其他人只需要5天。他们血液中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别人多，水泡里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比别人少。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他们谈论的是争议性话题，结束之后血液中的前炎症细胞因子水平依然会长时间居高不下；如果他们只是聊天闲谈，前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就会下降得较快。虽然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说：“如果每天都要温柔对待同一个人，人肯定会精神崩溃。”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证明，事实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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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的交流方式，也会对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满怀敌意的夫妻，水泡愈合速度只有其他夫妻的60%。35 换句话说，如果你结婚了，就别跟伴侣大打出手，把伴侣视若仇敌。30分钟的婚姻冲突，就能对你的抗感染能力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你的伤口愈合速度。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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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医生在做检查时竟然只查看患者的重要体征，或进行前列腺触诊，却不询问患者的婚姻状况，真可谓怪事一桩。牙医也应该检查一下患者的婚姻状况，因为对婚姻不满的人比婚姻幸福者更容易患上牙龈疾病，出现龋齿。对于帕金森氏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来说，特别挑剔、过度干涉的伴侣和支持他们、有责任感的伴侣，会给他们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他们的伴侣属于前者，他们的身体也更加虚弱。37 就连生理上的疼痛也能被婚姻的爱意削弱，这一点在女性身上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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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芬兰研究发现，在罹患背部疾病的女性里，婚姻不幸者会感到更加疼痛，行动也更加不便。这是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得出的结果。但如果背痛的女性与伴侣彼此靠近，肌肤相亲，那么生理上的疼痛就能得到缓解。加利福尼亚州的神经科学家娜奥米·艾森伯格和雪莱·泰勒也发现，在进行侵入性治疗的过程中，握着伴侣的手的女性（跟握着陌生人的手相比）疼痛感相对较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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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知道，“你需要的不过是爱而已”。但是这样的结果仍然令人惊异。谁能想到，伴侣的冷嘲热讽会蛀蚀你的牙齿？但这样的结果却又合情合理。如果人类婴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天生就能察觉自己身边是否有钟爱自己的父母（或者他们是不是疏忽大意，情绪焦虑）并对此做出反应；如果其他面对面接触能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么能够记录爱情生活质量的内分泌防护器官，也一定可以在成年人的身体上留下印记。已经有越来越多证据证明，婚姻伴侣会对我们产生直接的生物化学作用，影响我们体内白血球的生产和迁移，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39 寡居男性的巨大痛苦，就是一个尤为突出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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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寡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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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罗是个相貌英俊的男子。他刚刚60岁出头，留着一把银白色的络腮胡须，发际线向后漂移，常年戴着一副飞行员墨镜。他笑起来的时候——他常常大笑，嘴巴会咧到耳根子，一双蓝眼睛几乎被皱纹挤没了，你只能看到瞳孔闪现的亮光。他身材魁梧结实，胸膛强壮有力，嗓音磁性低沉。他总能给人带来安心、可靠的感觉，这当然是件好事，因为他是个研究药物滥用者的心理学家。他对自己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也充满自信。他那随和的性格，可能从一开始就迷住了娜塔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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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他们相遇的时候，罗并没有多少跟人打交道的心思。故事要从2008年初讲起。那时，虽然他仍旧坚持日常活动——工作、看望长大成人的孩子和他们的伴侣、游泳、去犹太会堂，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妻子安娜待在一起。安娜的乳腺癌已经5年没有复发了，但这时忽然卷土重来。当初她刚生病时，他们共同决定接受乳房切除术，消除未来复发的隐患；手术结束后，他们还曾共同庆祝。“我能说什么呢？那段时间我们很亲密，真的是特别亲密。后来我们还去中国旅行，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我们沿长江漂流而下，真是美妙极了。”罗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段岁月。他还记得，从安娜第一次诊断出乳腺癌到乳腺癌复发期间，他们一起组织了好几次热闹的家庭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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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癌症复发后不到4个月，安娜就去世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她的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离开了自己唯一的孩子。罗和安娜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8岁，还没上大学。他还没准备好接受母亲的离去，当然其他人也没有。罗失去了他的“巴舍特”，他命中注定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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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是谁。”当我问他跟娜塔莉是在哪里结识的时候，他这样告诉我，“但是我当时完全没心思谈恋爱，认识新的人，跟她们说话。我仍然会去参加‘巴谷勒’。但是我太难过了，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知不觉。我在一次静修时想：我到底来这里做什么？我的感觉太糟糕了。所有那些精神上的东西，我一点儿心思都没有。我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所以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就像现在我坦然告诉你一样。她听我说话，她人很好。然后我自己离开，一个人去了林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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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后的一个星期三，在我们共进晚餐之后，罗和我坐在我家后院闲聊。就在两个月前的春天，他刚刚跟娜塔莉举行了婚礼。娜塔莉去法国拜访家人了，罗、我丈夫马丁和我“消灭”了一道西葫芦乾酪烘蛋、一盘沙拉和一瓶基安蒂乾红葡萄酒，萤火虫在杜鹃花丛里闪现出点点萤光。太阳落山之后，马丁慷慨承担了洗盘子的任务，让我有机会跟罗好好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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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的问题可不少，但我最想知道的是，他究竟是怎么走出了寡居的“暗道”——许多男人都在那个地方送了命。无论年龄高低，寡居都会提升男性的死亡风险——在丧偶一年之内，男性的死亡风险会增加20%～40%。巨大的性别差异告诉我们，生理和社会因素都与此脱离不了干系。但是它们的具体作用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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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居生活，不仅意味着告别了家常美食，也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婚姻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拂。41 在痛失爱侣之后，男性猝死和自杀的概率居高不下，因为他们总感到极度孤独。而女性一般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所以她们的猝死和自杀概率相对比较低。42 虽然任何年龄段的男性都会受到影响，但是，60岁以上的男性受到的冲击远较他人更加强烈。在妻子死后数月，老年男性的死亡概率会提升30%～90%，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犹有过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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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自己的公公查理身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灾难性的变化——它被称为“寡居效应”。在我的婆婆突然去世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他轻了20公斤，丧失了生活的目标，经历了好几次危及生命的心脏病。44 查理看起来就像短小精悍的克拉布克·盖博[48] ，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头戴毛毡软呢帽，拥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感。他在40多岁时发作过一次心脏病，但是并不严重。在其后的30多年里，他一直身体健康。失去爱妻的痛苦，让他的心脏遭受了切实的打击。他不仅失去了挚爱的妻子，还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开车送她去杂货店采购、去发廊美发，一起玩纸牌游戏，跟朋友看电影，共享家庭晚餐。就像很多男性一样，妻子是他最主要的社交枢纽。在她辞世之后，他们共同的社交网络也随她而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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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还拥有婚姻生活时，社交关系网似乎可有可无；一旦他们失去了伴侣，温暖的社交关系网就会分崩离析。丧偶的男性不仅失去了自己唯一信赖的伙伴，也失去了社交支持的主要来源；在葬礼的简餐结束之后，他再也不会收到别人的邀约。虽然罗在安娜去世之后消沉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是什么保护了他？可能有很多因素，比如他天生就拥有随和的心性，比如他比很多鳏夫年轻的事实，比如他坚持了日常锻炼的习惯。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为特别的因素。罗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各式各样的社交接触。他参加了很多社区、宗教、治疗和体育团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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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关系对我们的健康究竟有何影响？如果科学界能就人际关系之于健康的影响达成共识，或许这共识就是单一的社交纽带不足以保护我们——不管亲密程度如何。当流行病学家根据几十年的数据预测死亡率时，他们最看重的是“社交融合”：结婚、从属于某个宗教团体、每周三跟牌友玩桥牌、去教堂义务劳动。你拥有的面对面纽带种类越多——可能是亲密关系，也可能是你跟平时经常遇到的人创建的较弱纽带，你避开镰刀死神的概率就越大。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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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身边不仅有关系亲密的家人和朋友，还有很多跟他有联系的小圈子，虽然这些支持者跟他的关系并不像亲朋好友那样亲密。他像我们在第1章认识的西尔维一样，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罗拥有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当噩梦来临时，他们都会来到他的身边。用罗自己的话说，“每当我感到自己被抑郁的情绪吞噬”，他们就会把他拉出来，就算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安娜生病期间和去世之后，有一件事我一直坚持下来了，那就是游泳。”当我问及他如何消除悲伤带来的生理伤害时，他这样告诉我：“当年我的父亲身患重病，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然后辞别人世，那时候我也去游泳。它帮了我。我甚至还参加了游泳比赛。我在安娜生病期间去参加了比赛。”他对我说：“不过有一年安娜病得很重，我没去参加冠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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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去世两年后，罗终于准备开始第一次约会——但在约会之前，他举行了一个古怪的仪式。他回忆道：“我记得我给犹太会堂打了个电话。我买了安娜旁边的墓地，付了钱。只有在我做了这些之后，我才去约会。”我问他为什么，他叹了口气：“现在我们谈到核心问题了。这跟娜塔莉没有关系，当时我还没遇到她。我的想法是，不管将来走入我生命的是哪一位女性，她都必须知道，在遇到她以前，我曾经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整整37年。虽然逝者已矣，而我依旧活在人世，但她们必须知道，我仍然属于……我仍然爱着安娜。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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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死后，4年过去了。显然4年的光阴已经足以让他从容谈起他们的故事，但是4年还不足以让失去爱妻的痛苦消散飞逝。就算他新婚未久，他仍然感到“内心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一头希望自己与娜塔莉一起享受新的生活，一头仍然沉浸在哀悼之中”。他说，万幸的是，娜塔莉能够容忍他的矛盾心理。他告诉我，他们不需要绕太大弯子，就能谈论难以启齿的心事。“一开始我就问她，我现在还深深依恋着安娜，她为何还愿意跟我约会？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就在第一次约会时！她告诉我，只要我现在能跟她在一起，她就不在乎我是否怀念过去。她可以接受这一点。她这番话对我来说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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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他对安娜的情感、他和成年孩子的关系、他和安娜父母的纽带以及对他们的责任——他们仍然悲痛万分、脆弱不堪。“虽然失去挚爱之痛仍然长存心底，不过我开始允许自己再次享受生活，和娜塔莉一起。”他说。在安娜去世之后，罗为她画了几幅画，写了一首情歌，纪念这位曾与他携手共度前半生的女性。“但现在，我必须开始为我和娜塔莉的爱情努力了。我告诉她，我每一年都会比过去更爱她，我很庆幸自己能够与她结为连理。我现在并非孤身一人，我对此充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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