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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某些面部特征可以让人觉得你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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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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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张脸看起来越快乐,这个人就显得越可信。 如果你的脸看起来咄咄逼人、充满了男子气概,眉首压低,颧骨下沉,就有可能让人产生恐惧感,希望跟你保持距离。这一切判断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并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它就这么发生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如果实验人员逐渐减少让人看起来诚实可信的面部特征,被试的杏仁核就会变得越来越活跃。另外,如果杏仁核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可能会失去通过他人面孔判断诚信与否的能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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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我们进化出了某种特殊的生物学机制,可以自发地对人类的面孔做出反应。而且,人类大脑里的防骗机制并非只有这一种。那么,为什么它没能保护那些金字塔骗局的受害者?或许因为诈骗犯的面部特征让他们看起来显得诚实可靠,而且他们还拥有出色的社交能力——比如他们有揣摩朋友所思所感的天赋英才,所以他们可以给自己披上真诚的伪装,或者用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话说,这就是“心理变态者的魔咒”(psychopathic charm,见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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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诈骗犯厄尔·琼斯和萨拉赫·伊兹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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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开始可能都是老实本分、循规蹈矩的人,但当他们遇到了财务危机,他们就更有可能通过欺骗他人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财路。每一次成功都能帮助他们成为更出色的骗术大师,或许他们还会在这个过程中欺骗自己。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设下的骗局会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回报。24 他们的外表赋予了他们超乎寻常的竞争优势。这优势不同于一般进化意义上的夺取食物、性爱和资源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只会让他人跑得更快,变得更强;他们的优势在于让他人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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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受到了直觉的蒙蔽。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和已故的娜莉妮·阿姆巴迪(Nalini Ambady)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明了“薄片撷取”(thin-slicing)这个词。他们发现,就连无意识的一瞥也能战胜深思熟虑的判断。25 卡尼曼在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称之为“系统1”(System 1),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他那本关于第一印象的畅销书[59] 里称之为“闪念”(区别于“思考”)。无论你管它叫什么,第一印象都是一条快速方便的认知捷径,可以帮助我们省下宝贵的脑力完成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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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在《影响力》(Influence: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 )中指出,如果你根据薄片撷取的信息做决定,就有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用了20世纪60年代的访谈节目主持人乔伊·派恩(Joe Pyne,他有一条假腿)和他的嘉宾、摇滚音乐人弗兰克·扎帕的一段火药味极浓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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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恩:我猜,你的长头发把你变成了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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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帕:我猜,你的木头腿把你变成了一张桌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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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薄片撷取”不仅会招致反唇相讥和恶意欺骗。社会欺骗就像其他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传递的行为习惯一样,也是可以传染的。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我还在为这本书做研究。新闻媒体不断爆出新的庞氏骗局,几乎让我目不暇接。首先,当然是麦道夫的金融诈骗案。其次,还有读者诸君刚刚读到过的魁北克省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新教徒被自己人骗了的故事,还有美国门诺派教徒和阿米什人的故事、波士顿巴西社区的故事、黎巴嫩真主党支持者的故事。除此之外,受到欺骗的还有摩门教徒、多伦多的华裔加拿大人和俄亥俄州伊利里亚市的“开门教会”(Church of the Open Door)成员。在金融风暴掀起的大漩涡里,挣扎求生的人们会不会失去自己的道德罗盘?欺骗,会不会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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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社会欺骗也会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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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马特(Kmart)、世界通讯(WorldCom)、泰科(Tyco)、哈里伯顿(Halliburton)、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房地美(Freddie Mac)、房利美(Fannie Mae),还有伯纳德·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Bernard Madoff Investment Securities)……在这一连串的企业诈骗案发生以后,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想到了一个问题:既然我们有可能在飞机上被邻座的乘客传染感冒病毒,或许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感染“不道德”的病毒?他在《不诚实的诚实真相》(The Honest Truth about Dishonesty )里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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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不诚实的现象真的越来越多,那么它是不是有可能像感染、病毒或者传染性细菌一样,通过观察或者直接的接触传播开来?或许传染的概念和我们不断听说的诈骗新闻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联系?……或许这个比喻有点儿言过其实,但是我猜,如果我们跟骗子足够亲近,那么社会诚实的自然平衡或许就被打破了。看到自己的亲友做出不诚实的行为,或许远比看到跟我们不那么亲近、对我们也没有那么大影响的人做出同样的行为“更具传染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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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里想看看欺骗是否真的会传染,于是他和两位同事(其中之一是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弗朗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她发现了欺骗会让人兴奋的事实)一起设计了下面这个实验。志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会拿到一张印着矩阵数学题的试卷,他们的任务是在每个矩阵中找出两个相加等于10的数字,题目完成得越多越好。而且每个数字都带小数点,所以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不可能像计算2+3那么简单。学生们有5分钟的时间作答,每答对一题就能赚到50美分。他们还会在测试开始时拿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10美元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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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设计就有意思了。被试被分成了三组,三组人的测试有一点儿微妙的不同。控制组的学生需要计算答对的题数,拿走自己应得的奖金,最后把试卷和信封里剩下的散钱交还给研究助理检查。第二组被称为“碎纸机组”,他们就全靠自觉了。研究者会让他们认为没有人在监视自己,他们也同样需要计算自己答对的题数,从信封里拿走自己应得的奖金,但是他们要用碎纸机粉碎自己的试卷,在离开之前把剩下的钱(如果有的话)装在信封里塞进门边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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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被艾瑞里称为“麦道夫条件组”。研究者在考场上安排了一个容貌出众的帮手。在测试开始60秒后,这位身材高挑、满头金发的演员会站起来说:“我做完了!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时候,只有几个人刚刚解决了第一道题目,答到第七八题的人就更少了。所以这个家伙肯定在说谎。实验人员让这名演员粉碎他的试卷,从信封里拿走他应得的报酬。他问:“我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信封里没有剩余的钱了,我要怎么办?”实验人员告诉他,把空信封放进盒子里,然后他就可以离开了。他照做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所有钱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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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咱们来看看,哪个组“解决”的问题最多?艾瑞里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麦道夫条件组”的成绩几乎达到了控制组的两倍。他们的答题率甚至还超过了“碎纸机组”。虽然“碎纸机组”的被试也有机会作弊,但是没有人明目张胆地站出来告诉他们怎么作弊以及怎么逃避惩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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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认为一个拥有温和的女性化面孔的男人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如果欺骗是可以传染的,那么面对面的社交网络显然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你很难瞒过大脑的洞察——在每个事件中,你都需要正确的面部特征和表情,还有恰当的眼神接触和身体语言,但是共同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愚弄人的头脑。厄尔·琼斯、伯纳德·麦道夫和门罗·比奇无不懂得这些社会信号的妙处。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取得了几个社区成员的信任,继而赢得了整个社区的尊重,从此远离了怀疑的目光。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他们和朋友、家人、金融专家的亲密关系,变成了保护他们逃避审查的挡板,让他们隐藏了数十年之久。面对面关系里的信任随着社交网络逐渐传播开来,悄无声息地从一个人传到了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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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骗局和其他面对面的社交网络有不少相同的特征。它们的大小、结构和信任传递的方式都一样,所以犯罪学家现在能像流行病学家追踪艾滋病和自杀疫情那样,通过社交网络的节点,剖析贩毒集团的结构。比如,犯罪心理学家丽贝卡·纳什(Rebecca Nash)、马丁·布夏尔(Martin Bouchard)和艾莉·马尔默(Aili Malm)调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伊伦抵押贷款公司,它在20世纪90年代骗取了2 200多名投资人的2.4亿美元。研究者找到了几百个关键的受害者,正是他们向朋友和家人推荐了这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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