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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中毕业文凭，很多辍学的青少年和他们未来的孩子都只能一辈子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且我们在第5章中也谈到过，教育的欠缺会对他们的健康和认知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政府官员不但没有干预事态的发展，反而试图掩盖学业脱节的丑闻。当然，辍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过，如果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认识到了面对面接触的价值，并且能够把我们现有的知识应用于日常的实践，或许会对这些处于弱势的孩子产生远比现在更大的影响。一个相当简单的举措——尝试跟有困难的学生创建情感联系，就有可能帮助受挫的16岁青少年解决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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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多伦多市的4位退休教师和指导顾问做到了这一点，只动用了1.2万美元的省政府拨款。他们舍弃了一般的行政做法——发电子邮件，拨打自动语音电话，而是花了整整两周时间，给每个在学年末离开学校之后没有重新注册的学生打电话。有时候一遍还不够，还会打第二遍。他们不接受语音留言，他们想和学生本人直接对话，找到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种没什么科技含量的办法，让1 800个本来打算辍学的学生中的864人重新回到了学校——成功率几乎达到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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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亚·杰克逊（Davia Jackson）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她读十一年级的时候，她的父母搬家了。她不想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换学校，但是当她尝试去原来的学校注册时，她发现自己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怪圈，怎么也搞不明白应该怎么做。正当她打算放弃的时候，她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一个电话就改变了一切，”她说，“就在我陷入绝望的时候，它给了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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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学生阿什丽有学习障碍，还有听力问题。她因为少了一个学分，结果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毕不了业。在她已经放弃时，她接到了一位退休教师打来的电话，劝她回到学校。她惊奇地发现竟然有人注意到了她。“我已经离开学校快两个月了，所以我感到很吃惊。”她说，“我第一次知道有人真的关心我。”他们帮助她注册了夜校，取得了最后一个学分。她在几个月后顺利地毕业了。又过了几个月，她进入了一所社区大学，开始修读公共关系专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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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很难相信，一个如此简单的干预措施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社交接触就好比疫苗，只要一小点儿就能带来莫大的帮助——不管是抵御疾病的侵袭，还是防止你错失机遇。同时，它们还能帮政府节省健康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项目主管克里斯托弗·尤西（Christopher Usih）说：“我们接近他们，告诉他们，我们想你了，快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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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男孩更有可能辍学；而在其他地方，辍学的更有可能是女孩。 虽然联合国希望能在2015年以前普及初等教育，但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2013年已经开始好几个月了，世界上仍有超过9 300万名儿童无学可上，其中大多数都是发展中世界的女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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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她们所在的地区有学校，但有时学校离家太远了，父母觉得上学路上不安全。还有的父母希望女孩留在家里帮忙干家务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南亚，女童失学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很多人都质疑教育的意义和结果。巴基斯坦的15岁少女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是一个为女童争取教育权利的社会活动家，她在2012年被塔利班分子射穿了头部。这一切似乎都让教育普及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马拉拉的康复和不屈不挠的抗争虽然得到了国际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但却无法改变残酷的事实：巴基斯坦的失学儿童数量位居世界第二，达到了5 000万之众。它是世界上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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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6章谈到的笔记本电脑计划，也不能解决教育普及的问题。但是，教师和学生的距离或许是最管用的因素。距离不但能影响总体的入学率，还能影响女孩的学业。在阿富汗西北部的古尔省，只有28%的儿童住在学校周边5公里的范围内。或许正因如此，该地区2/3的儿童都没有去上学。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戴娜·伯蒂（Dana Burde）和利·林登（Leigh Linden）调查了建在村子里的小型学校的效果。2008年，古尔省随机选择了31个乡村，在其中的13个村子里修建了学校，让另外18个村子里的学生按照过去的做法去地区学校上学。（去地区学校上学的儿童占了全部学生的95%。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地区学校因为规模较大、资源丰富，所以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在一学年过去之后，研究者比较了将近1 500名儿童的入学率和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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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家门口的乡村学校跟距离遥远的地区学校相比，能让女童的入学率提高52%，让她们的学习成绩增加1.3个标准差。乡村学校可以惠及所有的学生（男童的入学率提升了34%），不过它们最有助于提升女孩的入学率和学习能力。伯蒂和林登写道，在物理上接近学校和老师“几乎消除了男童和女童的就学差异，而且在短短一年中就把他们的考试成绩差距缩小了1/3”。20 学生和教师的地理距离每减少1.5公里，学生的入学率就能提升1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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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村落效应的一个明证——物理上的接近有改变人生的力量。还有一个例子是我在第6章提到的互动式阅读计划，它能帮助低收入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学业失败的风险极高）养成跟幼儿一边看书、一边对话的习惯。跟父母进行频繁的亲密接触，确实可以提升孩子日后的语言能力和阅读能力。21 事实上，对于贫困家庭的儿童来说，面对面交流和互动式阅读计划对语言和学习能力的影响，达到了笔记本电脑计划的两倍以上。另外，其他研究也发现，跟训练有素的教师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只需要一年的时间，就会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迄今为止的任何笔记本电脑计划都难以望其项背。22 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用更明智的方法利用有限的资源，那么投资于家长和教师的培训计划，显然远远好过投资于昂贵的——而且很容易过时的课堂技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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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上有很多出色的教育软件，训练有素的教师知道怎么利用它们来帮助学生取得学业上的进步，不过大多数教育软件都只能单独训练某一项能力。24 但是，力量最弱、最需要帮助的儿童——主要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有注意力缺陷障碍的儿童，还有性格冲动的男孩要想取得进步，他们更需要培养的是自我约束力，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制订计划、记忆关键信息和灵活思考的能力。同时，他们也需要抑制自己的冲动。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帮助这些学龄前儿童掌握这样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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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加拿大心理学家阿黛尔·戴蒙德（Adele Diamond）和凯瑟琳·李（Kathleen Lee）最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综述分析，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她们发现，就算是最好的电脑项目——它会随着儿童能力的提升逐渐增加难度，也只能一次训练一种技能，而且这项技能还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其他领域。换句话说，训练儿童短期记忆的电脑项目，不能帮助他们完成其他的任务，就连需要记忆能力的任务也不行。训练某种非语言能力的电脑项目，只能提升儿童完成那一类任务的能力，对于其他任务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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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两位作者指出的：“训练推理能力的项目不能提升速度，训练速度的项目不能增强推理能力。”但是他们也发现，同时包含了良好的师生互动和有氧运动的训练项目，比如音乐课、武术训练和冥想练习，可以帮助学龄前儿童提升各项执行功能。25 就算没有价值不菲的电子设备，儿童也能学会制订计划、排队等候、控制情绪、解决问题、抑制自己的冲动——只要他们的教师接受了有科学根据的培训，得到了应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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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几位政府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巴拉克·奥巴马就是其中一位。“对优秀教师的需求，理应得到特别的重视。”他在《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 ）中谈到了美国的教育系统，“最近的研究发现，决定学生成绩的最重要因素既不是他的肤色，也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们的老师是谁。”26 在他写下这段话之后至少又过去了5年，科学家才发现了某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面对面互动的影响。不过，奥巴马确实说到了点子上。科学家在2011年发表了一项涵盖了250万名美国儿童的研究，研究指出，如果学生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而不是平均水平的）教师，仅仅一年之后，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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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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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考上优秀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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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可能成为少女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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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之后挣的钱更多（一生的收入平均比其他人多2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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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之后的居住条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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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为退休生活攒下一笔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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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些结果中看到了什么？是特权阶级的父母会为孩子选择师资更优秀的学校吗？（研究者掌握了纳税申报数据，所以可以排除掉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我们真正应该看到的是，我们过去一直低估了社交互动的力量。一位伟大的教师可以改变孩子的未来。 “对于生活贫困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但是他们往往只能接触到最差劲的教师。这应该算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权丑闻。”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自己的专栏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富有洞见的教师改变了一个孩子的未来。奥利·尼尔（Olly Neal）本来是“一个贫穷的黑人孩子，脾气也不太好”，但是他后来却当上了美国上诉法院的法官。他的老师米尔德丽德·格雷迪（Mildred Grady）有一次发现，言谈粗鲁的16岁少年尼尔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了一本封面恶俗的书。从那以后，她自己掏钱买了很多那个作者的小说，让尼尔随时都能在书架上找到一本自己没看过的书，秘密地帮助尼尔养成了日后维持一生的阅读习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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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或许我们没有像尊重互联网巨头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那样尊重他们，但是一位有教育天赋的教师可以把冥顽不化的学生变成爱读书的人，一位出类拔萃的教师可以让任何一个班级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得到显著的提升。既然如此，我们对教师“湿件”[69] 的投资，至少应该相当于我们对软件和硬件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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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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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和幼儿的教育重点是家长-儿童互动、师生互动和同伴互动。面对面教学结合网络工具的教育方法，更适合年龄较大的孩子和青少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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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特别提到奥利·尼尔的故事，是因为遇到一位关心你的、优秀的教师，接受她的教导，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式，特别是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在北美洲和欧洲，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儿童之间的机会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家境富裕的孩子跟不那么富裕的孩子相比，拥有多得多的社会经济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所谓的“《晚安，月亮》时间”。具体来说就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4倍于20世纪70年代他们自己的父母。但是，只有高中教育水平、一般来说经济也更为拮据的父母给予孩子的资源和关注，相较于自己的父母几乎没有任何提升。在三四十年前，亲子活动和父母关注带来的差异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到了现在，贫富阶级在阅读和数学测试分数上的差距大约增加了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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