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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缺乏人际接触的教育形式，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的现实给支持者泼了一头冷水。平均来说，90%的学生都在中途退出了，只有3%的学生表示自己对修读的大规模网络公开课感到满意。没有课表，没有教室，没有机会向老师提问题，也没有机会得到教师的鼓励或者针对个人的评价。这时候，生活贫困、缺乏经验、被剥夺了教育权利的学生——他们恰恰是很多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的倡议者们争取的目标，最有可能碰到困难，最后一个接一个走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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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本来就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家长和学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更愿意支付一笔价格不菲的学费，在小教室里跟训练有素的教师进行真正的人际接触。他们的教师会积极地指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对每个学生进行个人化的指导，让学生有机会亲自动手，在实践中学习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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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过去也有很多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掉下社会流动的阶梯而投资于新出现的工具，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真正的新闻是，过去很多免费的东西——比如课堂上的人际接触如今都要收钱了。根据《赫芬顿邮报》的报道，有些国家的父母如果希望幼儿园老师拥抱自己的孩子，他们每个月都需要向幼儿园多付一笔钱。在北美洲，很多有权利选择的父母都选择出高价增加课堂教学的比例，减少课堂技术的比例。易趣网首席技术官艾伦·伊格尔（Alan Eagle）说：“iPad上的应用程序更善于指导我的孩子学习阅读和做算术题？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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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的感慨不无道理，他的意见也得到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份好工作的父母的回应——特别是在硅谷。如果你能负担得起良好的教育条件，你凭什么要把孩子的教育大业托付给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伊格尔还说，现在的电子技能都太基础了，“就像学习使用牙刷一样简单”。他把自己的所有孩子都送去了一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华德福学校（每个孩子一年的学费高达2万美元）。“我们把技术变得越来越简单了，甚至都不需要动一动脑子就能上手操作。孩子们长大以后没有理由学不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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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我们对数字革命的期许。技术不仅应该是对所有人都免费开放的东西，还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但是，仅仅给予边缘化的儿童一台联网的计算机，只能进一步加大富裕儿童和贫困儿童之间的学业差距。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经济学家雅各布·维格多和海伦·拉德追踪了100万名来自弱势家庭的美国学生，观察他们在得到联网计算机前后的变化，结果发现：“在五至八年级时接触到家用电脑的学生，阅读和数学测试的成绩更有可能出现持续下滑。”32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或许因为他们在家里不会受到父母的监督——贫困或者单亲家庭的父母往往需要长时间工作，所以孩子在家时也会像他们在学校参加笔记本电脑计划时一样，用电子设备打游戏、聊天，或者下载电影和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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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父母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只能把孩子托付给虚拟的课堂，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极高的流失率以外，我们还看到了虚拟教学的另一个黑暗面。正如教育学研究者马克·沃沙尔在《云上学习》（Learning in the Cloud ）中指出的那样，学校之所以会引进虚拟课堂，往往是因为预算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们有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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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罗里达州，有针对性的虚拟教育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同样在这里，虚拟教学的黑暗面也暴露无遗。迈阿密-戴德县的学生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修读没有教师指导的在线课程。当学生去上课时，他们会被一名“督导者”指派到一台电脑前。学校引进这个新系统的目的，并不是提高教学质量，而是省钱，因为佛罗里达州的虚拟课堂跟有教师指导的课堂不一样，没有班级人数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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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位学校管理者向《纽约时报》承认，就算学生难以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强制的虚拟教学仍然必不可少，因为“没了它，我们就没办法满足班级大小的需求”。一位家长说，当她发现自己的女儿被安排去上虚拟的而不是真正的西班牙语课时，她的“下巴都掉下来了”……一个女孩代表35～40名被迫修读无教师课程的学生说：“他们没有一个想去上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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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的公共教育开支是全国最低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证明了面对面互动在教育，特别是早期学习中的必要性。限制孩子和教师的互动，是一个令人胆寒的“进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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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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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际互动搬到了数字平台上，教育、医疗和儿童看护中的面对面接触也变成了一种奢侈的商品。但是，面对面的接触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理应开放给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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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改变还不算太晚。很多更难以改变的社会风潮都被成功地逆转了——通常是在女性的帮助下。比如说，在20世纪之初，99%出生在北京以南某地的女孩还需要裹脚。但是到了1919年，这里就再也没有女孩裹脚了。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荣誉法则》（The Honor Code ）中写道：“反对裹脚的思潮并没有立刻起效。但是当它扎下了根，这个有1 000年历史的陋习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完全消失了。”35 之前也有人曾经尝试废除这个传统，但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这个约束身心的陋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失无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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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女性的社交纽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875年，一位英国牧师召集了一群厦门的妇女，请她们签署一份抗议裹脚的请愿书。一开始，只有9个人点头同意。后来这9个人又联系了数百人，最终成立了“戒缠足会”，发展了数万会员。用阿皮亚的话说，要改变这个历来都被视为正常的积习，需要好几个催化剂：煽动民众反对缠足的新教牧师，大声疾呼于民间、认为缠足的习俗荒唐至极的著名知识分子，第一批留学海外之后回到国内的中国女性——她们在国外意识到了跛行女性的痛苦；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戒缠足会的组织，女性成员纷纷宣誓，不但不给她们的女儿缠足，而且也不允许她们的儿子娶缠足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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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女性还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势力，但是在她们的帮助下，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她们的努力大多都隐藏在幕后，通过社会传染和同伴压力散播开来。类似的女性影响也出现在了妇女领导禁酒运动的时候，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不断看到女性推动社会变化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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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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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有的人通过面对面培训新妈妈，显著地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在乌干达，有的人改变了艾滋病的传播率；在喀麦隆，有的人鼓励自己的女性朋友使用避孕套；还有的人在悉心照顾自己年老体衰的丈夫。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利用紧密的社交网络和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改善村落居民的福祉——不管是真正的村落，还是比喻上的村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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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读者诸君的并不是“女人很棒”（women are wonderful）——也就是众所周知的“WAW”；我想最后一次提醒你，面对面的接触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已经知道了，女性的社交圈子一般比男性的更小、更紧密，也更亲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本书一开始想讨论的问题。当我得知女性复杂的社交生活会对她们的健康和长寿产生关键性影响时，我想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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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里提到过，跟亲密的女性朋友交换重要的信息，或许是其中的关键。但是，女性对人际接触的偏好本身，也有助于女性保持自己的健康和活力。无论是亲自跟一两位朋友见面，还是通过电话联系，女性都能传递至关重要的信息。她们还能通过这样的人际接触，得到神经化学上的奖励。但最重要的是，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维持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在她们身边，总是环绕着一群重要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也会失去朋友、邻居和伴侣，但是她们比男性更有可能创建新的纽带，取代失去的关系。在当下这个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比以前更长寿了，人群的流动性也比以前更强了，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比以前更孤立了。我们需要花时间创建、经营、重建我们的村落，这才是本书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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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满足自己对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需求，那么我们——包括所有男性和女性就能活得更快乐、更健康，更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也更不可能屈服于眼前的绝望。我们身上的担子会变得轻一点儿，面前的高山也不再显得那么陡峭。37 真正的社交互动是一种自然之力，我们都需要，而且每天都需要。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强有力的证据，不难理解亲密的互动可以推动学习的进步，改变寿命的预期，也不难把亲密的互动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现在，我们都需要想象一下自己的村落，一个真正的村落，由真实的个体组成的村落。想象一下它是什么模样，然后开始动手建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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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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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萌生出写作本书的念头，还是在2008年，当时的我正坐在多伦多的一个黑暗的大会堂里。我在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两件事：在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男性的寿命比女性还要长；有人设计出了一种数字界面，并且一本正经地表示，它会成为你的理想伴侣。我首先要感谢Moses Znaimer和ideaCity[70] ，感谢他们把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放在了一起，启发我开始思考社交纽带的转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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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Mavis Gallant曾说，写作“就如同一场风流韵事，最开始的部分总是最好的”。从一开始，我的朋友和家人——甚至还有几位陌生人和他们的家人就友好地允许我打扰他们的生活。为此，我对Claudia Aristy、Judith Berman、Danielle Brown、Kate Browne、Diana Bruno、Teresa Cabiddu、Giovanni Corrias、Mary Coughlan、Joseph Douek、Arden Ford、Bob Fynn、Jessie Goldberg、Fred Janosy、Sylvie La Fontaine、Kathe Lieber、Ben and Kaz Mattes、John McColgan、Giuseppe Murinu、Ginny Nelles、Claudie Pfeiffer、Francesca Pittau和Matt West深表谢意。在我为本书做研究的时候，他们都热心慷慨，直言不讳。我在本书中提到了其中几位的故事。我给一部分喜欢化名的人起了化名；对于不介意使用真实姓名的人，我就写出了他们的全名。我还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社区成员，包括我的游泳队队友，还有威斯蒙特公共图书馆的参考馆员。我要对你们道一声多谢。多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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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稿代理人John Brockman和Katinka Matson从始至终都对本书抱有浓厚的兴趣，我要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专业精神。另外，这是我第二次有幸跟富有洞见的Anne Collins合作了，她是我在加拿大兰登书屋的编辑，她欣然阅读了无数篇草稿，回答了无数个问题，以一贯的良好决策力和幽默感支持我的写作。还有Cindy Spiegel是我在Spiegel&Grau出版公司的编辑，她对本书怀有始终不渝的热情，不遗余力地推动了本书的进步。当然还有英国大西洋书局的Toby Mundy，他虽然身在远方，但是给予了我灵感。我不仅要向他们的团队集体致谢，还要特别感谢Michelle Roper和Annie Chag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