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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的公共教育开支是全国最低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证明了面对面互动在教育，特别是早期学习中的必要性。限制孩子和教师的互动，是一个令人胆寒的“进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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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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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际互动搬到了数字平台上，教育、医疗和儿童看护中的面对面接触也变成了一种奢侈的商品。但是，面对面的接触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理应开放给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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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改变还不算太晚。很多更难以改变的社会风潮都被成功地逆转了——通常是在女性的帮助下。比如说，在20世纪之初，99%出生在北京以南某地的女孩还需要裹脚。但是到了1919年，这里就再也没有女孩裹脚了。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荣誉法则》（The Honor Code ）中写道：“反对裹脚的思潮并没有立刻起效。但是当它扎下了根，这个有1 000年历史的陋习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完全消失了。”35 之前也有人曾经尝试废除这个传统，但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这个约束身心的陋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失无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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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女性的社交纽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875年，一位英国牧师召集了一群厦门的妇女，请她们签署一份抗议裹脚的请愿书。一开始，只有9个人点头同意。后来这9个人又联系了数百人，最终成立了“戒缠足会”，发展了数万会员。用阿皮亚的话说，要改变这个历来都被视为正常的积习，需要好几个催化剂：煽动民众反对缠足的新教牧师，大声疾呼于民间、认为缠足的习俗荒唐至极的著名知识分子，第一批留学海外之后回到国内的中国女性——她们在国外意识到了跛行女性的痛苦；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戒缠足会的组织，女性成员纷纷宣誓，不但不给她们的女儿缠足，而且也不允许她们的儿子娶缠足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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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女性还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势力，但是在她们的帮助下，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她们的努力大多都隐藏在幕后，通过社会传染和同伴压力散播开来。类似的女性影响也出现在了妇女领导禁酒运动的时候，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不断看到女性推动社会变化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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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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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有的人通过面对面培训新妈妈，显著地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在乌干达，有的人改变了艾滋病的传播率；在喀麦隆，有的人鼓励自己的女性朋友使用避孕套；还有的人在悉心照顾自己年老体衰的丈夫。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利用紧密的社交网络和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改善村落居民的福祉——不管是真正的村落，还是比喻上的村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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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读者诸君的并不是“女人很棒”（women are wonderful）——也就是众所周知的“WAW”；我想最后一次提醒你，面对面的接触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已经知道了，女性的社交圈子一般比男性的更小、更紧密，也更亲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本书一开始想讨论的问题。当我得知女性复杂的社交生活会对她们的健康和长寿产生关键性影响时，我想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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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里提到过，跟亲密的女性朋友交换重要的信息，或许是其中的关键。但是，女性对人际接触的偏好本身，也有助于女性保持自己的健康和活力。无论是亲自跟一两位朋友见面，还是通过电话联系，女性都能传递至关重要的信息。她们还能通过这样的人际接触，得到神经化学上的奖励。但最重要的是，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维持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在她们身边，总是环绕着一群重要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也会失去朋友、邻居和伴侣，但是她们比男性更有可能创建新的纽带，取代失去的关系。在当下这个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比以前更长寿了，人群的流动性也比以前更强了，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比以前更孤立了。我们需要花时间创建、经营、重建我们的村落，这才是本书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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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满足自己对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需求，那么我们——包括所有男性和女性就能活得更快乐、更健康，更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也更不可能屈服于眼前的绝望。我们身上的担子会变得轻一点儿，面前的高山也不再显得那么陡峭。37 真正的社交互动是一种自然之力，我们都需要，而且每天都需要。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强有力的证据，不难理解亲密的互动可以推动学习的进步，改变寿命的预期，也不难把亲密的互动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现在，我们都需要想象一下自己的村落，一个真正的村落，由真实的个体组成的村落。想象一下它是什么模样，然后开始动手建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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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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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萌生出写作本书的念头，还是在2008年，当时的我正坐在多伦多的一个黑暗的大会堂里。我在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两件事：在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男性的寿命比女性还要长；有人设计出了一种数字界面，并且一本正经地表示，它会成为你的理想伴侣。我首先要感谢Moses Znaimer和ideaCity[70] ，感谢他们把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放在了一起，启发我开始思考社交纽带的转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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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Mavis Gallant曾说，写作“就如同一场风流韵事，最开始的部分总是最好的”。从一开始，我的朋友和家人——甚至还有几位陌生人和他们的家人就友好地允许我打扰他们的生活。为此，我对Claudia Aristy、Judith Berman、Danielle Brown、Kate Browne、Diana Bruno、Teresa Cabiddu、Giovanni Corrias、Mary Coughlan、Joseph Douek、Arden Ford、Bob Fynn、Jessie Goldberg、Fred Janosy、Sylvie La Fontaine、Kathe Lieber、Ben and Kaz Mattes、John McColgan、Giuseppe Murinu、Ginny Nelles、Claudie Pfeiffer、Francesca Pittau和Matt West深表谢意。在我为本书做研究的时候，他们都热心慷慨，直言不讳。我在本书中提到了其中几位的故事。我给一部分喜欢化名的人起了化名；对于不介意使用真实姓名的人，我就写出了他们的全名。我还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社区成员，包括我的游泳队队友，还有威斯蒙特公共图书馆的参考馆员。我要对你们道一声多谢。多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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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稿代理人John Brockman和Katinka Matson从始至终都对本书抱有浓厚的兴趣，我要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专业精神。另外，这是我第二次有幸跟富有洞见的Anne Collins合作了，她是我在加拿大兰登书屋的编辑，她欣然阅读了无数篇草稿，回答了无数个问题，以一贯的良好决策力和幽默感支持我的写作。还有Cindy Spiegel是我在Spiegel&Grau出版公司的编辑，她对本书怀有始终不渝的热情，不遗余力地推动了本书的进步。当然还有英国大西洋书局的Toby Mundy，他虽然身在远方，但是给予了我灵感。我不仅要向他们的团队集体致谢，还要特别感谢Michelle Roper和Annie Chag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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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错误都是我本人的失误，但是我要特别感谢下列专家和朋友，他们阅读了本书的早期草稿，他们的建议帮助我追求文本的准确和精妙：Barbara Baker、John Cacioppo、Steve Cole、Alison Gopnik、Michael Kramer、Giovanni Pes、Laura-Ann Petitto、Steve Pinker、Michel Poulain、Andres Meltzoff、Harry Reis、Sherry Turkle、Linda Waite、Mark Warschauer和Joel Yanofsky。仔细的阅读是一件无价的礼物，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说到仔细的阅读，史蒂芬和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对觉得讨论被动语态跟讨论大脑杏仁核一样有趣的兄妹了。我们共同的兴趣给予了我极大的快乐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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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科学家给我发来了他们的研究，耐心地解答了我对社会思维的疑问。他们是Roy Baumeister、Matthew Brashears、John Cacioppo、Sue Carter、Bernard Chapais、Dimitri Christakis、Steve Cole、Eli Finkel、Helen Fisher、James Fowler、Howard Friedman、Paolo Francalacci、David Geary、KeithHampton、Julianne Holt-Lunstad、Celeste Johnson、Janice Kiecolt-Glaser、Perris Klass、Andres Meltzoff、Alan Mendelsohn、Carlo Morselli、Natalie Munro、Linda Pagani、Giovanni Pes、Michel Poulain、John P.Robinson、Niels Rosenquist、Robert Sapolsky、Alex Todorov、Tom Valente、Jacob Vigdor、Ben Waber、Barry Wellmen和Elizabeth Wal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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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很多研究和档案助理，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了我。他们是Yanick Charette、Carl Boodman、Beth Cruchley、Terri Foxman、Damon Hancoff、Gaëlle Hortop、Sara-Lynn Moore和Roslyn Pinker。Gabrielle Jacobs和Beatrice Toner帮我整理了采访记录，Axel van den Berg、Joseph Helfer、Michelle Roper和Julia Waks帮我完成了图片的翻译和调整。我还要对几位研究者深表谢意，他们是我多年的知交，包括不知疲倦的Terri Foxman, Yanick Charette和Gaëlle Hortop，还有我的免疫学和灵长类动物学导师Carl Boodman以及Roslyn Pinker，杰出的删减专家和读者——她还有个名字是“妈妈”。我要感谢我的丈夫Martin Boodman，从本书写作伊始到最终结稿，他听我讲述了每一个细节，慷慨地提供了自己的意见，给予了我无私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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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没有你，我就不可能做到”这句话，谈论的不仅仅是本书的主题，还有本书的写作过程。我的朋友和家人，包括我的兄嫂，史蒂芬和罗伯特·平克以及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Kristine Whitehead和他们的孩子，组成了我的村落的四角。我的父母，罗斯林和哈里·平克——我把本书献给他们，是他们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也是他们最早告诉我，为什么面对面的关系很重要。最后，当然还有我呼吸和工作的原因——我要深深感谢我的丈夫马丁，他是我一生的挚爱以及我的三个孩子，伊娃、卡尔和艾瑞克，他们照亮了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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