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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弄清你的特点和不同之处。比如，你不喜欢对方行为捉摸不定，我就应当尽量让自己的行为变得极为可靠。假如你主管某家银行贷款业务，同我的公司有生意往来，我不仅要了解你的情况，也要知道你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和你所在银行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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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际关系发生变化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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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有些人的情绪波动要比别人大得多。他们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更容易受情绪影响。我虽然不能将自己的情绪同你的协调一致，但至少应该认识到双方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以冷静、超脱的理性态度来对待眼前的问题，而你却感情用事，那肯定会有麻烦。我应当预先估计交往中的情绪含量，适当调节自己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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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你的期望会影响你作出反应。为了更好地同你打交道，我应当了解你对双方关系所抱有的期望，对今后发展的期望以及对我的期望等。我不一定能满足你的期望，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会帮助我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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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差异在于人们处理问题的节奏不同，因而在这方面对别人的期望也有所不同。美国人，特别是在东岸的商业氛围中，人们干什么都是急匆匆的；会见和行程都安排得非常紧凑。而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中，生活节奏则要慢得多。注意到对方办事的节奏将有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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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做的和不该做的。每一种文化（乃至每一个家庭）都有其特定的行为模式，它影响人们对彼此的期望和大家相处的融洽程度。有些事可以做，有些事则不能做。在某种特定行为模式中长大的人，自己很难说清具体的行为规则究竟是什么。要弄清自己和对方的“游戏规则”实属不易，有时甚至是一件痛苦的事。当一位新婚妻子发现她丈夫在平安夜就把她送他的礼物拆开而没能等到圣诞节早上时，会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小事上的规矩尚且能带来麻烦，何况大事呢。因此了解对方在重大问题上的规矩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彼此的游戏规则，双方之间的关系肯定会触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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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和含蓄。特定的行为准则会影响人们为人处世的礼节。以色列人和美国西部人以不拘小节著称。他们第一次见面就会直呼其名，衣着随便，事先不打招呼就登门拜访。而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比如东京和伦敦，人们更注重礼节。这意味着为人处世更含蓄，更尊重他人隐私，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更强调社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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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得体，我应当首先认识到对方的某些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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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双方关系的现状。在着手改善双方关系之前，我们应当对目前的状况有一个评估。如果双方相处已久，不论是夫妻之间还是两国政府之间，这种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经常会因循守旧，所以要跳出条条框框，以新的视角去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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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检查双方之间的关系有助于防微杜渐。就像对待自己的健康状况那样，我们总认为自己没事，直到有一天问题找上门来。定期去医院检查有助于保持健康，同样，时不时反省双方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保持双方交往的正常进行。我们最好总体考虑一下双方交往的预期目标是什么，以及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可能的话，同对方一起找出双方交往中应注意的各项要素，双方可以坐下来回顾一下最近几次交往的情况，列出需要讨论的具体问题，这样能促使双方想出改善彼此关系的新点子。就像医生给我们做体检时手里拿的检查表一样，我也可以列一张表来“检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下面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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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实践，我们能很快发现双方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做到及时解决，也就不再需要类似的检查表了。但是，我们还需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一下双方交往中的每一个要素以及如何使之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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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本书大部分内容讲的都是常识，但是我们偶尔也会做出一些违反常识的举动。回顾我们曾经有过的重要交往就能找出我们的不足之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两国政府都会时不时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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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美国总统里根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首脑会晤，这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回顾过去、作出近期调整的宝贵机会。在全面审视两国之间的关系时，以下几个问题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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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两国政府的许多官员都致力于改变对方政府的实质性政策，并以此来衡量双方的交往是否成功。许多人都认为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首脑会晤是一次失败，因为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甚至在1987年12月会晤期间，前苏联外交部的发言人仍然指出，只有双方能为“关于战略武器的第二阶段条约”打下“基础”，此次会晤才算得上是成功。但是两位领导人在华盛顿也探讨了双方长期合作的蓝图。里根总统说：“我们希望这一历史性协议的签订不是一个句号，而是双方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篇章，从此双方能够共同合作解决其他更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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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美苏两国政府都将实质性问题和双方的关系问题混为一谈，使之相互对阵。历史上，一旦发生严重冲突，双方的关系就会急转直下。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总书记在1959年会晤时达成的“戴维营精神”，因前苏联在其境内打落一架美国的U–2间谍机而瓦解。同样，20世纪70年代关系缓和的希望也因双方无法解决在移民、贸易限制、对安哥拉和其他国家的反政府武装给予军事支持等问题而破灭。1980年，卡特总统为了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表示不满而撤回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美国体育代表团。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报复举措，但这么做无疑破坏了两国之间为增进理解和信任而作的努力。之后，美国又试图把对苏政策同人权问题挂钩。如，参加1985年5月赫尔辛基条约审查大会的美国代表说：“（前苏联的）人权状况同两国关系的全面缓和密不可分。”里根总统在雷克雅未克会晤前也说过：“我会向戈尔巴乔夫先生声明，除非前苏联的人权状况有实质性改观，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出现使双方能在其他问题上取得持久性进展所必需的一种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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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数月，前苏联方面因美国在1986年4月轰炸利比亚事件而取消了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和舒尔茨国务卿之间的会谈，这次会谈本来是要为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打前站的。“前苏联领导人曾经发出警告：这样的行径只会影响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但不幸的是，华盛顿对此并未在意。事实上，是美国政府自己使两国外长级会谈不能按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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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12月的首脑会晤上，两位领导人都做出了积极姿态，表示尽管双方有严重分歧，或者说，正因为这些分歧的存在，两国需要携手合作。里根总统说：“尽管我们双方在社会制度方面有根本性分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进行合作。”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说：“我们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差距不会缩小，但是，我们仍会在对两国和对全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领域里寻求改善关系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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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美苏之间的关系经常充满了恐惧和猜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也承认这一点。他在1987年12月的首脑会晤上说，两国要改善关系，必须克服“积怨和偏见”。华盛顿会晤产生了有益的积极情绪。合作精神如此高涨，甚至有盲目乐观压倒理性的危险。一位美国官员当时谈到，每个人的情绪都如此高涨，以至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大家冷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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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理解。美国和前苏联都没有很好地理解对方。比如在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上，两国政府僵持不下，咬定自己的立场不放，却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利益。美国在1985年承认，前苏联加紧研制防御性武器“可能意味着要进行率先攻击”，但它却忘了前苏联对美国的防御性武器也会有同样的担心。此外美国声称，在特定情况下，防御性武器能增加军事稳定，前苏联方面显然不能理解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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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两国政府为迎合不同听众，致使双方的沟通颇为混乱。双方利用公开声明向各自的公众、盟友、官僚机构和对方政府传达信息。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取悦国内的保守派而对该会晤所作的评价令苏联费解。对此，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回应说：“美国方面完全歪曲了雷克雅未克谈判的真实情况，在举行了如此重要的会晤之后，竟然在过去的几天里做出了不合常理的举动……这算是什么政府？它能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其他事务吗？其行为究竟要荒诞到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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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缺乏诚意，传达的信息含糊不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之后的情况即是一例，当时西方国家无法了解事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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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两国政府都对对方的意图和行为心存疑虑，并且乐于挑对方的毛病，而不愿考虑自己如何来切实提高相互之间的可信度。美国不信任前苏联，部分原因是因为前苏联过去的行为带有挑衅性，常常不可捉摸。但里根政府作出的反应往往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1985年，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共同提出反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他们最后获得成功。他们解释说：“只有谴责这一条约，才能表明美国对该条约的执行是认真的。”这样的解释不能不说是令人费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