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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暴力的关系是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教授O.J.哈维（O.J. Harvey）的研究课题。他从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随机节选了一些篇章，然后统计某些词语的使用频率。这些词语涉及道德评判。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越高，暴力事件就越频繁。在一些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认为坏人应该受到惩罚。在另一些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围绕人的需要来考虑问题。得知后一种社会的暴力现象远少于前一种社会，我一点都不吃惊。在美国，在孩子们最可能看电视的时间段，有75%的电视节目在播放主人公杀人或暴打对方。将暴力作为节目的“高潮”是很典型的现象。看电视的人看得津津有味，是因为这个社会告诉他们，坏人应该被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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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根源在于人们忽视彼此的感受与需要，而将冲突归咎于对方——至少大部分暴力的根源都是如此，不论是语言、精神或身体的暴力，还是家庭、部落以及国家的暴力。冷战期间，我们看到了这种思维的危险性。美国领导人把前苏联看作是致力于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邪恶帝国”；前苏联领导人将美国人看作是试图征服他们的“帝国主义压迫者”。双方都没有承认内心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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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沟通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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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也是评判的一种形式。在《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一书中，作者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erg）诙谐地揭示了比较对我们的影响。他建议读者，如果真的想过上悲惨生活，就去与他人做比较。他给初学者介绍了几个练习。第一个练习是，根据当代媒体的标准，展示完美男人或完美女人真人尺寸的全身照。他建议读者先量好自己的身体尺寸，然后与照片上的美女或帅哥的尺寸做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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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练习实现了它的承诺：在比较时，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活得很惨。此时，我们的心情极为低落。可是，翻到下一页，我们发现，第一个练习仅是热身运动。既然形体美不是特别重要，格林伯格现在请我们比较要紧的事情：成就。他从电话簿中随机挑出几个人让读者进行比较。他声称他看到的第一个名字是大音乐家莫扎特。格林伯格列出莫扎特能说的语言以及他在少年时期的主要作品。他接着建议读者想想他们现在的成就，然后和莫扎特十二岁时的成就做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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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即使不做上述练习，很可能也会认为比较蒙蔽了我们对人对己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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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沟通 回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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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负有责任。可是，人们广泛使用“不得不”这一短语。例如：“不管你是否喜欢，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显然，这种表达方式淡化了个人责任。“你让我”是人们常用的另一短语，例如：“你让我伤透了心。”此时，我们的表达方式忽视了我们情感的内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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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纪录了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的过程。据她的记载，艾希曼及其同事借助“Amtssprache”回避责任。“Amtssprache”大意是“办公室语言”或“行政命令”。例如，如果问他为什么采取了某种行动，他也许会说：“我不得不做。”如果追问为什么“不得不做”，他就会答道，“长官命令”、“公司政策”或“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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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根据以下理由行动时，我们也就试图回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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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说不清楚的力量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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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打扫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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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不得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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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个人情况、成长历程、自我形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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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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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个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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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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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打自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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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跑到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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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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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欺骗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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