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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在同样状况下，感染霍乱的人和没感染霍乱的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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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假设后收集大量数据，针对霍乱发病与不发病之间的区别，对假设是否准确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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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诺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制作成一个详细的报告书，其中最能够显示出霍乱预防方法的内容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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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斯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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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数 因霍乱死亡人数 每1万户死亡人数 使用供水公司A 40 046 1 263 315 使用供水公司B 26 107 98 37 出处：约翰·斯诺《霍乱的传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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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伦敦有许多家供水公司，即便同一个地区的邻居也可能选择不同的公司。表1–1中斯诺所进行的分析，是在同样贫穷肮脏的地区之中，使用不同供水公司的家庭数以及因霍乱死亡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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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使用供水公司A的家庭有1 263人死于霍乱，而使用供水公司B的家庭则只有98人死于霍乱。当然，单纯地比较死者数字是不公平的，所以必须通过“家庭数量”来进行调整。如果家庭数量多的话，出现霍乱感染者的概率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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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斯诺将家庭数量限制在1万户，然后再对两者的霍乱死亡人数进行比较。但即便如此，使用供水公司A的家庭死亡率仍然是使用供水公司B家庭的8.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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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伦敦社会还没有专门选择供水公司的习惯，而在同一个地区一户人家的房屋面积以及居住于其中的人数是基本相同的。所以，在同样的条件下，只是因为所使用的供水公司不同，就会有高出8.5倍的死亡风险，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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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提出的解决霍乱爆发的方法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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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使用供水公司A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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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诺发表这一研究结果之后的30年，德国的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霍才发现霍乱的病原体“霍乱弧菌”，并且证明了霍乱弧菌能够存活于水中，霍乱患者的排泄物中也含有此种细菌，而饮用了含有霍乱弧菌的水就会感染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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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供水公司A和供水公司B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流经伦敦中心的泰晤士河下游取水，而后者从泰晤士河上游取水。而当时的泰晤士河，正因为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果敢官员”的努力，充满了大量的霍乱患者的排泄物。也就是说，那位官员在无意间创造了一个非常高效的“扩大再生产”霍乱患者的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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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霍的发现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但是即便知道病原体究竟是什么，以及霍乱的发病原因，但是要想阻止霍乱的流行，还是需要改变饮用水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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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斯诺的主张因为“缺乏科学依据”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没有被学会和政府所采纳，可是听从他的建议放弃使用被霍乱污染水源的城镇却成功地防止了霍乱的继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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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霍乱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一群优秀的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不一定能够提出简单而强力的解决方法，甚至还有可能互相制约。而且他们提出的方法，虽然乍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却经常是无益甚至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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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延长了人类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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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提出的“流行病学”的概率思考方式，逐渐成为整个医学领域不可缺少的知识。吸烟导致患胃癌的风险上升、高血压导致患心脏病和脑溢血的风险上升等情况，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经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但50年前，在美国一个叫作弗明汉的小村庄中进行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公布之前，这还不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在此之前，医生和科学家对吸烟是否有害健康，以及高血压是否对身体不好一直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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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因为“要想减少癌症的发病率就降低吸烟率”以及“要想减少心脏病的发病率就降低血压”这些流行病学研究的简单结论，使得我们的医学研究与健康政策方针都发生了改变，而我们的寿命相比50年前也有了实质性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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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判断到现在还被认为只是基于讨论的错误判断的话，那么究竟会有多少人因此而失去性命。由此可见，统计学所发挥的作用实在是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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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所有的学问都从统计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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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实证”方法改变了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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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这种基于数据和统计分析做出最佳判断的思考方法，在被斯诺发现之后100年的今天，已经成为医学领域不可缺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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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最重要的手段叫作EBM（Evidence–Based Medicine），翻译过来就是“基于实证的医疗”，也叫“循证医学”。而在上述的实证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所得出的统计数据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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