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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再加上注重细节，就可以把处理误差降至最小。技巧娴熟的调查人员也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回应误差，特别是在做面对面访谈的时候。但是，像无回应这种最严重的非抽样误差，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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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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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回应（nonresponse）指的是，无法得到已经被选入样本的个体的信息。无回应最常见的原因是，联络不上受访者或受访者拒绝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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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回应是抽样调查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人们越来越不情愿回答问题，尤其是在电话里。电话推销、答录机以及来电显示的普及，降低了人们对电话调查的回应比例。封闭的社区和有保安把守的大楼，降低了面对面访谈的比例。无回应会导致调查结果有偏差，因为不同群体无回应率不同。例如，老人和大城市居民的无回应比例就比较高。无回应造成的偏差很容易超过误差范围所描述的随机抽样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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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或站在门口一整天，但我的答案还是‘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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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无回应的问题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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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口调查”是我所知道的美国所有调查中回应率最高的：在其调查的住户中，仅有7%~8%的住户没有回应。人们一般会对当前人口调查这类政府调查做出回应，而且当前人口调查会先拜访样本中的每个人，再进行电话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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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社会调查”（第1章例7）也会联系样本中的每个人，而且这项调查是由一所大学发起的。即便有这些优势，最近的综合社会调查仍有29%的无回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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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市场调查公司或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般无法知道其无回应率，因为他们不肯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坏信号。我们从前面皮尤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情况有多糟糕。皮尤得到了1221个回应（其中有1000人属于他们锁定的总体），以及总共1658个无人接听电话、拒绝接受访谈或未完成访谈的情况，无回应率是58%。皮尤研究中心已经比其他调查机构做得更到位了。有内部人士透露，民意调查的无回应率常常达到其初始样本量的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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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抽样调查的人知道一些降低无回应率的技巧。只要对方肯接听电话，受过严格训练的调查人员就有办法让他们不挂掉电话。没访谈成功的，隔一段时间再打回去也有用，或者在打电话之前先给受访者寄封信。但是，既要寄信，又要反复打电话回去，会拖慢调查进度，所以，那些需要很快得出结果来满足媒体好奇心的民意调查就不会使用这些方法。即便是过程最严谨的调查，也仍然会被无回应所困扰，而且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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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范围中不包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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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抽样调查中所公布的误差范围，只包括随机抽样误差。涵盖不全、无回应以及其他问题也会造成大偏差，但是误差范围中并不包含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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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抽样调查会告诉我们这些真相。比如，盖洛普调查就会坦承：“除了抽样误差以外，问题的措辞以及实施调查时遇到的实际困难，都会导致民意调查结果产生偏差或误差。”说得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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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回应是不是导致很多调查结果都无效了呢？不一定。在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我们介绍了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一项“标准”的电话调查。皮尤研究中心其实也执行了一套“严格”的调查程序：在打电话之前先寄信，然后在8周内不断打电话，再寄信给拒绝受访的人，等等。这些做法把无回应率降到了30%，而标准调查的无回应率是58%。然后，皮尤比较了两项调查中调查对象对同样的问题给出的答案。两个样本在年龄、性别及种族等方面都相当接近，只不过后一个样本中的人更富有。两个样本对除种族以外的所有话题有相近的看法，一开始不肯接受访问的人，对黑人的同情度也都比较低。总的来说，标准调查所得的结果，其准确程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过，就像例3一样，种族问题仍然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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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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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抽样调查结果的因素还有问题的措辞。想把问题完全表述清楚，难度出乎意料。有个调查问及“stock[5]的所有权”，大部分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主人都回答“是”，可是他们拥有的大概不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可以买卖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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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措辞造成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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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提出了一个有关美国联邦政府插手银行经营的问题，样本被分成了两部分，提问的方式也不同。一部分人被问及是否支持“联邦政府暂时接管有可能倒闭的大型银行以便稳定经济局势”，另一部分人则被问及是否支持“联邦政府暂时将有可能倒闭的大型银行国有化以便稳定经济局势”。前者中有54%的人表示支持，后者中只有37%的人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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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看上去是一个负面词汇。在提问时略微改变措辞，可能会造成结果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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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措辞总是会影响问题的答案。如果问题的措辞倾向于某个答案，那么这又是一个非抽样误差的来源。有一招常见的把戏，就是问受访者是否赞同某项政策以便达到某种目标。比如，“你是否赞成禁止私人拥有枪械以降低犯罪率”，“你是否赞成判处死刑以降低暴力犯罪的比例”，这些都是“加了料”的问题，很可能会诱使担心犯罪率的人给出肯定的答复。下面的例子就是有诱导性倾向的问题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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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竞选财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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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政治选举活动一直是一件颇具争议性的事情。以下是调查问卷中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