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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科学家已经完全排除了硫柳汞与自闭症之间的相关性。就算注射的是不含任何硫柳汞成分的三联疫苗,自闭症儿童也不会因此减少;在没有推广三联疫苗的国家里,自闭症的确诊率也没有比注射疫苗的国家低到哪里去。但只要这种伪相关性存在一曰,就会有家长拒绝带他们的孩子去接受疫苗接种。讽刺的是,这样做不但不会减少孩子患上自闭症的风险,反而会将他们置于感染其他严重传染病的更大的危险之中(并加剧这些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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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是当今医学和社会学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对于这种给人类福祉造成如此巨大(而且有可能还在扩大)冲击的疾病,我们的了解却少之又少。科学家正在夜以继日地运用本书提到的每一种统计学工具(以及更多没有提到的方法)来改变目前这种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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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据什么来奖励优秀的教师和优质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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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优质的学校,优质的学校又需要优秀的教师,因此正常逻辑要求我们对优秀的教师和优质的学校给予奖励,同时解雇不负责任的教师,关闭教学质量不佳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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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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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分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但我们也知道,一些学生能在统考中发挥出色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因素,与教师和学校并无关系。想要正确评价学校和老师,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是,观察学生入校后是否在学习上有所进步以及进步幅度。当学生们刚开学的时候,他们都有哪些知识储备?一年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又丰富了多少?学生通过上课增加的“附加值”就是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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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还可以通过统计学来对该附加值进行更为精确的感知,综合考虑某个班级里学生的人口统计学构成,如种族、家庭收入等,以及他们在其他测试中的表现(作为评价他们资质的参考)。如果班上学生的成绩原来一直在及格线边缘徘徊,在换了一位老师上课后没多久,学生成绩就出现了显着提升,那么这位老师的教学效率就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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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绪!现在我们就可以用精准的统计学工具来衡量教师的教学质量了。至于怎样才算得上一所优质的学校,当然就是看这所学校有没有大量高效的优秀教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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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便利的统计评估方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实施效果如何?2012年,纽约市率先“试水”,对全市1.8万名公立学校的教师进行了“附加值测试”评级——在综合考虑学生情况的前提下,重点观察学生考试分数的提升程度。《洛杉矶时报》在2010年的时候,也曾对洛杉肌的教师进行过类似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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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洛杉矶,对教师评级制度的反应都非常强烈,而且各种观点都有。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总体上支持此类评级项目,因为它们填补了这方面的信息空白。洛杉矶政府公布教师评级数据之后,邓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不能再继续沉默下去了”。奥巴马政府还给各个州划拨了专用经费,用于开发附加值测试项目来指导教师的工资改革和职业成长。评级的支持者们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教师管理体系的一次飞跃,过去所有教师发的都是统一的固定工资,与他们的课堂教学表现无关,起不到激励教师改善教学质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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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许多专家警告,这类教师评级数据存在极大的误差,有可能会误导公众。纽约教师工会投入了十多万美元在报纸上大打广告,标题就是“教师不是这样评价的”。项目的反对者称,附加值评级带来的“伪精准”会被那些不了解这类评级的局限所在的家长和公共政策官员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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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案例,无论是哪一方,都能在某种程度上站住脚。达特茅斯大学的经济学家道格•斯塔格长期从事教师附加值数据方面的研究,他警告说这类数据本质上是“有漏洞”的。对于某一位教师的评估,经常是建立在某一班学生参加某一天某一场考试的基础上,这其中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发挥——从这群学生本身到考试当天的空调,可谓是防不胜防。这些评价指标与教师每一年的教学表现的关联度只有约0.35。(有意思的是,评价美国职业棒球联盟选手的指标与其年运动表现的关联度也是0.35,其中击球手的评价指标为击球率,投球手的评价指标为防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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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格说,虽然这类关于“以考分论英雄”的教学效率的数据非常有用,但也只是评价教师的参考指标之一。如果有关部门能够积累某位教师更多年份的教学效率数据,涉及更多不同的班级,就可以减少这类数据的“漏洞”(这与评价运动员是一个道理,掌握比赛和赛季的数据越多,给出的评价就越客观)。在纽约教师评级的例子中,每个学校的校长都被告知应该正确看待附加值数据,清楚这些数据的“先天缺陷”。但是,公众对这些“缺陷”和数据结论的局限性并不知情,因此人们经常将其视作评价一位教师教学质量的决定性指标。我们总是对排名心存好感,甚至有的时候数据根本不支持如此精准的结论,就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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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格最后还提醒说:我们最好保证所评估的结果(比如某次统考的成绩)从长远来看与我们真正关心的指标保持一致性。来自空军学院的一些独特数据显示,现阶段优异的成绩并不代表未来光明的前景,关于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与其他军事学院一样,空军学院会随机安排学生学习不同的标准考试指定科目,如初级微积分等。学生的随机分配在评价教师的教学效率时完全排除了选择性偏见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只要观察期足够长,我们就可以假设所有教师教导的学生都拥有相同的资质(这一点与绝大多数的大学不同,在这些学校里,学生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的不同,选修或退选不同的课程)。针对每一门课程,空军学院还采用了相同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斯科特•卡瑞尔教授和空军学院的詹姆斯•韦斯特教授就看准了这一近乎完美的教学安排,并以此来回答高等教育领域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哪位教授的教学效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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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经验偏少又在非名牌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那些教授们。他们的学生在初级课程的标准考试中的成绩普遍较好,而且他们在教学评估中得到的学生评价也通常较好。显而易见,这些年轻、充满干劲的老师对待教学比脾气暴躁的哈佛大学博士老教授要认真负责得多。那些老人家至今还在用1978年的陈旧教案来教学生,他们或许还以为演示文稿软件(PPT)是某种功能饮料——除非他们连什么是功能饮料都没见过。根据数据,我们早就应该将这些年龄过大的教授解雇了,或者让他们有尊严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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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先别急着解雇可人。空军学院的研究还有另一个发现——学生的长远表现。卡瑞尔和韦斯特发现,在数学、科学等学科的初级课堂上,经验更丰富、资格更老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在接下来的中级、高级课程中的表现要优于年轻教师教出来的学生。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就是那些资历尚浅的老师更倾向于在初级课堂上“教学生如何去应付考试’因此他们的学生在考试中的分数通常比较高,学生自然会感到开心,给老师的评价自然也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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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脾气固执的资深教授们(我们在前一段的内容中差点儿就解雇了他们)更关注的是教授重要的理论和概念,而不是考试,这对于学生的进一步学习以及一生都会是受益匪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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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对教师进行评估,但必须要采用正确的方式。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所面临的长期挑战是,如何在统计学的基础上开发一个系统,来奖励教师在课堂上为学生所贡献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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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全球贫困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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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让贫困国家摆脱困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多时候真的只能用“束手无策”这4个字来形容。但是,我们却清楚地知道如何区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比如从它们的教育水平、政府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比较。而且,我们也目睹了如印度、中国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所经历的经济大发展。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清楚应该怎么做才能让马里、布基纳法索等极端贫困的国家改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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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艾丝特•迪弗洛对原始的统计学工具——随机控制实验进行了改进,赋予其全新的功能,改变了我们对全球贫困问题的认识。迪弗洛是一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的是不同介入方式对改善发展中国家贫困现状的效果。举个例子,印度学校长久以来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教师居高不下的缺勤率,尤其是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学校,这些学校通常只有一位老师。迪弗洛和她的研究伙伴雷玛•哈纳借助科技手段设计了一个聪明的方案来对印度拉贾斯坦邦的60所只有一位教师的学校进行随机抽样实验。在这60所学校教书的60位教师如果出勤率高的话,就会得到额外的奖励,但如何才能保证他们不在出勤率数据上造假呢?创意来了:迪弗洛和哈纳给他们每人发一台相机,用这台相机拍出的照片都会有日期水印,而且这个日期是无法篡改的。教师们每天都要跟他们的学生合一张影,表示这一天他们来学校教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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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弗洛和哈纳还随机抽取了另外60所学校作为对照,结果表明,实验组教师的缺勤情况减少了1/2,这些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提高了,越来越多的学生顺利地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我敢肯定那些照片一定好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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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弗洛在肯尼亚还进行了一项实验,随机抽取一组农民在丰收之后向他们发放小额补贴用于购买化肥。之前已经有证据表明,化肥可以显着地提高粮食产量。农民们其实很清楚这一好处,但每次开始种新庄稼的时候,他们手中剩余的钱已经不足以购买化肥了。这就导致了所谓的“贫困陷阱”,苦苦挣扎的农民们实在是太穷了,以至于他们无力改变贫困的现状。迪弗洛和她的研究伙伴发现,在粮食收获之后如果农民们手中还有现金,只要为他们提供一点儿补贴——化肥免费送货上门,就能将化肥的使用率提高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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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丝特•迪弗洛甚至还卷入了性别战争。在管理家庭财产的问题上,谁能作决定——男人还是女人?在发达国家,夫妻两人可a就这个问题在他们的婚姻顾问面前吵上一整天;但在贫困国家,这个问题决定了家里的小孩能否吃饱饭。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存在一个观念,那就是家中的女性总是将孩子的健康和幸福置于一个极高的位置,而家中的男性更倾向于把工资都花在喝酒或其他消遣上。往差了说,这种观念只会让一成不变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往好了说,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一个难以证明的观点,因为一个家庭的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丈夫和妻子对家中的共同财产都有支配权,那么我彳可将二者的消费选择进行控制并逐个分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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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如此复杂和微妙的问题,迪弗洛没有选择逃避。她甚至还为此进行了一个令人无比着迷的自然实验。在科特迪瓦,家中的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种植庄稼的工作,而且一个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做法是,男性和女性各自耕种不同的经济作物,男性种可可、咖啡等,女性种芭蕉、椰子等。从研究者的角度,这种天然安排的好处是男女种植的不同经济作物对雨量的需求恰好相反:在可可和咖啡丰收的年份里,家中的男性会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在芭蕉和椰子丰收的年份里,家中的女性会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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