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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谓絜矩者,纯以平等对待的关系而始成立,故政治决无片面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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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所谓絜矩者,须人人共絜此矩,各絜此矩,故政治乃天下人之政治,非一人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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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絜矩之道,专就消极的“恕”而言,即荀子所谓“除怨而无妨害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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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社会能为健全的结合,最少非相互间各承认此拒之神圣焉不可。然“矩”之作用,不以此为止,更须进而为积极的发动,夫然后谓之“仁”。孟子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又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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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莫不有同类意识,然此“意识圈”以吾身为中心点,随其环距之近远以为强弱浓淡。故爱类观念,必先发生于其所最亲习,吾家族则爱之,非吾家族则不爱;同国之人则不忍,异国人则忍焉。由“所爱”以“及其所不爱”,由“所不忍”以“达于其所忍”,是谓同类意识之扩大。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推者何?扩大之谓也。然则所以推之道奈何?彼之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诸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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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斯心加诸彼”,即“能近取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即“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循此途径使同类意识圈日扩日大,此则所谓“仁之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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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义,则知儒家之政治思想,与今世欧美最流行之数种思想,乃全异其出发点。彼辈奖励人情之析类而相嫉,吾侪利导人性之合类而相亲。彼辈所谓国家主义者,以极褊狭的爱国心为神圣,异国则视为异类,虽竭导力以蹙之于死亡,无所谓“不忍”者存,结果则糜烂其民而战以为光荣,正孟子所谓“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彼中所谓资本阶级者,以不能絜知,故恒以己所不欲者施诸劳工,其罪诚无可恕。《诗》曰:“人之无良,相怨一方。”以此为教,而谓可以改革社会使之向上,吾未之闻。孟子曰: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荀子曰: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嫉也;我今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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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吾侪诵法孔子之中国人观之,所谓社会道德者,最少亦当以不相离嫉为原则。同类意识,只有日求扩大,而断不容奖励此意识之隔断及缩小以为吉祥善事。是故所谓“国民意识”、“阶级意识”者,在吾侪脑中殊不明了,或竟可谓始终未尝存在。然必以此点为吾侪不如人处,则吾之不敏,殊未敢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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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置此事,复归本文。儒家之理想的政治,则欲人人将其同类意识扩充到极量,以完成所谓“仁”的世界。此世界名之曰“大同”。大同政治之内容,则如《礼记·礼运》篇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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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所包含意义当分三段解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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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此就纯政治的组织言。所言“天下”与下文之“城郭沟地以为固”相对,盖主张“超国家”的组织,以全世界为政治对象。所言“为公”及“选贤与能”,与下文之“大人世及以为礼”相对,盖不承认任何阶级之世袭政权,主张政府当由人民选举。所言“讲信修睦”,指地域团体(近于今世所谓“国际的”而性质不同)相互间关系,主张以同情心为结合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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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人不独亲其亲……女有归”,此就一般社会组织言。主张以家族为基础,而参以“超家族”的精神。除老壮幼男女废疾等生理差别外,认为人类一切平等。在此生理差别上,充分利用之以行互助,其主要在“壮有所用”一语,老幼皆受社会公养,社会所以能举此者,则由壮者当以三四十年服务于社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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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记》云:“六十以上,上所养也。十五以下,上所长也。”“上”即国家或社会之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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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此专就社会组织中关于经济条件者而言。货恶弃地,则凡可以增加生产者皆所奖励,然不必藏诸己,则资本私有甚非所重,不惟不肯掠取剩余价值而已。力恶不出,故常认劳作为神圣,然不必为己,不以物质享乐目的渎此神圣也。此其义蕴,与西方社会主义家称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正相合,但其背景中别有一种极温柔敦厚之人生观在,有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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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悬此以为政治最高理想之鹄,明知其不能骤几也,而务向此鹄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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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孔子自言曰:“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进行之道奈何?亦曰以同类意识为之枢而已。故曰:圣人耐(即能字)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意即臆字,言非臆度之谈)。必知其情,辟(即譬字)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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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仁之极,则感觉麻木,而四肢痛痒互不相知;仁之极,则感觉锐敏,而全人类情义利患之于我躬,若电之相震也。信乎“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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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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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者,宇宙间一大人格完全实现时之圆满相也。然宇宙固永无圆满之时,圆满则不复成为宇宙。儒家深信此理,故《易》卦六十四,始“乾”而以“未济”终焉。然则在此不圆满之宇宙中,吾人所当进行者何事耶?曰:吾人常以吾心力所能逮者向上一步,使吾侪所向往之人格实现宇宙圆满的理想稍进一著稍增一分而已。其道奈何?曰:吾侪固以同类意识扩大到极量为职志,然多数人此意识方在麻木状态中,遑言扩大。故未谈扩大以前,当先求同类意识之觉醒,觉醒之第一步,则就其最逼近最简单之“相人偶”以启发之。与父偶则为子,与子偶则为父,与夫偶则为妇,与妇偶则为夫……先从此等处看出人格相互关系,然后有扩充之可言。此则伦理之所由立也。《论语》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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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称“止于至善”。其条理则: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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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述孔子言亦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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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絜距之道应用于最切实者。凡人非为人君即为人臣,非为人父即为人子,而且为人君者同时亦为人臣或尝为人臣,为人父者同时亦为人子或尝为人子,此外更有不在君臣父子等关系范围中者,则所谓“朋友”,所谓“与国人交”。君如何始得为君?以其履行对臣的道德责任,故谓之君,反是则君不君。臣如何始得为臣?以其履行对君的道德责任故谓之臣,反是则臣不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莫不皆然,若是者谓之五伦。后世动谓儒家言三纲五伦,非也。儒家只有五伦,并无三纲。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礼运》从五之“偶”言之,亦谓之“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体验起,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是之谓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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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字不能专作王侯解。凡社会组织,总不能无长属关系。长即君,属即臣。例如学校,师长即君,生徒即臣。工厂经理即君,厂员即臣。师长对生徒,经理对厂员,宜止于仁。生徒对师长所授学业,厂员对经理所派职守,宜止于敬。不特此也。凡社会皆以一人兼君臣二役,师长对生徒为君,对学校为臣,乃至天子对天下为君,对天为臣。儒家所谓君臣,应作如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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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伦理必有差等,“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孟子》)。故先务厚其所不得不厚者焉。于是乎有所谓“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中庸》)。即吾前文所谓意识圈以吾身为中心点,随其环距之近远以为强弱浓淡也。此环距之差别相,实即所以表现同类意识觉醒之次第及其程度。墨家不承认之,儒家则承认之且利用之。此两宗之最大异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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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欲使各人将最切近之同类意识由麻木而觉醒,有一方法焉,曰:正名。此方法即以应用于政治。《论语》记: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先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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