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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中领袖是不可少的，但只做领袖，不做附和，只出令而不受令，则习惯范围狭小，渐渐与大多数人隔离，不能做团体的一部分。倘不做领袖，不能发展天才，在学校中只知附和先生所讲或附和教科书，或附和同学，这种人对于团体非但不能有所贡献，简直是团体以外的人。补救的方法，就是使领袖人才越多越好，一方做领袖，同时在他方做附和。讨论商量的结果，以全体的力量执行。领袖者一方拿出人格上的势力来，同时一方受许多人的贡献，则领袖者也得益处。结果大多数人都是团体的一部分，才是道德的民治的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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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布置这个十六次讲演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有一个意思常常在脑子里面。我到中国是五月初一，正与中国学生运动同时，所以脑子里时时有一个学生运动的影子。讲演中虽然不是处处说到，但却处处想到。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他的贡献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要对于大群，对于国家。运动初起时未必有此观念，但进行之后，不知不觉中却有此趋向。大半年来，言论上似乎有点觉悟。从前已经辜负了，此后对于社会、国家，想不会再有十分隔离的了。这好像是学生运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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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的起来，稍为有点观察的人，都可以看出几点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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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偶然的。因为原于意外之事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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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情的。因为实在愤激了，忍不住了，遂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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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极的。因为是阻挡禁止一件事体，不让他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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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短处，即无论如何热心的人也应该承认的。但是进行以后，渐渐有意识的觉悟，知道教育有社会的责任和社会的作用。我希望这个趋向逐渐前进，不枉费于缺陷：从偶然的归到根本的永久的事业上去；从感情的归到知识的思想的事业上去；从消极的归到积极的建设的事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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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感情可以不要。感情是要的，但须受思想的支配，用到基本的问题上去，不要把感情能力用在偶然的消极的事故上，白白糟蹋。这才是有意识的运动，才可以把中国逐渐革新。西洋有句话：“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问题是很复杂。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使人人受其益处。经济方面更复杂了，要有计划发展天然富源，免致贫富不均闹出阶级战争的惨状，蹈欧美的覆辙。这全赖诸君受高等教育的去做有恒的事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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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大战与哲学——在北大“国际研究”演讲会上的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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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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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在1924年、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并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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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欧洲的大战争，是法国革命后世界上最大的事。考法国革命，很受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诸氏学说的影响。但这等学说，都是主张自由、平等，替平民争气的；在贵族一方面，全仗向来占跨的地盘，并没有何等学理可替他辩护了。现今欧战是国与国的战争。每一国有他特别的政策，便有他特别相关的学说。我今举三种学说作代表，并且用三方面的政策来证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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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尼采（Nietzsche）的强权主义，用德国的政策证明他。第二是托尔斯泰（Tolstoy）的无抵抗主义，用俄国过激派政策证明他。第三是克罗巴金（Kropotkin，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用协商国（协约国）政策证明他。考尼氏、托氏、克氏的学说，都是无政府主义，现在却为各国政策所利用。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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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学者，没有不把克己爱人当美德的。希腊时代的诡辩派，虽对于普通人的道德有怀疑的论调，但也是消极的批评罢了。到1845年，有一德国人约翰·加派·斯密德（Johon Karpor C．Chmidt）发行一书叫做《个人与他的所有》（Der Emjige und seium Eigentun），专说“利己论”。他说：“我的就是善的，‘我’就是我的善物。善阿，恶呵，与我有什么相干？神的是神的，人类的是人类的。要是我的，就不是神的，也不是人类的。也没有什么真的、善的，正义的，自由的，就是我的。那就不是普通的，是单独的。”他又说：“于我是正的，就是正。我以外没有什么正的。就是于别人觉得有点不很正的，那是别人应注意的事，于我何干？没事，于全世界算是不正的，但于我是正的，因是我所欲的，那就我也不去问那全世界了。”这真是大胆的判断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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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的后半纪，尼采始渐渐发布他的个性强权论，有《察拉都斯遗语》（Also sprach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那一面》（Jenseits von gut und Dose）、《意志向着威权》（Der wille zur macht，《权力意志》）等著作。他把人类行为分作两类：凡阴柔的，如谦逊、怜爱等，都叫做奴隶的道德；凡阳刚的，如勇敢、矜贵、活泼等，都叫做主人道德。他最反对的是怜爱小弱，所以说：“怜爱是大愚”，“上帝死了，因为他怜爱人，所以死了”。他的理论，以进化为例，在乎汰弱留强。强的中间，有更强的，于是强的也被淘汰。这样逐层淘汰，便能进步。若强的要保护弱的，弱的就分了强的生活力，强的便变了弱的。弱的愈多，强的愈少，便渐渐的退化了。所以他提出“超人”的名目，又举出模范的人物，如雅典的亚尔西巴德（Alcibiades）、罗马的该撒（Caesar，恺撒）、意大利的该撤波尔若亚（Cesareborgia）、德国的鞠台（Goethe，歌德）与毕斯麦克（Bismarch，俾斯麦）。他又说：此等超人，必在主人的民族中发生，这是属于亚利安人种的。他所说的超人，既然是强中的强，所以主张奋斗。他说：“没有工作，只有战斗；没有和平，只有胜利。”他的世界观，所以完全是个意志，又完全是个向着威权的意志。所以他说：“没有法律，没有秩序。”他的主义是贵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为德国贵族的政府所利用，叫做军国主义。又大唱“德意志超越一切”（Deutsche uber alles），就是超人的主义。侵略比利时，勒索巨款；杀戮妇女，防她生育；断男儿的左手，防他执军器；于退兵时拨尽地力，焚毁村落，叫他不易恢复。就是不怜爱的主义。条约就是废纸，便是没有法律的主义。统观战争时代的德国政策，几没有不与尼氏学说相应的。不过尼氏不信上帝，德皇乃常常说“上帝在我们”，又说“上帝应罚英国”。小小的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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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尼氏极端相反的哲学，便是托氏。托氏是笃信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的仪式，完全不要，单提倡那精神不灭的主义。他编有《福音简说》十二章，把基督教所说五戒反复说明。第一是绝对不许杀人；第四是受人侮时，不许效尤报复；第五是博爱人类，没有国界与种界。他的意思，以为人侮我，不过侮及我的肉体，并没有侮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污点，我很怜惜他罢了。若是我用着用眼报眼、用手报手的手段对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自己的精神也污蔑了。所以有一条说：“有人侮你，你就自己劝他；劝了不听，你就请两三个人同劝他；劝了又不听，就再请公众劝他；劝了又不听，你只好恕他了。”这是何等宽容呵！《新约·福音书》中曾说道：“有掌你右颊，你就把左颊向着他。有人夺你外衣，你就把里衣给他。”这几句话，有“成人之恶”的嫌疑，所以托氏没有采入《简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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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氏抱定这个主义，所以绝对的反对战争。不但反对侵略的战，并且反对防御的战。所以他绝对的劝人不要当兵。他曾与中国一个保守派学者通讯，大意说：中国人忍耐许久了，忽然要学欧洲人的暴行，实在可惜，云云。所以照托氏的眼光看来，此次大战争，不但德国人不是，便比、法、俄、英等国人，也都没有是处。托氏的主义，在欧洲流行颇广，俄境尤甚。过激派首领列宁（Lenine）等本来是抱共产主义，与托氏相同，自然也抱无抵抗主义，所以与德人单独讲和，不愿与协商国共同作战了。在协商国方面的人，恨他背约。在俄国他党的人，恨他不爱国，所以诋他为德探。但列宁意中，本没有国界，本不能责他爱国。至于他受德国人的利用，他也知道。他曾说：“军事上虽为德人所胜，主义上终胜德人。”就是说，他主义既在俄国实演，德国人必不能不受影响。这是他的真话。但我想，托氏的主义，专为个人自由行动而设。若一国的人，信仰不同，有权的人把国家当做个人去试他的主义，这与托氏本义冲突。过激派实是误用托氏主义；后来又用兵力来压制异党，乃更犯了托氏所反复说明之第一、第四两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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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误用托氏主义的俄人失败了；专用尼氏主义的德人也要失败了；最后的胜利，就在协商国。协商国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义。互助主义，是进化论的一条公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两条假定义。但他所列的证据，是竞存一方面较多。继达氏的学者，遂多说互竞的必要。如前举尼氏的学说，就是专以互竞为进化条件的。1880年顷，俄国圣彼得堡著名动物学教授开勒氏（Kesster）于俄国自然科学讨论会提出“互助法”，以为自然法中，久存与进步，并不在互竞而实在互助。从此以后，爱斯彼奈（Espinas）、赖耐桑（L．L．Lanessan）、布斯耐（Lovis Buchner）、沙克尔（Huxley）、德普蒙（Henry Drummond）、苏退隆（Sutherland）诸氏，都有著作，可以证明互助的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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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集众说的大成，又加以自己历史的研究，于1890年公布动物的互助，于1891年公布野蛮人的互助，1892年公布未开化人的互助，1894年公布中古时代自治都市之互助，1896年公布新时代之互助，于1902年成书。于动物中，列举昆虫鸟兽等互助的证据。此后各章，从野蛮人到文明人，列举各种互助的证据。于最后一章，列举同盟罢工、公社、慈善事业，种种实例，较之其他进化学家所举互竞的实例更为紧密了。在克氏本是无政府党，于国家主义，本非绝对赞同，但互助的公例，并非不可应用于国际。欧战开始，法、比等国，平日抱反对军备主义的，都愿服兵役以御德人。克氏亦尝宣言，主张以群力打破德国的军国主义。后来德国运动俄、法等国单独讲和，克氏又与他的同志，叫做“开明的无政府党”的联合宣言，主张打破德的军国主义，不可讲和。可见克氏的互助主义，主张联合众弱，抵抗强权，叫强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与人如是，即国与国亦如是了。现今欧战的结果，就给互助主义增了最大的证据。德国四十年中，扩张军备，广布间谍，他的侵略政策，本人人皆知的了。且英、法等国，均自知单独与德国开战，必难幸胜，所以早有英、法协商、俄、法协商等预备，就是互助的基本。到开战时，德国首先破坏比国的中立。那时比国要是用托氏的无抵抗主义，竟让德兵过去攻击法国，英、法等国，难免措手不及了。幸而比国竟敢与德国抵抗，使英、法等国，有从容预备的时期。俄国从奥国与东普鲁士方面竭力进攻，给德国不能用全力攻法。这就是互助的起点。后来俄国与德国单独讲和，更有美国加入，输军队，输粮食，东亚方面，有日本舰队巡弋海面，有中国工人到法国助制军火。靠这些互助的事实，总能把德人的军国主义逐渐打破。现在，德人已经承认美总统所提议的十四条，又允撤退比、法境内的军队。互助主义的成效，已经彰明较著了。此次平和以后，各国必能减杀军备，自由贸易，把一切互竞的准备撤销，将合全世界实行互助的主义。克氏当尚能目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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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看来，欧战的结果，就使我们对于尼氏、托氏、克氏三种哲学，很容易辨别了。我国旧哲学中，与尼氏相类的，只有《列子》的《杨朱》篇，但并非杨氏的“为我”的本意（拙作《中国伦理学史》中曾辩过的）。托氏主义，道家、儒家均有道及的，如曾子说“犯而不校”，孟子说的“三自反”，老子说的“三宝”，是很相近的。人人都说我们民族的积弱，都是中了这种学说毒，也是“持之有故”。我们尚不到全体信仰精神世界的程度，只可用“各尊所闻”之例罢了。至于互助的条件，如孟子说的“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不通功易事，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普通人常说的“家不和，被邻欺”，“群策群力”，“众擎易举”，都是很对的。此后就望大家照这主义进行，自不愁不进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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