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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做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做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做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候,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做手足劳动的人讲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极,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接受文化的质量高,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托尔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连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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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既然是20世纪的少年,就该把眼光放得远些,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我们拿世界的生活做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绝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做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做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运动”的范围,绝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做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做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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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几句话,就是: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联合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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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的少年呵!“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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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文学的严肃性——在清华大学文艺晚会上的演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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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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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1889—1948),我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因祖父及父亲长期定居扬州,故又称扬州人。自幼在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1916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哲学系,于1920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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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思潮影响下,朱自清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他在浙江一带中学教书,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并创办第一份诗歌杂志《诗》;1919年底始发表诗歌。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创作散文,风格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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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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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前主要是诗,以清新明快见称;内容或热烈追求光明,或抨击黑暗政治。此时期的诗作有《光明》、《新年》、《小舱中的现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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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后从事散文创作,大多集中写景抒情,有的着力揭示社会的黑暗,有的表现他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此时期的作品有《荷塘月色》、《背影》、《匆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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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胜利后,主要对黑暗的现实作有力抨击,创作了许多杂文,并收入《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等文集中;他还写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文章,先后有《经典常谈》、《语言志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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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这个观念在我们现代文学开始发展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当时与新文学的创造方面对抗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小说。他们的态度,不论对文学、对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学是严肃的。这严肃与消遣的对立中开始了新文学运动,尤其是新文学的创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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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传统的文学里,所谓“文”的地位是不很高的。文章,小道也。在宋朝还有人说作文害道。作文对道学有害,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作文至少是小道。这里面的小说,更是小而又小了,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对人生先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对文学,也有一个新的文学观念,这观念包括文学不是专门只为消遣,茶余酒后的消遣;他们认为文学有重大的使命和意义,这是一层。第二,文学并非小道,有其独立的地位。从前向来是不承认的,就是诗与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很高,比起道来,仍然很差。五四运动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因为这样一说,文便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主要的是道。道把文压下来,所以要反对。但当时新文学运动如何表现这两个观念呢?这还得和鸳鸯蝴蝶派对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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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写的多是恋爱故事,但不是当做一件严肃的事情(当时也有为恋爱而恋爱),总带点把恋爱当游戏的态度。看小说的,也是茶余酒后,躺在床上看看。虽然看到悲哀的时候,也流几滴眼泪,但总不认真似的。他们的文学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话,也是从旧小说里抄来的,不免油腔滑调。新文学在文字方面的态度很认真,教你不能不认真地看。有人看惯了旧的,看新的作品觉得太正经,不惯。在内容方面,注重攻击礼教,讽刺社会。发掘中国社会的劣根性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见出认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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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倒合乎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本来是着重在“奇”的,如唐朝的“传奇”,明朝的短篇集叫《拍案惊奇》。奇就是不正经,小说就要为的奇。我们幼时,看小说还叫看闲书,小说自身就以不正经自居。明朝虽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名称上似乎注重社会的作用,但这三种书被选出编成《今古奇观》,足见仍然也是以“奇”为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满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得到许多读众。新文学却不要奇,奇对生活的关系较少。要正,要正视生活。反礼教,反封建,发掘社会病根,正视社会、国家、人生,因此他们在写作上是写实的。即如《狂人日记》,里面虽然是象征意义,但却用写实笔法来写,这种严肃的态度,维持不断。直到后来,社会比较安定些,知识阶级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于是严肃的态度改变了,产生言志载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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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初期反对载道,这时候更有人提倡言志。所谓言志,实在是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只是个人的好恶,这也是环境的反映,当时政治上还是混乱,这种态度是躲避。他们喝酒,喝茶,谈窄而又窄的身边琐事。当时许多人如此,连我也在内,但这种情形经过的时间很短,从言志转到了幽默。好像说酒要一口一口地喝,还不成,一直要幽默到没有意义,为幽默而幽默,一面要说话,一面却要没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极端。生活的道路,越走越窄,一切都没有意义,变成耍贫嘴、说俏皮话,这明明白白回到了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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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原是两方面的,时代的压迫稍松,便走到这一边来。但中国的情形不允许许多人消遣。结果,消遣的时间很短,又回过头来,大家认为这种态度要不得。于是更明白地提出严肃的口号,鲁迅先生介绍了一句话:“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这两者相对比严肃和清高相对更尖锐,这表示时代要求严肃更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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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创造社的浪漫和伤感成为一时的风气,那是那个时代个人求解放的普遍趋势。个人生活中灵肉的冲突是生死问题,是严肃的问题,民国十四年“五卅”以后,反帝反封建更是迫切。大家常提起鲁迅先生介绍的那句话,并且从工作扩大到行动。于是文学运动又回到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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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更是严肃的时期。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三十年间虽有许多变迁,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和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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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五四运动之背景——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演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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