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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91 而中国早期接触到的西方是什么样子的西方？首先是船坚炮利。由于西方的科技强大，因此我们必须在科技上超越西方。向西方学习长处的观念，最早为同治时代的冯桂芬，到以后张之洞时代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冯桂芬甚至已经注意到西方的科技是以“算学”为基础。可惜这个思潮并未发展，因此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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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93 一直到李鸿章“洋务时代”，主要工作亦是研究如何赶上西方科技，如：同建许多造船厂、翻译西方书籍。当时所重视的主要为科技及法律（国际法），不过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质，特别是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宗教，因为当时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引起很大的反感，尤其是知识界非常反基督教，认为中国教徒是“吃教饭”，而士大夫则只想学西方的船坚炮利，然后才进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例如法政制度，和主要以英国为榜样的君主立宪等。接下来是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刺激。当时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纯以科技为代表，而今日才了解到，科技只不过是西方17世纪以来的一个主流，并非西方文化的全部。中国人完全没有认识到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因此西方人的“自我”或“个人”的意识我们便无从了解。影响所及，我们也没有机会检讨自己传统中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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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95 “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于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演变至马丁·路德时，他主张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到了卡尔文教派，即所谓的“清教徒”，把个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国是清教徒社会，以康涅狄格（Connection）州为例，小孩很早便离家外出闯天下，成人后才回家与父母重新建立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在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对上帝须绝对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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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97 中国人则以为生命是父母给的，虽然有“天地大德曰生”的说法，但是，“天”的意义太含混，生命的直接来源还是父母，所以中国人讲“孝道”，以家为本位，因此无法发展出西方那种孤立的个人主义——每个人必须直接地面对上帝。所以东西方发展出各自不同的个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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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599 不过，如果“孝道”发展到极端，那也是为害很大的。以汉末的孝廉制为例，“孝”成为社会上一种绝对的道德范畴，选人做官的标准不是行政上的能力，而是“孝”这项道德标准。“孝”一旦制度化便趋向虚伪，有的人守孝一守就是二三十年，为的是博取名声，这就违背人性，并不是真性情了，只是一种“假孝”。因此当东汉末年集体主义的名教发展至高峰的时候，另一股反抗的潮流——个人主义因而形成，此即为魏晋时期个人主义兴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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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01 魏晋时代反对名教、礼教，讲求自然、个人，人与人之间讲求亲密和谐。例如竹林七贤的阮籍，母丧仍继续下围棋，局毕吐血数升；他也不规避当时叔嫂不语的忌讳，仍与嫂嫂说话告别。由此可看出，个人主义之所以反礼教，是因为礼教已形式化、僵硬化、庸俗化，使人不能呼吸，窒息人的真性情。鲁迅不但欣赏魏晋文章，而且也欣赏魏晋文人的风格。清末民初的名教仍盛行，而形成五四时代主张回到个人、反抗礼教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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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03 “五四”反抗名教，必须回到个人，讲到个人，必回到老庄，也回到王阳明讲的“良知”，亦即注重个人发展。朱子注重集体社会如何维持，王阳明则着眼于个人良知如何表现。王阳明认为“满街皆圣人”，此即圣人观念的世俗化与淡化，导致晚明以后发生个性解放的思潮，特别是李卓吾一派的“左派王门”。当时阳明学说虽可算是表现现代思潮的一种学说，可惜却未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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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05 直到“五四”受了西方刺激，阳明学说又开始受到注意。梁启超得自康有为在陆王心学方面的启发，十分推崇王阳明，他认为阳明学说是一种具有现代性格的儒家思想。更激烈的人则提倡李贽、何心隐等人的左派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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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07 谭嗣同、梁启超这一代深受理学家影响，还十分注重个人修身的问题，甚至胡适在留学时代也还用理学来约束自己。但是修身的观念至“五四”以后则不复见，新文化中多数人物都已认为是古董，不加以理解和注重。而西方宗教传统是靠具有组织的教会得以传衍，教会与政治权威是并行的，宗教再怎么改革，教会是一直存在的，牧师也是专业性的。这些在中国都没有，所以现代中国人的自我失落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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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09 儒家思想的基本经典是四书五经。如朱子的四书，也可算是官书的一种；就连《诗经》亦非全是民间诗歌，大体上是经过采诗官雅化的过程。有人甚至认为五经在汉代相当于今日的宪法，这句话的意义是指它的内容是皇帝都必须遵行的。由于儒家不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教会”，经典的传播要靠政府的力量，这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困难，使它在现代世界找不到立足点。“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平心静气在儒家传统中觅取有关“个人”或“自我”的本土资源，正是因为他们把儒家经典完全看成了代表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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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11 在儒家思想史上，“四书”代“五经”而起是一件大事，这是宋代的新发展。宋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已无世袭封建、亦无大世家门第的观念，社会已走向平等，只有一些地方性的世家，因此，儒家学者必须靠科举考试才能参政，例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天下只有皇帝一家是世袭，宗室已无重要性，宋代宗室中人已多落魄，皆需经考试才能做官，因此产生了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以负起对天下的责任自许。中国也是至宋代开始，士大夫才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主张“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必须先自我训练，此即受佛家的影响。这是“四书”兴起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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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13 四书之所以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四书是教人如何去做一个人，然后治国平天下。《大学》、《中庸》在汉代并不受重视，并没有人专门讲《大学》、《中庸》的，专门讲《中庸》的，要到佛法传来后，佛经中讲喜怒哀乐、心性修养、讲人的精神境界，《中庸》才因此引人注意。六朝梁武帝著《<中庸>注疏》，即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因四书的出现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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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15 佛教讲心与性，儒家亦然，只是儒家这方面的思想被冷藏于典籍中未被发现而已。宋以后，三教彼此影响，一方面走上俗世化，一方面是重视个人或自我。儒家讲修齐治平，不能脱离世界；庄子则是世界的旁观者，不实际参与，认为社会是妨害个人自由的，要做“逍遥游”；禅宗教人回到世界去，教人砍柴担米就是“道”，平常心就是“道”，不必到寺庙，在家亦可修行，后来就有了“居士”的产生。此类似马丁·路德的作法，主张不必看经典也不必相信神话。禅宗极端反对偶像，禅宗和尚说“如果看到什么佛陀金身，一棒打死给狗吃”，中国文化中反对偶像最激烈的，莫过于禅宗和尚。禅宗讲求“自得”，和孟子、庄子完全一致。所以中国人并非自古即崇尚权威人格，压抑个性。例如韩愈在《师说》中就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的翻版。真正的服从权威性格反而是“五四”之后才慢慢发展出来的；先是奉西方大师为无上权威，后来则尊政治领袖为最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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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17 从五经至四书这段发展，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自我、对人性了解的诸多变化。那么为何以《大学》为第一篇，是因为个人最后必须与社会国家产生联系；如果没有《大学》，只有《中庸》，则会流于只讲个人，没有大我观念。但中国人不能完全放弃大我观念，宋代的外患严重，民族危机很深，我们不能想象当时的思想家能专讲“小我”，不要“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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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19 宋、明理学家的贡献是对个人心理有更深刻的解析和了解，所以理学不仅是伦理学，也是心理学。他们不再是性善、性恶的二分法，而是同时承认人性有善及恶的两面。心性是义理之性，是有超越性，即异于禽兽之性。气质之性则是人与万物同有的性。他们当然强调超越的人性，但也深知气质之性不易改变。他们的分析非常复杂，这里不能涉及，总之，理学使我们对个人的内心认识得更深了。许多西方心理学家因受实际的限制而以动物来做实验，但人与动物之间是否可以画上等号？心理分析则偏重在人的非理性的一面，主要是人欲问题。以儒家对人性的观点来看，人与禽兽终是不同，在道德、行为、思考等方面，人和禽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从这里就发展出儒家所主张的训练治理国家人才的方法。以儒家而言有两方面，即为朱子讲的“修己”“治人”；这是对社会精英的要求。这一群人通过教育及道德训练，将来是要成为社会精英、领导社会的。在南北朝时期“士”是来自名门贵族，至宋以后，人人皆可为士。范仲淹更设立了义庄、义学，鼓励穷人子弟读书。农工商阶级之子只要熟读四书，通过考试，皆可为士。“士”必须经过这个阶段，才能领导社会，这个以四书为主的训练，就是“修己”以后才能“治人”的过程。朱子曰：“存一分天理，去一分人欲。”此语是针对士大夫而言，非对一般百姓。因为士大夫是未来的政治社会领袖，必须了解利、义之分。朱子的这一段话并不是要老百姓不要“利”，不要吃饭，而是针对士大夫说的。如同柏拉图主张的“Reason高于Desire”，也是对哲学家、思想家而说的。理学的功夫重点主要在“修己”方面，这是一种内转，也是对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要了解儒家的个人观，宋明以后显然更为成熟。六朝隋唐的“礼”学还是外在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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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21 不幸元、明以下，以四书为考试的官方教材，“治人”远重于“修己”，儒家走上了官学之路，而且一旦废除科学制度，四书便无人去钻研。儒家的传统也因此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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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23 总结地说，我觉得宋明理学所讨论的是人怎样生活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理学家在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层面上更深入地发掘了人性的问题。《大学》讲修、齐、治、平虽是一以贯之，但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谈到实践方面，我们只看到修身和齐家这两个层次上的成就，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止于一族、一乡和儒生社群之内（如书院）。治国、平天下则往往是落了空的。换句话说，“修己”比“治人”更为重要。“修己”不能狭隘地解释为道德修养或“如何成圣人”，而是指“修己”有所得的人在精神上有更丰富的资源，可以从事各种创造性的工作，也可以应付人生旅途上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危机。如果我们再从理学扩大到道家和佛教，这一点便更为清楚，宋、明以下，中国在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新成就都离不开儒、释、道的精神背景。读书人在人生旅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坎坷也都要靠这些精神资源的支持才能化解而不致精神崩溃，宋代苏东坡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明代王阳明也是一个典型。在自传文学，甚至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得到实证，如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理学最初虽然是以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为重心，但越到后来便越和日常人生打成一片，而且也跳出了“士”的阶级，王阳明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外”，戴震所谓“人伦日用”都是指此而言。明、清时代对理学有兴趣的人也包括了商人、樵夫、陶匠等，泰州学派便是明证。这些精神资源照理说应该在“五四”以后成为中国人建立现代个人观的一大根据，可是“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都不屑一顾，甚至是“打倒”的对象。中国现代个人观的枯窘、自我意识的萎缩，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重要的解释。另一相关之点则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西方文化也是片面的，甚至是相当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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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25 “五四”以来我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是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我们想用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来改变中国？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加以讨论，我想还是从个人、自我的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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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27 儒、道、佛家对个人问题的讨论，到了近代以后，几乎被忽略了，但也不是没有人在继承传统，例如：熊十力、梁漱溟先生等等，也都还在做努力，只是不成为主流。以“五四”为中心在知识界所掀起的大波浪，把上述的问题都摆到一边去了，不认为那是重要的问题。现代的教育也使得年轻人无从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小学到大学，把所有青少年的精力都消耗在预备考试上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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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29 “五四”接触到的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思想，即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思想，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不光是自然科学如何在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是对一切事物都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牛顿、哥白尼以来对自然的态度，因而使得科学在中国处于最神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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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31 这个主张并没有错，但是科学本身有无范围界限？最具体的问题体现在民国十七年和民国十八年的科玄论战上。其中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用科学态度来统一人生观；另一派包括张君劢等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能够完全处理解决的。论战的结果，表面上是科学人生观胜利。当时一般皆赞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科学地归纳出一些法则。由此可看出，“五四”以后，思想界之所以容易倾向马克思主义，原因之一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切问题上持科学态度，他们宣称找到了历史的规律。当时又正逢中国传统意义世界全面崩溃，所以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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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33 而现在的世界又是一个解除魔咒的时代，Disenchantment，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神奇的事，一切看来都很平常。胡适讲中国哲学，也保持这个态度，所以很多人批评他浅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看世界看得太平常，一切都不过如此，都是自自然然的，所以他提倡自然主义，所谓的自然主义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有超越性的、神奇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化为平淡、平常。现代西方也有这一倾向，就是God is Dead的说法，西方的宗教信仰也淡了。但是今天看来，宗教在西方的力量仍不可小观，仍是他们人生意义的源头。“五四”时代中国人由于在18世纪启蒙思想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对宗教是敌视的，甚至以为宗教即是迷信。这样一来，他们便接触不到西方文化的深处，看不见个人和自我的超越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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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35 “五四”当然也有其正面的意义：提倡民主、对科学有信心、对人类前途有无限的乐观。“五四”虽然提供中国人一个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可是当时人只热心提倡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和理性、知识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这个态度不能算错，可是如果只有这一面，那问题就来了，不但人性里面超越性的一面、人和禽兽的分别不能讲，而且人性中非理性的黑暗面也无法交代。在当时的中国，一切有关超越性的观念都受到嗤之以鼻的待遇，人人只讲科学和民主。换句话说，自清朝以来，整个儒家意义世界已瓦解，思想上一片空白，“五四”时大量翻译外国书欲填补这个思想的大空白，但是否有人消化这些知识，却是个问题。况且整体的文化大空白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用西方材料填得起来的，人人都专心于全面改造中国，完全忽略了深一层的或超越于民主与科学之上的问题，好像民主和科学在西方文化中是无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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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37 “五四”以前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已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坑”，又强调“用机关枪和帝国主义对打”。这些话是很痛快，但也不见他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多么浅薄。当时无人理睬中国传统文化，人人觉得越“激进”越好，人人排斥“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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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3639 以西方的科学主流来讲，那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不是为人生而知识，更不是采取功利的态度和观点。像胡适所说的，在天空上发现一个恒星，和找到一个中国古字的涵义，其意义和在科学精神上的实践是一样的。这是西方求知识、求智的精神：为真理而真理。不管真理有什么效用，只是把事情搞清楚，个人就能获得一种自由解放。“因真理而自由”是基督教的观念，也是希腊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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