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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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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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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亦园，著名人类学家。1931年生于福建泉州。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8—1960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人类学系硕士学位。1968年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被聘为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84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人文社会学院院长。200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澳洲葛利芬大学荣誉博士。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大陆访问、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为中央民族大学、华侨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毕生从事田野调查研究，著有《文化的图像》、《信仰与文化》、《文化与行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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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虞兆中教授出任台大校长以来，本校推广了十多年通识教育，目前已蔚为风气，很值得高兴。通识教育课程虽涵盖了许多方面，但我个人觉得仍缺少对我们自己、对整体人类的理解关怀这方面。用宽广的视野去看全人类，不是只看台湾，只看中国，只看远东，而是放眼全世界。不仅仅是有形的世界，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存在与其文化的永续发展，目前虽很少有这样的课程，但却极其必要。通识教育，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全人，那么全人就应该了解自己，也了解整体人类的来龙去脉及其将来的发展。所以重点在于跳出“此山中”的观点，由“凌空”的观点，来看看如何由“全人类”的立场从事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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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负有许多对国家社会的义务，但前此也比较少去谈到这些义务。之前有许多讲座谈到对知识分子的反省、批判等，但比较少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谈到如何用更宽广的视野来了解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观点不应狭隘，不是只注意到自己本身，而是要从宽广的境界来看。不只是要谈人类本身，而且要把人类及其文化合在一起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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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世界面临很多问题：种族偏见、宗教冲突、生态破坏、环境危机、新疾病产生等等，都使我们觉得人类已陷入了困境。除开枝节性的解决方式外，也应该由更宽广的立场来了解人类的问题，才能使我们跨进21世纪，迎接22世纪。有长远观点的知识分子，才是现行通识教育所要培养的全人。而这样一种全人类的观点，主要是要从“人类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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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人类学的立场来看问题，使通识教育更宽广，使知识分子的立场能更有世界性，有长远的观点？以下将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不做一般的泛论。以“山外”的立场，取代“此山中”的立场看人类及其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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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论题，要谈到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与文化共同发展的问题。一般人常将人类的生物体和人类的文化当做两个范畴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人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即在于文化的有无。因为有文化，所以人才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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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大约在四百万年前，人刚跟他的人猿共祖分开时，最主要是因为他有文化，才成为人。但人之所以有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微妙，也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事情。理解这整个机制，才能知道人与文化密不可分互为增长的关系。在四百万年前，我们和猿类一起的共同祖先，大半是生长在树上，即所谓的树行动物——他不常在地下行走，大多只能用手抓着树枝爬行。而人类祖先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能够直立，能够下地走路。四百万年前，人类祖先是如何由树上到地下的呢？科学家并不完全理解。目前的一个推测是最初在东非洲那一带，人类祖先出现的时候，或许是一个气候的大变迁，使得树木都枯萎了，人不得不下地走路。为了要适应没有树木的环境，就慢慢发展成站直的能力。站直了以后，可能有很多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就是使人类的双手得以解放出来，不必用于攀树，并开始能用于制造工具。而工具的出现，就是文化出现的第一步。猴子的手虽能持物，但必须用于攀树，所以无法像人那样技巧地拿东西。工具的出现，是文化的滥觞。而后经过四百万年的进化，工具愈趋精密，头脑更为进化，交互刺激之下，成就了今日的科技文明。人由此与动物分野，故而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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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前面所说的人类下地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偶然，既是偶然，则不可能重复再出现。因为偶然下地、直立、使用双手制造工具，形成文化，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而人类起源于东非，慢慢演化繁衍迁播成世界各地的各种种族。所以人与文化是等义的，是不能分的。人源于共祖，尔后各自发展，所以全人类都来自同一个种族，因此所有种族都是平等的，而无阶级上下、智商高低之别，这是人类学给现代知识分子的重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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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IQ测验是人类文化分歧后产生的测验方法，所以带有很强的文化标准，原则上只能用在同一文化的区域内，而很难用来测定不同族群的智力。我们可以说，若把一个纽约市民放到非洲丛林，不出三天就无法活下去，但若把一个非洲部落人放到纽约去，他也很难生活下去，这并非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适应环境的知识不一样。这差异是文化后期所产生，并不是导因于种族智能的差异。这种观念，才是现代人应有的基本知识。这样的基本知识，应该在通识教育的一开始就教给大家，以消弭种族、族群有差异的观念。这第一个例子在说明，具备对人类起源、人类族群与文化本质的了解，以及全人类的广阔关怀，才是一个健全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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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第二个论题，同样来自人类与文化的演化问题。吊诡的是第二个论题虽与第一个论题相关，却看似互相矛盾。不过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前面说过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有文化，能制造工具。但一般人都以为，人因为有了文化，能控制环境，甚而创造新环境，所以他与动物不同，可以摆脱生物进化的限制。其实这种想法是错的，虽然人类拥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明与科技，但他的生物体仍须服从自然的规律。也许有部分学者误解了这一意义，但一个人类学者却不能不认清这种普遍的谬误，也应宣扬较正确的观点，将使人类能有所警惕，而对于人类文化的存在，也将会产生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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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尔文开始，大家开始了解到生物演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但同为适应，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太过完全的适应（Fittest），另一种则是一般性的适应（Fit）。大家都了解，所谓适应生存，是由生物无意识地繁衍留有适于环境的子嗣，而达到种族延续的功能。但有时生物体太过适应环境，却因此而僵化了，一旦遇上环境改变，就可能因缺乏应变的弹性而惨遭灭绝的命运。这种可称为“过分的适应”，在生物学上又称为“特化”（Specialization）。太特化的生物种族，在生存上经常会反而造成不良的适应，现在已经灭绝的北美洲大角鹿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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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鹿的灭绝过程有如万言一般，它们靠着又大又硬的大角，来战胜其他的动物，以及在同种族中取得优势。打赢的公鹿，较有机会将它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注入基因池，于是下一代的小鹿就越来越趋向于拥有大角。经由一代代的传衍，角越大越取得优势，于是子孙的角越来越大，但是，最后却大到了超过所需的程度，形成“特化”。大角固然能打胜仗，但因为角太大，跑不快，在遇到其他跑得快的肉食动物时，就容易因为行动迟缓而被吃掉。于是，原本是环境适应佼佼者的大角鹿，就因为“特化”，变成适应失败者而灭种了。经由大角鹿的真实故事，我们可以警觉到，虽然适应环境是件好事，但是发展到最特别的时候，反而容易因为“特化”转为不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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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人类，我们不必直接用生物体的本身作为进化的武器来和大自然对抗，我们有种种的文化设施，种种的科学发明，以至于人类的身体不需要十分的发达，不需要有很长的手指，不需要有很大的耳朵，也不需要有很敏锐的眼睛，因为我们已经有雷达、收音机，以至于各种现代通讯科技帮助我们接受讯息，也有现代的医学来保护我们的身体，使我们不需要直接用我们的生物体来适应外在的环境。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实是一种“体外器官”，这是非常特别的名词：“Exteral Organ”，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念，因为有了这无形的器官，所以人类就不需要如其他生物一样用身上的一部分来对抗自然。不过，文化虽是存在于人类生物体外的器官，但它仍应看做是器官的一种，所以这种“体外器官”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要服从“演化”的规律。我们的论点在相当程度上关键即在此：文化固然能让我们适应环境，但是环境什么时候会变迁，我们却不知道，人类虽然较其他生物能知觉、预视到21世纪的到来，大部分的人却未察觉到我们的文化已经像大角鹿一样“特化”了。我们的文化几乎已经发展到死胡同里去了，种种自然环境的变迁，生态的不均衡，种种新的发明，已经反过来限制了人类的发展。别的不说，单指人类特别依赖石油这件事来说，就是一种特化的现象。台北市今天假设没有石油，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反之，住在嘉义、住在台东乡村的人，他还可以找柴火来烧。像石油这些燃料不是永远用不完的，也许不到一个世纪以后就用完了。这是人类文化特化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更不用讲人类其他种种的发明。譬如药物的发明，药物帮助人类去除很多疾病，但是药物又倒过来引起了很多新的疾病，使我们这个种族本身，又受到另外一种的限制。药物的发明，几乎也是一种特化的现象。又如原子弹的发明，核子燃料的发明，这都是一种特化。人类看得到21世纪，却看不到文化的进展也是一种特化的过程，这是非常危险的，人类的文化继续特化下去，很可能没有22世纪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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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宽广的视野来思考问题，也许多少可以挽回灭绝的命运，也许我们可以延长到23世纪，让23世纪的人再进一步体会：他还是生物体的一部分，不能再继续特化，他还可以移民到另一个星球，这样才能够把这一个种族延续下去。这样的观点使我们更有立场来理解整个人类前途的看法，不只是想他的“生物体”，也想他的“文化性”。人类与文化是不能分开的。平常我们都认为人是人，生物是生物；生物科学是归理学院或生命科学院管的，文化是人文科学，归文学院或社会科学院管。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囿于学科之间，而应该站在整个人类往前发展的立场上远眺，这才是通识教育课程设立的目的，也才是作为一个21世纪知识分子要往前迈入更远的世纪所该持有的立场，所以应该多开授有关这一类的课程，使大家能够面对这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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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论题，要从“人类与文化”的“生物面”，再深入到“文化面”的层次。不妨以一个复杂的例子来说明。人类社会种族与种族间的矛盾冲突，也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化”现象。这种种矛盾冲突，大部分是因为没有跳出自己的文化立场来看问题。例如今天的西方社会，对自己的成就非常骄傲。他们以为自己的科技超越了所有，代表了人类文化最先进的一部分。这种错误的观点，就是因为不曾特别去理解关怀人类四百万年来文化的发展过程。西方文化不过三百年的发展，较诸人类四百万年的历史，实际上非常的短。假如人类发展到公元三千年的话，观点也许就会不同了。从人类的文化史来看，西方社会当然不是人类永久的主流文化，它只是个很短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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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是所谓的“产食革命”（Food Production Revolution），能把自然界的东西变为人类所有，驯“野生”为“家生”。如果不能把野生的动植物变成是驯养、种植的，那么人类永远是处在蛮荒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程度绝对不比现代科技发展逊色，它是这么关键。但是在这产食革命的过程中，西方人可以说对此毫无贡献。说来世界上有七个所谓产食革命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西方绝不是文化主流，而且也非文化发展的关键。我们并不知道，公元3000年究竟是哪一个民族会成为文化的主流，但从长远看来，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合一的文化，绝非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化，绝没有哪个民族是比别的民族较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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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最早的七个产食中心，有一个是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大家都知道伊拉克的海珊被美国人认为是“坏蛋”，但他的国家却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姑不论两河流域古代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贡献，即使在一万年前在伊拉克的北边，土耳其的南边，两河流域最上游的地方，是最主要的一个豢养动物、种植植物的地方，在那个时候他们已开始种植现在的大麦和小麦，最先养马和羊，这些发明对人类文明贡献至巨。再说第二个产食革命出现的中心，才是在我们的黄河流域，在这里种植小米和一种黍类植物，开始养牛及其他也许包括鸡鸭一类的动物。第三个中心，是在长江流域以南，到今天的中南半岛一带。这一带首先发明种植稻米，而猪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此外在东非洲也是产食革命另一个主要发生地，他们种植高粱，豢养东非洲的牛。这是四个旧世界的产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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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总以为，新世界在白人移入以前，是完全没有文明的地方，其实这是错误的。新大陆在白人移入以前，有三个重要的种植中心。第一个就是墨西哥的玛雅（Maya）文化，玛雅文化的贡献是种植玉米，他们也种南瓜、种豆子。此外，他们豢养一种旧世界从没有的东西——火鸡，没有火鸡，美国人过圣诞节就要失色得多了！其次，在玛雅以南，在秘鲁一带有所谓“印加（Inca）文化”。印加文化发展什么呢？他们种植现在的番薯、红薯及树薯。他们也豢养两种旧世界没有的动物：美洲驼和美洲羊。番薯在人类食物史上是很重要的，麦子、稻子都需要很好的环境才能生长，番薯却对生长环境不苛求。它在湿地、沙地都能生长，饥荒时是救命的关键。这是印加人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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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补充一点，长江以南种的块根植物是芋头，所以是亚洲本土的植物，而番薯才是四百多年前移入的外来者。所以用“芋仔”比喻外省人，番薯比喻“在地人”，在人类学家眼中是很可笑的。因为芋头才是本地植物，番薯反而是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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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第七个产食革命的中心，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他们种植一种很特别的植物——向日葵，向日葵的葵瓜子摘下来磨成粉做馒头很好吃。当地的印第安人，就是最先种植向日葵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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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叙述，目的在以实例说明：种植作物，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很重要的关键。在此进程中，现代的西方人对此毫无贡献，他们当时还处在野蛮时代。所以，不能说哪一个时代是文化的主流。人类的文化常因环境而变迁，公元3000年，说不定文化的主流会在非洲大陆。我们必须了解，能有现今的西方主流文化，是奠基于早期的七个产食中心；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文化贡献，才有现今的文化。这样的一个观点，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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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插入一个小故事，是有关人类前途的探讨。前面已说过在一万年前，在伊拉克北边小亚细亚南边开始了大麦、小麦的种植。一直到今天，小亚细亚的南边还采得到两种小麦的野种：Emmer和Ancon。一万年前的当地人就是采这两种野种小麦回家培植，慢慢变成家生的小麦，再逐渐繁衍出许多不同的品种。Emmer的染色体有七对，Ancon的染色体是十四对，而当初最早的家生小麦的染色体竟然有二十一对之多！一万年前当然不可能有像台大农化系的实验室，居然能够把两种小麦的原种交配繁殖成家生的小麦，这是非常神奇的。家生和原生的小麦最大的不同，在于野生的小麦成熟后，麦子的穗粒会一颗一颗地掉落在地，那么一天不过捡收几千颗麦子。但是家生的小麦成熟后，麦子的穗粒不会一颗一颗地掉落下来，便可以很轻易地用石刀割下来收成。为什么野生的小麦会掉麦粒呢？因为野生的小麦必须自我繁殖，借风的力量把成熟的麦粒送到远方来繁殖下一代。反观家生的小麦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繁殖的目的，人类把家生的小麦带回选种，再重新种植，借此小麦可以散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须凭借风力散播，这就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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