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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90年代，英国面临着银币流失的严重问题。当时，在英国同时流通着金币和银币，这在国际金融学中被称为复本位制。不过当时金币仅仅被用来做大额交易的支付，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极少，银币才是英国的主要货币。那时的铸币技术仍然相当落后，几乎没有两个银币能够做得完全一样。经过长期的磨损，很多银币的成色下降。由于其他国家（比如荷兰）的白银价格高于英国，一些不法分子开始从银币的边上刮掉银屑，把银币融化成银锭，甚至制造不足值的假币，私自把白银偷运到国外。为了杜绝这种现象，英国皇家铸币局于1662年将机械化引入银币生产，所有银币边缘都铸成复杂的锯齿状作为防伪标记，而且对制造和贩卖假币行为的量刑极为严苛，轻者用烧红的烙铁在脸颊上烙印，重者可以被斩首示众，但是，不法分子仍然如飞蛾扑火，难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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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的银币成色不足也已经成为当时的流行小说作家们嘲笑的题材。在一本小说中，故事的主人公猥亵地说：“贞操就像我们的货币那样降低了成色。在16岁少女身上寻找忠诚就像在旧先令边缘上寻找忠诚一样困难。”白银外流导致英国流通中的货币短缺，尤其是日常交易中需要的小额银币更是芳迹难寻。这导致货币流动性不足，交易成本上升。银币成色不足也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7世纪90年代，用来交税的银币实际价值还不及其应有价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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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币流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成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问题。当时，在欧洲最令人忌惮的国王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自称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代表”，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频繁地向周边国家发动战争，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恐慌。英王威廉三世，是路易十四的一个死对头。威廉三世本来是荷兰的王子，1672年，法国军队攻入荷兰，12万大军黑云压城，威廉王子临危受命，把法国军队全部赶出国土，并在民众的拥戴下成为荷兰新的执政人。1677年，威廉国王和英国玛丽公主结婚。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信奉天主教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新教国家英国混得越来越不得人心，英国自由议会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国王带兵进入英国。女婿赶走了岳父，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共同被加冕为英国的国王。英国本来并未掺和到欧洲大陆的战争，但威廉三世登基之后，将英国带进了反法战争。1689年，英国便与神圣罗马帝国签订《维也纳条约》，并对法国宣战。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在欧洲大陆，而且打的是一场持久战。英国需要源源不断地输送银币过去，支持前方作战。英国国内白银的外流将直接影响英荷联军的供给，甚至会导致战场上的失败。这可是威廉三世所不愿意看到的。就在牛顿教授忙着从剑桥大学搬到皇家铸币局上班的时候，英国内阁紧急召集会议，开始讨论银币的重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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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属货币的制度下，银币重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提高银币的面值，但银币的成色不变甚至有所下降，实际上就是货币贬值；另外一种选择是铸造新的银币，让新银币的面值和其实际的金属含量正好等值。围绕着银币重铸，在英国内阁中出现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以财政大臣威廉·郎兹（Lowndes）为代表，主张货币贬值；另一派则以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为代表，他强烈反对降低成色和减轻重量，认为货币面值必须与其价值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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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兹认为，可以将银币的面值提高25%，但重量不变。这就意味着银币的价格比银块的价格更贵，就不会再有人融化银币或把白银偷运到国外了。在郎兹看来，这是解决白银外流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洛克反对降低银币的成色，他认为要想保持人们对货币的信心，必须让货币的面值和其内在价值完全一致。他在货币问题上的立场和他的政治哲学也是一脉相承的。洛克认为，政府应该守信，政府有责任保护人民的财产，而金属货币也是人民的财产。因此，他主张收集残破的银币，回炉之后重新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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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兹是实践家，洛克是哲学家。从表面上看，朗兹的办法更加简便快捷，毕竟，让货币贬值是欧洲的君主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经常干的事情。但是，在朗兹的提议中，货币贬值的幅度实在是太大了，一下子贬值25%，这引起很多内阁成员的强烈反对。实践家的激进方案看起来比哲学家的思辨更加不靠谱。威廉三世经过斟酌，放弃了朗兹的方案，选择了洛克的方案。1696年1月，内阁通过了新的铸币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到1696年5月4日为止，残缺的旧币不能再作为法定的支付手段；到1696年6月24日为止，不能再作为缴税的手段。铸币局奉命开始铸造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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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洛克赢了，到最后是白银输了。朗兹和洛克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在英国流通的货币，不仅仅有白花花的银子，还有炫目的黄金。由于之前英国是银本位制，黄金过去一直徘徊在门外的屋檐下，但一旦有机会，它就会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在英国白银外流的同时，欧洲的黄金流入英国，甚至巴西的黄金也不远万里而来。这是因为，英国的铸币局在买入黄金的时候会付更高的价格。如果是按照郎兹的建议，那么白银就会马上退出流通领域。洛克是坚定的白银本位支持者，他也没有考虑过如何调整金银的兑换率。当牛顿按照洛克的方案主持重铸银币之后，他很快就发现，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失，造币厂几乎无银可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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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曾向内阁提议
:教会和贵族拥有大量银器，不妨把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熔掉作为铸币之用，以解造币厂的燃眉之急。这种政治上极其幼稚的建议当然不会得到采纳。直到1699年，铸币局还是没能完成当初规定的铸造数量。1699年，金几尼的价格已经从28先令跌到22先令，照此价格换算，金与银的比率为15.93∶1。而在德国汉堡，金与银的比率却接近于15∶1。国内和国外的巨大利差使得禁止黄金的进口和阻止白银外流几乎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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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币重铸之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从英格兰银行这个婴儿刚刚诞生时的模样，我们几乎看不到今日中央银行的一点眉目。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是蒙塔古大人联合伦敦金融城的一群商人成立的，其目的是放贷资助威廉三世的对外战争。因为它宣称：“允许英皇陛下征收船舶吨位税和啤酒及其他酒类税，使那些自愿（按 8%的利率）借出150万英镑以从事对法战争的人，获得本法令所举出的某些赔偿和利益。” 1697年威廉三世授予英格兰银行一份新的特许状，允许其发行不需背书即可流通的纸币，也就是发行真正的银行券，并给以独占的特权。显然，无论是威廉三世，还是蒙塔古爵士，都不知道英格兰银行发行钞票对铸币流通会产生什么影响。“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像地心引力一样发挥了作用。在重铸期间投入流通中的700万英镑银币很快就退出了流通。新的铸币刚刚出炉，就被出口到国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17年。轰轰烈烈的重铸运动，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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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一开始和洛克一样，是支持银币重铸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失败面前，牛顿局长也不得不反思自己过去坚信的观念。他逐渐从一个坚定的白银捍卫者转变为白银怀疑者。1717年9月21日，牛顿向内阁提交了一份货币报告，分析了欧洲各国以及中国、日本、东印度的金银价格情况，认为英国当时的白银短缺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顺应潮流。牛顿并没有主张实行金本位制，彻底放弃白银，他只是建议，应将铸造金币的价格降低，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3英镑17先令10便士，使黄金的价格固定下来。1717年年末，议会通过决议，采纳了牛顿的建议。牛顿的建议本来是想做拯救白银的最后努力，但是效果却是解放了黄金。牛顿的金苹果终于落地了。黄金正式与英镑挂钩，并逐渐取代了白银，成为主要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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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直到1817年，英国才正式立法确认金本位制度，但在此前的一百年间，英国就已经是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国家了。由牛顿局长确立的英镑和黄金的固定比价一直持续到1931年。1797年之后，英国和拿破仑交战，英镑和黄金之间大约有20多年的时间脱钩。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丘吉尔1925年恢复金本位制之间大约有10年黄金与英镑短暂分手。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英镑和黄金始终海誓山盟，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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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和他同时代人的失误，不经意地催生了英国的金本位制。这是大部分研究国际金融史的学者都公认的结论。历史的本质是偶然，不是必然。但是，这样的观点，对于很多读者，尤其是接受经济学系统训练之后的读者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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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金本位制的出现是一种偶然，那么，我们不妨继续进行推演：如果当年牛顿将黄金的价格定得再低一些，是否白银就会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呢？如果英国得以继续坚持白银本位，那么后来的国际金本位制还会出现吗？如果中国是白银本位，英国也是白银本位，中国和英国之间还会有巨大的贸易失衡吗？如果中英之间没有巨大的贸易失衡，鸦片战争是否一定能打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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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最后一枚金币打了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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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英国不过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偏僻小国。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辽阔的帝国，并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送金银财宝，一时间西班牙和葡萄牙称霸欧洲，西班牙更是最早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而直到17世纪中叶，英国还只是零零星星地在加勒比海占领了几个小国，在北美建立了几个种植园，在印度统治了几个城市而已。英国是靠发展海盗业而后来居上的。从1585年到1604年，英国的海盗们靠在大西洋抢劫过往的西班牙船只，每年至少能赚取20万英镑的收益。如果他们干得漂亮，还能得到皇室的册封。英国皇室不仅纵容，甚至鼓励这些海盗四处抢劫，海盗首领就是英国海军最早的将领。比如，1588年和霍华德海军上将联手，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德雷克将军，就是一位传奇海盗。1588年，西班牙开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但在英吉利海峡遇到英国舰队迎击，损失惨重，后来被迫绕道苏格兰返航，又遇到风暴，舰队几乎全军覆灭。战胜西班牙之后，英国又开始向荷兰海军发起挑战。从1652年到1674年，英国和荷兰断断续续打了三次大战，最终耗尽了荷兰的贸易和海军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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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羽翼初丰的英国和雄心勃勃的法国狭路相逢。从17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初，英法之间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历经英国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英国的人口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但在一百多年的战争中，却能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法国，这其中金融创新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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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打算征服意大利。出兵之前，他询问出生于意大利米兰的臣子特里武尔奇奥（Marshall Trivulzio），靠什么才能打赢战争。特里武尔奇奥毫不犹豫地告诉路易十二：“您所需要的就是：金钱，金钱，金钱。”路易十四后来也曾经感慨，只要坚持到使用最后一枚金几尼，就总会获胜。战争是如此地烧钱，以至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曾经说过，要是著名的金融家罗斯柴尔斯家族不借钱给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就打不起来，但这似乎也太高估了金融家们的力量。战争的车轮滚滚而来，金融家不过是站在车轮边上的螳螂。战争和金融的确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与其说是金融发动了战争，不如说是战争塑造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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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枚金币是怎么打胜仗的呢？我们得先从怎么为战争融资讲起。如果国家需要资金，无非来自三个渠道：一是出售国有资产或特许权；二是征税；三是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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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有自己的财产，国家有专卖和专营，这些是君主们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在中国唐朝的时候，中央政府有一半的收入来自于盐专卖。1460年，法国皇室靠自己的家产获得的收入约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3%，后来经过苦心经营，一度能达到财政收入的1/10，但随后就每况愈下，到1773年，皇室收入所占的比例已经不到2%。拿破仑时期，政府靠出售教堂土地得到的收入，约占岁入额的12%。英国皇室原本持家有方，比如在亨利七世时期，皇室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只有一次向国会提出征税的要求。但后来，因为要对法国和苏格兰作战，英国皇室很快失去了其财产的7/8。伊丽莎白一世刚登基的时候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才能维持生计。这些君主制国家中的国王们还可以通过卖官鬻爵，获得现金。在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要想得到骑士和男爵的封号，需要支付1095英镑，并且提供30名英国士兵一年的军饷。到1622年，男爵的封号已经贬值到只值220英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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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可以靠征税筹资。税收种类中最容易征收的要属在江海口岸征收的关税，但是，关税税率太高，会导致贸易量降低，走私活动也会因此猖獗。英国是一个清教徒国家，清教徒认为市场体系是来自上帝的自发秩序，政府是不能妄加干预的。于是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率先提倡自由贸易，并把关税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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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税收还是要收的，消费税很快就开始盛行。汉诺威王朝时期，英国的消费税在整个欧洲都是最高的。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查理一世就开始对衣服、肥皂、淀粉、眼镜、金银丝线和扑克牌征税。1643年，英国国会开始对烟草、红酒、苹果酒、啤酒、皮毛、亚麻和丝绸征税。1660年，英国开始对盐、藏红花、蛇麻草、铁器和玻璃征税。消费税逐渐成为英国税收的主要来源。到拿破仑战争时期（1799—1815年），在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商品不需要上税。有意思的是，在汉诺威王朝时期，英国正在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尚处在刚刚萌芽的阶段，但政府对这些新兴的产业似乎也没有特殊照顾，照征不误。政府之所以喜欢征收消费税，主要是因为这种税收更加隐蔽。瑞典财政大臣奥克森谢纳（Oxenstierna）曾说，消费税既能取悦上帝，又不得罪人民，而且不会引起造反。遗憾的是，这只是官员的幻觉。在近代欧洲，民众反抗消费税的斗争此起彼伏。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曾经谈到，严苛的税收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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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税种相较而言，所得税的征收在欧洲起步则要晚得多。人头税具有累退的性质，会让穷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征收土地税和收入税的主要困难在于难以得到准确可信的信息。直到1798年，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才开始下令征收收入税。对于平民百姓来说，1798年真是欧洲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设计并开征了所得税，而法国发明了征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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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曾经说过，战争支出总是迫不及待的，而征税则是缓慢的，所以必然会出现赤字。直到17世纪晚期，英法两国的财税结构都非常相似。决定英法成败关键的是两国的借债能力。政府举债久已有之，但近代以前，政府借债更像私人之间的借款，君主们常常是以自己的名义向富可敌国的大银行家借钱。而且，国王们的信用要比私人低得多，借债不还的流氓行径数不胜数。在这种财政困局中，公债作为一种新事物在北欧国家横空出世。被称为“美国金融之父”的汉密尔顿曾说，公债是并非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少数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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