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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党的支持下，俾斯麦转为实施关税保护政策。1879年，俾斯麦下令对进口钢铁和谷物征收高关税。高关税政策的实施对中央政权来说一举三得：其一，赢得了莱茵河畔的工业资本家和东普鲁士的容克贵族的支持；其二，征得的关税归中央政府，这增强了中央的权力，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捐献的依赖；其三，保护关税使得各个利益集团更加分化，如今，它们的经济利益都依赖于和政府间的讨价还价，都要拼命地讨好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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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非常善于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寻找平衡，他也从来没有什么原则性。有一次他跟自己的传记作者说，有人问我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随他们说去。正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他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局势。从1883年到1889年间，在俾斯麦的强烈要求下，德国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1883年德国实施了强制性的健康保险。1889年实施了老年人和残疾人保险。当然，俾斯麦并非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热爱而实行社会改革的。他的用意是为了让工人不要造反，或曰，让工人更加顺从。俾斯麦曾说：“任何一个有养老金的人，都会比那些没有这样的期望的人更容易感到满足，更容易管理。看看那些私人仆人和宫廷仆人的区别：后者能忍耐更多的东西，因为他可以期盼得到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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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刚步入政坛时是做外交官，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折冲樽俎，和各国谈判。当他47岁当上普鲁士首相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所以，俾斯麦的政治生涯注定是随波逐流的。一切都是谈判，一切都可背叛。俾斯麦最擅长的就是用一只手洗净自己的另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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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如此擅长思辨和战略的民族，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决策的指导却是狡猾而细微的政治计算。但就在俾斯麦这些只为糊墙、没想盖房的应急政策中，却诞生出未来高楼广厦的图纸。俾斯麦自己对社会保障视之甚低，在他的《回忆录》中，对社会福利只字未提。但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阿斯奎斯（Asquith）、劳合·乔治都曾借鉴俾斯麦的做法，逐步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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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俾斯麦苦心搭建起来的政治平衡，却在他身后灰飞烟灭。从187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列强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德国的宪法也没有再修改，这一切都得益于俾斯麦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但正如基辛格曾经指出的，这个时期的国际秩序，建立在“无节制的均势政策”基础上，缺乏道德约束的国际体系必然面临危机的不断升级。俾斯麦是政治平衡的天才，但他像表演杂技一样创造出来的这个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够继续维系的地步。俾斯麦下台之后，德国外交政策的继任者迅速放弃了他那套复杂的联盟体系，转为运用赤裸裸的军备竞赛，结果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国际冲突，直至走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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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走得很远，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走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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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帝国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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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洲战场的消息越来越叫人揪心。法国溃败了，英国军队刚刚从敦刻尔克仓皇溃逃，希特勒的飞机就追着逃兵的屁股飞到了伦敦上空。这是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一年的11月，英国新闻部的官员把一份来自德国的报告交给了凯恩斯勋爵。这是纳粹德国的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提出来的“欧洲经济新秩序蓝图”，史称“冯克计划”。英国新闻部希望凯恩斯对美国和英帝国自治领地的人民发表一个广播讲话，批评纳粹的计划。凯恩斯很快回信了，但回信的内容让英国新闻部的官员们大吃一惊。凯恩斯说：“这个计划非常好，这正是我们自己应该考虑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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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凯恩斯会对希特勒的经济方案如此推崇呢？“冯克计划”的构想其实来自纳粹德国的前任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沙赫特是欧洲公认的金融天才，他曾经做过德意志银行的总裁，后来又给希特勒做经济部长。1939年因为得罪了希特勒被免职，改派为德国驻土耳其大使。二战之后，盟国曾指控他犯有战争罪行，后来被无罪释放。据说，最初盟国裁定要处决他，但要求他在上刑场之前，先写出一份报告，介绍消除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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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计划”的基本构想是建立一个欧洲清算同盟。简单地说，就是借助央行间的合作，直接易货贸易。两个贸易伙伴国可以在各自的中央银行分别设立特别账户，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如果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平衡的，那就不需要货币兑换了。到1938年，德国已经和27个国家签订了这样的协定。这种做法的实质，是用汇率管制的方式保住了德国的对外贸易。凯恩斯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但和别的学者不一样的是，他随时愿意作出必要的妥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出版之后，凯恩斯大加赞赏。但他很认真地和哈耶克讨论，为了保住“核心阵地”，应该放弃哪些“外围工事”。在凯恩斯计划看来，沙赫特的设想当然不是最优的，但却是次优的。这种设想不正是放弃“外围工事”，保住“核心阵地”吗？凯恩斯觉得是划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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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凯恩斯一直在思考战后的经济秩序重建。他深知英国将会遇到严重的危机，往日几乎统治了大半个世界的大英帝国，很快就要分崩离析了。英国将会面临严重的贸易逆差，而且将不得不低三下四、苦苦哀求美国的贷款。是沿着沙赫特的办法，用资本管制的方式构筑一条防护线，在保护英国经济的同时也保持英国的贵族气质呢？还是低下高傲的头，向美国臣服，但却能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建造国际经济的新神庙？这两种选择，哪一种更高贵？这是困扰着凯恩斯的难题。1941年的秋天，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哈罗德先生在财政部的走廊里见到了凯恩斯。凯恩斯正靠着一个柱子沉思，哈罗德走过去对他说：“你必须降尊纡贵，和美国人站在一起。”凯恩斯表情木讷，眼神呆滞，他摇摇头说：“我还没有想清楚。”两种思想正在他的头脑中激烈地斗争，非凡的凯恩斯勋爵，也变得像哈姆雷特王子一样优柔寡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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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不知道的是，就在大洋的彼岸，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人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就授意他的手下哈里·怀特，制定战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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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和怀特，他们是一对最不般配的谈判对手。凯恩斯是20世纪享有最高盛誉的经济学家，怀特是现代经济史上最神秘的人物。凯恩斯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怀特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第二代美国移民。凯恩斯少年时代在伊顿公学练习划船和辩论，怀特则在父亲的五金店里打工。凯恩斯30多岁的时候就写出了《和约的经济后果》等著作，成为妇孺皆知的名流学者，怀特29岁才上大学，他一生中发表的学术论文寥寥无几。凯恩斯行文汪洋恣肆，引经据典，他喜欢用神话人物比喻各国的领袖和精英。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甚至不厌其烦地描写了每个国家元首的手。但是，他几乎没有评价过他真正的对手怀特。有趣的是，怀特其实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就服凯恩斯的学说，在美国财政部工作期间，更是曾因被贴上凯恩斯主义者的标签，和其他几位年轻的官员一起遭到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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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计划和怀特的计划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他们都想避免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战和贸易战，他们都想重建一个汇率稳定、贸易自由的世界。他们都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全球经济动荡源于金本位的消失，而在战后，要想消除贸易障碍，应该从消除货币之间的障碍入手。选择货币问题为切入点的另一个好处是，货币问题太玄妙、枯燥，正好可以避开无聊政客们的纠缠，如果要谈论贸易问题，那就一下子把政客们的激情和偏见全部点燃了。当然，凯恩斯和怀特的计划也各有特色。凯恩斯计划构思更加精巧，他继承了英国金融中心伦敦城的传统；怀特计划则更加理想化，隐约可看出威尔逊总统国际合作思想的微光。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最大的不同在于英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贸易逆差国和债务国，凯恩斯力主对贸易顺差国施加压力，要强制贸易顺差国把赚的钱花掉。债务国最需要什么？当然是钱、钱、钱。所以凯恩斯坚持把讨论雏形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模做大，最好能直接发行货币。但怀特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他只同意给贸易逆差国一些喘息的机会，最多只能适当提供短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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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桌上，怀特不是凯恩斯的对手。凯恩斯口才出众，周身围绕着耀眼的光环。怀特则言辞笨拙，声音嘶哑。他最怕和凯恩斯公开辩论，因为每辩必输，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每次和凯恩斯辩论完，怀特都会感到像害病一样，但所有的牌都在怀特手中。怀特的身后，是强大的美国。凯恩斯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会帮助英国重建帝国，因为只有英国才是美国真正的盟友。但是他显然高估了美国支持英国的力量。美国人不喜欢英国的帝国，罗斯福总统对英帝国更是深恶痛绝，新政反对的就是像英国这样的以银行为中心的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英美之间频繁爆发货币战和贸易战。1931年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引起美国人的强烈不满。美国国会1931年通过了《霍里·斯莫特贸易保护法》之后，英国旋即在1932年《渥太华协定》中用帝国特惠制加以报复。大多数美国人的感觉是，英国人太狡猾、世故，美国人一不小心就会中了圈套。罗斯福总统就曾经说过，不能让美国成为英国“那顶风筝的尾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态度极其鲜明：他支持英国和德国作战，但不支持英国的世界地位。摩根索见到来访的英国官员时，坚持要求英国人把“上下口袋都翻个底朝天”，要把所有的情况都向美国汇报。他一定很享受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有钱的老色鬼，让无知少女围着自己的钱袋子转。怀特本人既反英，又亲苏，跟亲苏比起来，他似乎更反英。有一种传言说怀特是苏联间谍，真实的情况是，怀特和美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经常给他们提供情报。怀特的亲苏态度，是出于他的爱国主义。怀特敬佩苏联的计划体制，他相信苏共是唯一一个可以抵抗纳粹的可靠堡垒。而英国，在军事上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看看英军在东南亚节节败退的窝囊劲吧。经济上，英国更是美国能看得到的竞争对手。由于苏联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当时美国人并未把苏联视为直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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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和美国谈判，对凯恩斯来说是一种锥心的折磨。他跟友人说，每次去美国旅行都像是大病之后卧床不起。他抱怨美国人如此苛刻，“想要把大英帝国的眼珠子挖掉”。他受不了美国人的粗鲁无礼，居然在跟他谈话的时候突然出去接电话。1943年9月，英美之间就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进行了谈判。凯恩斯本来以为只要一个周末就能搞定，怀特觉得大概需要一周，结果凯恩斯在美国足足待了六个星期，两国专家的正式声明到1944年4月才正式对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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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漫长的谈判、激烈的辩论、无奈的妥协，然后是闹哄哄的大会。1944年7月，45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召开会议，建立了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要选在布雷顿森林开会呢？因为凯恩斯致信给美国财政部说，请不要在华盛顿开会，那会让英国人感到颜面尽失。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说，那就在华盛顿附近找个山里的避暑胜地来开会吧。怀特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讨论货币基金的问题，一个讨论世界银行的问题。怀特自任货币基金委员会的主席，他故意把凯恩斯调到银行委员会做主席，这样就可以更多地牵扯凯恩斯的精力，省得他过问基金的事情，给怀特找麻烦。这场会议沉闷而又冗长。会上讨论的都是各国官员们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技术性问题，而且会议一开就是二十多天。在怀特的邀请下，苏联派了个代表团参会，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基本上都在睡觉。中国作为美国的联盟，也派出了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们听会听得太闷，干脆溜出去爬山。附近居民的政治觉悟极强，他们听说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又看到几个长得很像日本人的家伙在山上转悠，差点使用猎枪把他们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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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给凯恩斯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郁闷和痛苦。一个正在衰落的文明，在面对一个蒸蒸日上的文明时，必然会激起一种说不出来的嫉妒和屈辱感。一个秉承理性传统的经济学家，却不得不在政治的泥潭中弄脏自己干净的羽毛。他为这个国家殚精竭虑，最终得到的却是国内政客们的猜忌和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合和世界银行是凯恩斯只手创造的。在1946年3月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大会上，凯恩斯发表演讲。他说，刚刚诞生的基金先生和银行小姐会得到仙女们的祝福，他希望这两个孩子得到的礼物是“普世主义”、“勇气”和“智慧”。接着，他说，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一个邪恶的精灵会给两个孩子带来诅咒：“你们两个臭娃娃长大了就是政客，你们的每个思想和行为都将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你们所决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不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或根据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另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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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人旷日持久的谈判消耗了凯恩斯的体力和精力，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凯恩斯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他：“他太聪明，太咄咄逼人，到最后也太劳累。”1946年4月21日是复活节，凯恩斯躺在床上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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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莉迪娅53岁。莉迪亚和凯恩斯的出身、性情迥然不同。她原本是俄罗斯的芭蕾舞演员，在凯恩斯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女人是“没受过教育的”。但凯恩斯恰恰喜欢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性格。凯恩斯死后，莉迪娅又独自生活了36年。没有凯恩斯保护她，她慢慢学会了自得其乐。除了看戏、买东西，莉迪娅基本上过着隐居的乡村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会在花园里的刀豆、卷心菜之间半裸体地跑来跑去，或是在灌木丛中几乎一丝不挂地享受日光浴。有人问她，要是被人看见是否会觉得尴尬。她说：“没有关系的，反正他们看见了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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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曾经说过：“文明是少数几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建立起来的一种单薄、脆弱的外壳。人们只能通过巧妙地制定和不择手段地维护规则和习俗来维持文明。”文明就是凯恩斯，他充满激情但内心脆弱，需要不断地勉力维护自己。历史却像莉迪娅，即使人们看到了，也不会认为她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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