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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快就对这种陈腐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感到失望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也传染到了阿根廷。1930年，阿根廷爆发了军事政变。1943年，再一次爆发了军事政变。参与这次政变的都是一些低级军官，他们之中军衔最高的是胡安·多明戈·庇隆上校。在新政府中，庇隆上校先是担任劳工部长，最终以其色彩浓郁的民粹主义政策赢得了普通工人的支持。1945年30万工人在玫瑰宫前高呼：“庇隆，庇隆！”抗议军政府逮捕庇隆。工会领袖组建了工党，并推选他们的英雄庇隆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庇隆把自己的政治纲领称为“正义主义”，但这面写着正义的旗帜，却将阿根廷带入了社会歧视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荆棘丛中。到20世纪70年代，激进的大学生和工人组织了游击队，他们发动武装袭击和暗杀活动。1974年，年迈的庇隆死于心脏衰竭，庇隆夫人担任总统。不，这并不是那个你知道的庇隆夫人，那个出身卑微但光芒四射的艾薇塔·庇隆，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位庇隆夫人是年轻的伊莎贝尔·庇隆。庇隆的遗孀面对混乱的局势显然不知所措，她甚至要靠星相占卜作出决策。1976年军政府卷土重来，发动了针对左翼势力的“肮脏战争”。为了清除剩余的大约2000名游击队员，军队杀害了将近2万名阿根廷人。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阿根廷一步步走向衰落。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84%，到1973年，已经下跌到65%，到1987年，更是跌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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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当梅内姆赢得总统选举的时候，阿根廷经济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年通货膨胀率高达3000%。阿根廷人自嘲说，总算到了坐出租比坐公交车还便宜的时候，因为坐公交车是上车就买票，坐出租车是到了地方才付钱。梅内姆总统试过狠招，他甚至下令没收中产阶级的短期存款，强制将其换为长期国债。1990年通货膨胀起初略有下降，最终还是达到了2000%以上。阿根廷似乎已经得了绝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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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29日，多明戈·卡瓦略被任命为经济部长。消息公布的当天，布宜诺斯艾里斯的股市上涨30%。救星来了，奇迹似乎就要发生。市场对卡瓦略寄予厚望：他和别的官僚不一样，他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有经验，曾经做过阿根廷央行行长和外交部长；他做事雷厉风行，小时候他妈妈就把他叫做“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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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市场所料，卡瓦略很快就出招了。1991年4月1日，卡瓦略宣布，废除上一任政府发行的旧货币，发行新比索。新比索和美元将严格地保持1∶1的兑换比率。这种严格的钉住汇率制，意味着阿根廷的央行不能再随意发行货币。没有等值的美元储备，央行就不能发新货币。如果想给别人1比索，自己必须得有1美元。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谢林教授说过，“绑起自己的手，反而得到更大的自由”。何以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只有对自己加以严格的约束，才能够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诚意。在卡瓦略的主持下，比索和美元举行了一场天主教的“婚礼”。按照神的旨意，这场婚姻是不可违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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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很多人不信卡瓦略的兑换计划能生效。至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很多经济学家就不信。但奇迹真的出现了。1992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7.5%，1993年降至7.4%，1994年进一步降至4.2%，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其他年份，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都为零。反通货膨胀战役的胜利，鼓舞了人们的信心，大家敢把自己的钱存到银行了。银行存款开始增加，有了更多的存款，银行才能对外放贷，经济生活中才有了氧气。1991年和1992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1993年为6.3%，1994年为5.8%。闪亮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贫困人口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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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卡瓦略的政策只控制了货币政策，他未没有控制财政政策。阿根廷从成功走向失败，转折点就是财政政策的疏忽。随着市场信心的增加，政府发现自己可以很方便地借债。国际金融机构推波助澜，帮助阿根廷政府发债。一波又一波国外投资者来到布宜诺斯艾里斯，在投行人士的安排下，白天开会，听阿根廷政府官员、学者充满信心的演讲，晚上在高档餐厅吃饭，看探戈歌舞秀。最受欢迎的地方是马德罗港一带的豪华酒店。这里原本是一个被废弃的码头，如今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时尚的社区。到过这里的外国投资者，没有几个能抵挡得住阿根廷的诱惑。高盛的一份关于阿根廷的报告，把这里称作“美丽新世界”。投资者热捧阿根廷国债，负责帮阿根廷发债的国际投行，数钱数得都手软了。阿根廷的外债急剧膨胀。1991年，阿根廷的外债大约600亿美元，到2001年已经是1270亿美元。如果你是个政治家，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借到钱，你怎么还会有积极性，费力不讨好地增加税收、控制支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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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最初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恐慌情绪在蔓延。俄罗斯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金融危机导致亲西方的俄罗斯政府下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公开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投机资本。在此危难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榜样的力量，因此力挺阿根廷。阿根廷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西方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最忠实的信徒。在1998年年底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梅内姆总统享受到和克林顿同席的殊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对记者说，阿根廷实行了大胆的改革，经受住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很多方面，阿根廷“都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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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情绪已经出现逆转，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几乎枯竭。1999年1月13日，巴西又出现了危机，这也导致巴西的货币雷亚尔严重贬值。这次危机使得阿根廷的局势急转直下。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国之一，阿根廷有1/3的出口销往巴西。巴西出现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的出口暴跌。与此同时，美元走强，因为比索钉住美元，被美元拖着走，出口价格竞争力受到冲击，又被绊了个趔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市场上谷物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这对阿根廷来说真是祸不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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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轮冲击之后，阿根廷大势已去。阿根廷仿佛一条破船，船底漏水，桅杆折断，但暴风依旧刮个不停。1999年10月德拉鲁阿当选阿根廷总统。新政府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的计划赢得市场的支持，但很快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经济衰退时期紧缩财政，经济会进一步下滑，债务进一步膨胀。国际资本已经不再相信阿根廷。无法在海外发债，阿根廷政府只得强迫本国银行购买国债。2000年10月，副总统阿尔瓦雷斯（Carlos Alvrez ）因与总统意见不合提出辞职，这让市场更加恐慌。2001年阿根廷经济部长马奇内亚辞职，继任者没有干够两周就不干了。德拉鲁阿不得不请自己竞选总统时的竞争对手——当年的老英雄多明戈·卡瓦略出山担任经济部长。卡瓦略自1996年之后就没有继续担任经济部长，离开梅内姆政府之后，他自己组建了一个小党，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卡瓦略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自信，他曾跟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讲：“你们的人生经历都是跟全球化打交道，我的人生经历就是跟经济危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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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自负如卡瓦略，也已经无力回天。他尝试过“债务互换”，即劝说债权人自愿地把手中的短期债券换成长期债券。短期来看，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阿根廷出现偿债高峰，减少债务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反而增加了阿根廷的债务负担。短期内减少压力，长期内债务更多。卡瓦略还试过“零赤字政策”，下决心削减13%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支出，冻结各省的支出。结果，各省开始自己发行货币，局势更加失控。2001年10月，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勒去见一群华尔街巨头的时候，华尔街的巨头们向他提出的建议是：让阿根廷债务重组。“债务重组”是华尔街上的黑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阿根廷可以部分违约，欠债不还。想象一下，一群债权人提出的建议是，让债务人不要再还我们的钱了！华尔街已经看得透亮，阿根廷早已无药可救。既然总是要砍上来的，不如选一把快一点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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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等到阿根廷政府制定好债务重组的方案，危机就已经爆发了。为了挪出钱还12月份的债，卡瓦略从国民养老基金中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这引起工会的强烈抗议。12月19日至20日，工人开始上街游行。在卡瓦略的家乡科尔多瓦，人们捣毁了市政府大楼。德拉鲁阿总统在电视上发布戒严令。这只能使人们更加愤怒，上街示威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超市和商店被洗劫一空。当有消息传来，在一场冲突中有16人被打死时，卡瓦略被迫辞职。德拉鲁阿总统也随之递交了辞呈，并于当日坐飞机离开了玫瑰宫。玫瑰宫外，是愤怒的群众。他们手里拿着平底锅，用敲打锅底的噪音表示抗议。在之后的两周内，阿根廷处于政治瘫痪状态，先后换了四位总统。最后一位是杜阿尔德总统，在他的请求下，阿根廷国会于2002年1月6日宣布，取消比索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比索大幅度贬值，并开始浮动。神圣婚姻彻底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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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2000年以来，阿根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硬撑着。2000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阿根廷贷款140亿美元。2001年8月又追加贷款80亿美元。但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了。2001年12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不再向阿根廷提供援助。这又是一个让阿根廷人难以释怀的始乱终弃的故事。当阿根廷躺在重症护理室的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阿根廷还睁着眼睛的时候，拔掉了输氧的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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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金融危机之后，比索大幅度贬值，阿根廷停止支付1320亿美元的债务，之后，阿根廷的经济开始发疯一样地增长。2003年至2007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高达8.3％，超过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任何经济大国。但是，又一场泡沫会出现，又一场泡沫会最终破灭。这就是阿根廷。在这里，未来是不能贴现的收益，历史是已经沉淀的成本。在阿根廷的大街小巷，你还能够听到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探戈歌手加德尔忧伤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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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不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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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回到自己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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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带着萎缩的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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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雪花镀银双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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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生命不过是一股清风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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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不平静的高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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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2月，莱蒙托夫被任命为下诺夫哥罗德高加索骑兵团准尉。这位年轻的诗人在途中染上了感冒，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追赶大部队。他翻山越岭，身着切尔克斯人服装，肩背步枪，在旷野中过夜，在狼嚎声中入眠。在《哥萨克摇篮曲》中，莱蒙托夫写道：“捷列克河在乱石中奔流，波浪拍打着两岸，可怕的车臣人爬到岸上，正在磨快他的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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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位于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山脉的北部。从黑海到里海，高加索山脉绵延约700英里。在高加索山脉的北部，一共有七个俄罗斯的共和国：阿迪格、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北奥塞梯、印古什、车臣和达吉斯坦，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的华盛顿州，或中国的贵州省。这里的人口大约有600万~900万，是俄罗斯民族最多的地区。俄罗斯人散居在各地。索卡西亚人（包括阿迪格人、切尔克斯人和卡巴尔人）以及讲土耳其语的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人主要住在西边的三个共和国。奥塞梯人主要住在北奥塞梯共和国。印古什人和车臣人分别住在印古什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达吉斯坦的民族最为多元，这里的人们讲30多种不同的语言。除了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居民主要是基督徒），这个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信奉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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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彼得大帝的军队横扫高加索南北，使这一地区成为帝国的一部分。从1801年到1829年，俄国在高加索南部，即现在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把反对俄国的僧侣和贵族们赶走，牢牢地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由于在这些地方，原本就有一些势力较大的亲俄贵族，因此俄国并不需要从头建立政治秩序，它只需要支持和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就行。但是，北高加索地区却始终没有安定下来，而是变成了一个血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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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加索地区地形复杂，民族众多，这里没有强而有力的本地政治首领，没有龙头，只有一群扶不起来的地头蛇。起初，俄国试图拉拢当地的头领，给予他们权力，希望他们能给当地带来秩序。但是，被扶植的当地头领难负众望，不断有反叛力量起来，反对他们。俄国为了扶植自己的羽翼，不得不卷入当地的纷争。反叛者的力量日益壮大，比如在19世纪30年代突然崛起的山地领袖沙米尔（Shamil），猛烈地进攻在车臣和达吉斯坦的亲俄统治者。沙米尔的敌人是当地的统治者，他认为这些人背叛了伊斯兰教义，出卖了山地农民的利益，而俄国只是他的第二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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