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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增加一个核大国，都会为整个世界增加更大的风险。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要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但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必须对其伊朗政策作出重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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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消除的是对伊朗的恐惧和仇恨。伊朗没有消灭美国的雄心，也没有这个能力。伊朗关心的是内部的稳定问题。退一步讲，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也不意味着中东地区会落入伊朗之手。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足以震慑伊朗。伊朗有了核武器之后，其他中东国家不会立刻团结在伊朗的旗帜下面，相反，他们会吓得紧紧扎入美国的怀抱。所谓的核武器“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一旦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中东国家就会群起效仿。但朝鲜有了核武器之后，韩国和日本都没有跟进，尽管它们完全具有很快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美国的过度恐惧，反而会增加中东核竞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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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彻底地解决伊朗核武器问题，需要在中东建立无核区。一个无核的中东对各方都是有利的。但棘手的地方在于以色列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而且以色列多次声称，如果美国不打击伊朗，它就会自己发动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如果双方都不使用核武器，难道伊朗能够在军事上战胜以色列吗？事实上，以色列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的“负债”，美国的中东政策，被越来越不耐烦的以色列挟持。美国必须重新反思自己在中东棋局的每一步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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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对伊朗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效果并不理想。受到经济制裁影响最大的不是独裁者，而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和劳动者。尤其是穷人和孩子，受到经济制裁的影响，没有足够的医药和营养，甚至因此死去。统治者却恰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内部的高压控制。伊朗希望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正常的一员，它想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员，却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什么不相信市场和开放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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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可以变成坚硬的壳，也可以长成嫩绿的芽，它的命运如何，要看它落在什么样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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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中东局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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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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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中海东海岸出发，向东向北，越过高加索山脉，是一望无际的中亚草原。再向东，可到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从高加索山脉向南，是两河流域。再向南，越过波斯湾，是茫茫的阿拉伯沙漠。如果再越过红海，可以到达古老而神秘的埃及。这一大片支离破碎的土地，横亘在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印度之间，被欧洲人称为“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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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有着至少5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如果你只是好奇，为什么中东总是充满了冲突和战争，那你根本不需要熟知其古代的历史。90年，也就在过去不到90年的时间里，那个曾经宁静而单调的中东，变成了世界上最动荡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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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中东和现在几乎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中东没有巴勒斯坦，也没有以色列，没有伊拉克，也没有约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地区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中。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苏丹能够统治的不过是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广阔的帝国，溃散成了半自治的乡土社会。历史的时钟在这里仿佛生了锈，中东在当时只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20世纪以前，中东也不时会出现骚动，但那大多是地方性的不满，是小小池塘里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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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地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德国一方阵营，不幸在“一战”中失败。欧洲列强肆意瓜分中东地区，埋下了冲突和仇恨的种子。英法俄在“一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原属于奥斯曼行省的叙利亚一分为二。法国占据了叙利亚北部。战后，法国为了遏制逐渐觉醒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不断肢解叙利亚。20世纪20年代黎巴嫩的独立，就是得自于法国的支持。阿拉伯半岛西部汉志地区的哈希姆族人在“一战”期间曾经给予英国很大的支持，英国也曾许诺支持成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但“一战”之后，英国背信弃义，将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拱手让给另一支阿拉伯部落，即沙特人，这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哈希姆人则辗转到了伊拉克。1958年伊拉克爆发军事政变之后，哈希姆人又迁至约旦河东岸，成立了后来的约旦王国。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给中东各族带来了深深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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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出现，使得本来就危机四伏的中东地区更加动荡不安。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犹太人开始迁居中东，梦想着成立他们的犹太家园。外来的犹太居民和当地土著阿拉伯人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大。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国家，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绪是在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运动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最早，美国对以色列并不感兴趣，美国的兴趣是在希腊和土耳其，那里才是冷战的前沿。以色列一度以苏联和法国为靠山。直到约翰逊总统任期内，美国才和以色列越走越近。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叙利亚和伊拉克，以色列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才一下子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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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国在分割中东的同时，还想把西方政治体制的种子，培植在中东的土壤里。然而，宗教、种族和石油这三个独特的因素，使得中东的政治生态系统异常脆弱。这里干燥异常，无法滋养民主的绿洲，时常又会黄沙漫漫，激荡起内乱的沙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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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显著不同的是，宗教在中东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凝聚人心。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穆斯林帝国，不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帝国。但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社会，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分裂社会。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而历史学家弗格森则说，真正的冲突是“文明内部的冲突”。人们真正的敌人是熟悉的陌生人，即和自己最相近的另外一个人群。穆斯林最大的敌人是另外一派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以来势如水火。让中东的形势更加扑朔迷离的是，这里不仅仅有穆斯林，还有大量的希腊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基督徒、景教教徒、叙利亚东正教徒、马龙派教徒、基督一性派、撒玛利人、犹太教徒等。宗教上的纠葛，加上种族之间的猜忌，使得原本可以和谐相处的社会、邻里，甚至家庭，都被撕成破碎的残片。伊拉克美国使馆的一名什叶派女雇员说：“我都不敢跟我妈妈一起看电视，她是个逊尼派，她看到所有的坏消息，都要抱怨是因为什叶派在政府里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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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可能是西方国家带给中东的“最好的礼物”，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种族的“百衲衣”。欧洲之所以能够形成民族国家，首先是因为欧洲的各个民族已经相对成型，聚居而生。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如果你走出几十千米甚至更远，你看到的人们还是和你长相一样，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是在中东，你不用走出几十千米，很可能你的邻居就和你完全不一样。没有所谓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过去是指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全都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历史和宗教信仰。但传统的中东社会，有种族的不同，却没有民族主义。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温麦”即信众共同体才是穆斯林唯一效忠的对象。无论民族、语言、文化，所有的虔诚穆斯林都应被视为兄弟姊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激发了中东不同种族之间的仇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专制者统治的时候，民族之间的矛盾反而有所缓解。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率一直较高，但暴君被除掉之后，仇恨反而被释放出来。2005年伊拉克选举中，92%的选民关注的是种族间的差异和矛盾。就连中东地区政治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以色列，也陷入了建国的两难选择：如果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势必要融合境内的阿拉伯人，但如果融合了阿拉伯人，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国家，这又违背了当初的建国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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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使得中东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东的石油开采主要集中在西方跨国公司，即所谓的“七姐妹”手中。中东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实行石油国有化，并在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提高油价。1972年油价只有2.5美元一桶，到1974年就已经涨到12美元一桶。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中东的政治。萨达姆当年是伊拉克政坛的第二号人物，但正是由于他主持石油国有化，才势力暴涨，终于取代了当时国内头号人物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Ahmad Hasan alBakr），成为伊拉克总统。凡是富有石油资源的中东国家，均无意推动民主化。由于控制了石油资源，中东国家不必要通过征税获得财政收入，自然也不必要向公众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国有石油公司，而其财务报表从未对外披露。如果国内的公众有不满的意见，产油国家不是厉行改革，而是通过提高福利的办法，平息大家的怨气。由于手中有钱，产油国家也会大量在军队上投资。不难理解，为什么当“阿拉伯之春”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富有石油的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能够依然岿然不动。即使像伊拉克这样，在外力的干预下推翻了原有的专制政权，新上台的领导人，即使是民选出来的领导人，也未必会推行民主制度。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俄罗斯的普京，均是在油价上涨时期，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强权统治。而产油国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要么是在油价低迷的时候，要么是其国内的石油资源开发殆尽，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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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本来是一辆缓慢行驶的列车，突然被一个粗心又自负的扳道工改变了方向，从此脱离了传统社会的轨道，但隔着深谷激流，无法到达西方政治的彼岸。这辆列车，一头扎进了沉沉的雾霭，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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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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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错误跟着另外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引发了更多个错误。于是，中东政治成了不治之症。由于西方国家的不断搅局，和平的幻梦一再破灭，繁荣的前景遥遥无期，中东政治是一盘无人能够破解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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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时期，中东的政局就已经险象丛生，但却总能化险为夷。1967年以色列发动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袭。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每次打完仗，双方就会回到谈判桌上。1977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戏剧性地飞抵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坐下来和谈。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63名美国使馆人员被扣押为人质，但一年半之后所有的人质都被释放，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和解。这一时期的中东政治犹如游乐场中的过山车，一会儿，你觉得好像要被甩出了轨道，一会儿，你觉得好像马上要撞上地面，但实际上却有惊无险，你被安全带紧紧地绑在座位上，游乐园的管理员定期会检查各项安全装置。无论形势看起来多么恶劣，这一时期中东的政治走势，更多的是由外部的两个霸权国家操纵的。美国和苏联通过各种手段在中东争取盟友，制造矛盾，但如果形势真的快要不可收拾的时候，两个老大总会心照不宣地各自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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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统治时期，中东的政局也能较为稳定，社会也在缓慢地走向现代化。中东有几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沙特阿拉伯是一种半封建式的政体，世袭的王室成员统治着整个国家。伊朗在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之后成为一个神权政体，最高领导人霍梅尼的称号是“法基赫”，即首席神学家。除了这些政体，在中东经常能遇到的是强权领导人的统治。从土耳其的凯末尔，到埃及的纳赛尔，从伊拉克的萨达姆，到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大多来自军方，上台之后大权独握，而且不肯放手，几乎都是终身统治。乍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治体制，但在中东，却是相对开明和现代化的。在所有学习西方文明的努力中，军队的反应速度最快。军队是中东各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组织。专制者统治时期，往往会推行一些民族融合、鼓励科研教育、改善民生，甚至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但为什么“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自发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会摧枯拉朽一般地导致一系列专制者下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这些专制者在位时间太长，已经到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这就激发了潜在竞争者的无限遐想。专制者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呢，还是给自己的部下？如果是传给儿子，会传给哪个儿子呢？如果是传给部下，会是哪个部下呢？这种猜疑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罅隙，才使得街头的民主运动发挥出异乎寻常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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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曾经有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和发展。那就是在冷战之后。当时，如果美国想要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在武备和文事方面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苏联自己已经陷入危机，这才使美国可以独断专行，从中亚抽调兵力，迅速击溃伊拉克。在这之前，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这两个地方小霸主的实力。“沙漠风暴”行动像一部极具震撼力的大片，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后，美国在中东大规模部署兵力。以美国的实力，完全可以对当地的潜在冲突具有绝对的威慑力。在和平谈判方面，由于美国的协调和斡旋，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1993年8月，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握手。转机好像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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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望很快成为泡影。2001年美国遇到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小布什总统随后在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据称是要摧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场彻头彻尾错误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就没有找到，“自由”和“民主”也没有在伊拉克建立起来。相反，中东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的力量迅速扩大。国际恐怖主义也没有被肃清，反美的情绪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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