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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本来是一辆缓慢行驶的列车，突然被一个粗心又自负的扳道工改变了方向，从此脱离了传统社会的轨道，但隔着深谷激流，无法到达西方政治的彼岸。这辆列车，一头扎进了沉沉的雾霭，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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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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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错误跟着另外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引发了更多个错误。于是，中东政治成了不治之症。由于西方国家的不断搅局，和平的幻梦一再破灭，繁荣的前景遥遥无期，中东政治是一盘无人能够破解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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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时期，中东的政局就已经险象丛生，但却总能化险为夷。1967年以色列发动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袭。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每次打完仗，双方就会回到谈判桌上。1977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戏剧性地飞抵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坐下来和谈。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63名美国使馆人员被扣押为人质，但一年半之后所有的人质都被释放，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和解。这一时期的中东政治犹如游乐场中的过山车，一会儿，你觉得好像要被甩出了轨道，一会儿，你觉得好像马上要撞上地面，但实际上却有惊无险，你被安全带紧紧地绑在座位上，游乐园的管理员定期会检查各项安全装置。无论形势看起来多么恶劣，这一时期中东的政治走势，更多的是由外部的两个霸权国家操纵的。美国和苏联通过各种手段在中东争取盟友，制造矛盾，但如果形势真的快要不可收拾的时候，两个老大总会心照不宣地各自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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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统治时期，中东的政局也能较为稳定，社会也在缓慢地走向现代化。中东有几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沙特阿拉伯是一种半封建式的政体，世袭的王室成员统治着整个国家。伊朗在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之后成为一个神权政体，最高领导人霍梅尼的称号是“法基赫”，即首席神学家。除了这些政体，在中东经常能遇到的是强权领导人的统治。从土耳其的凯末尔，到埃及的纳赛尔，从伊拉克的萨达姆，到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大多来自军方，上台之后大权独握，而且不肯放手，几乎都是终身统治。乍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治体制，但在中东，却是相对开明和现代化的。在所有学习西方文明的努力中，军队的反应速度最快。军队是中东各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组织。专制者统治时期，往往会推行一些民族融合、鼓励科研教育、改善民生，甚至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但为什么“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自发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会摧枯拉朽一般地导致一系列专制者下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这些专制者在位时间太长，已经到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这就激发了潜在竞争者的无限遐想。专制者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呢，还是给自己的部下？如果是传给儿子，会传给哪个儿子呢？如果是传给部下，会是哪个部下呢？这种猜疑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罅隙，才使得街头的民主运动发挥出异乎寻常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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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曾经有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和发展。那就是在冷战之后。当时，如果美国想要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在武备和文事方面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苏联自己已经陷入危机，这才使美国可以独断专行，从中亚抽调兵力，迅速击溃伊拉克。在这之前，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这两个地方小霸主的实力。“沙漠风暴”行动像一部极具震撼力的大片，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后，美国在中东大规模部署兵力。以美国的实力，完全可以对当地的潜在冲突具有绝对的威慑力。在和平谈判方面，由于美国的协调和斡旋，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1993年8月，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握手。转机好像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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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望很快成为泡影。2001年美国遇到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小布什总统随后在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据称是要摧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场彻头彻尾错误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就没有找到，“自由”和“民主”也没有在伊拉克建立起来。相反，中东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的力量迅速扩大。国际恐怖主义也没有被肃清，反美的情绪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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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沿着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中东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混乱而动荡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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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严重的错误是盲目相信武力。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贸然干预利比亚内战，西方国家不断对叙利亚施加制裁压力，美国和伊朗之间剑拔弩张，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由于美国有强大的军事优势，面对任何一个中东的敌手，美国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击败敌人，让它们的军事力量至少倒退二十年。但是，战场上的胜利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战后重建带来的巨大成本会把美国拖入一个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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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张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是，伊朗很快就会制造出核武器，而这将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并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其他的中东国家会群起效仿，制造自己的核武器。有的观点认为，伊朗有了核武器，就会将之卖给塔利班，恐怖分子就会如虎添翼。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中东国家难免会抛弃美国，转入伊朗的阵营。主张打击伊朗的观点认为，可以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不会引发严重的伤亡或其他负面后果。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也不会狂妄到了用核武器去攻击美国的地步。核武器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而是防守性的武器。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国家也未必会加入开发核武器的竞赛。朝鲜有了核武器，韩国和日本并没有非要制造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核武器，而且两国关系始终非常紧张，但在最紧张的时候，双方均保持了克制，从来没有提出要使用核武器。假如伊朗有了核武器，恐怕它会把核武器捂得紧紧的，怎么会把自己的看家法宝随便送给别人？伊朗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能完全控制塔利班？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考虑到伊朗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嫌隙，可能出现的结果反而会是阿拉伯国家会更加靠紧美国，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保护。认为“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能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也是一种空想。1981年以色列曾经轰炸过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但之后萨达姆反而加快了重建核设施的步伐。真正让伊拉克放弃核武器，是之后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全面打击，迫使萨达姆下台，而这前后花费了大约十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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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帝国的全球战略总是分而治之，寻找均势。当年古罗马和大英帝国是这样做的，美国过去在中东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当伊拉克力量强大的时候美国就支持伊朗，而当伊朗爆发宗教革命之后，美国就支持伊拉克。如今，伊拉克仍然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埃及很快就要步其后尘，叙利亚和伊朗的局势岌岌可危。比专制统治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专制突然消失之后，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土耳其在中东的力量将趁机壮大，任何一个具有强烈对外扩张冲动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未来地区不稳定的隐患。以色列的处境会更加凶险，四邻的阿拉伯国家只会对以色列更加敌视。过去，美国或许还能约束以色列的行为。但随着中东和谈的失败，美国作为中间人和协调人的信誉一落千丈。以色列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劝阻，一意孤行。比如，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很可能引发伊朗的报复性行为。或许，伊朗真的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美国卷入中东的战争。过去，以色列可谓美国深深插入中东的楔子，但如今，它已经成了美国的一个“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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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严重的错误是盲目相信民主。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政治的有效性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办法维持政治的稳定，无论采取什么政体，都是失败的政体。西方政治学家中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只是一种空洞的臆想。或许，成熟的民主政体有助于防止狂人发动战争，但在中东地区，民主政体有名无实，似是而非。仿佛一瓶晃动了很久的香槟，终于冲开了瓶塞，首先喷涌而出的，并不是清爽的美酒，而是愤怒的气泡。民主需要漫长的学习和磨合，但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被催熟的民主政治只会鼓励更多狂热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任何一派政治力量上台之后，都极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压迫在原政权中占有优势的民族、宗教或阶层。新仇旧恨层层累加，中东未来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内战。原来的旗帜已经褪色。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已成往事，而一个健康、稳重的民主政体尚在明日，在今日的中东大行其道的是宗教原教旨主义。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制裁叙利亚、伊朗都得到了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但这只是表面。阿拉伯国家政府的表态，和大街上阿拉伯人民的表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中东关系的寒冷“冬天”。反美和反西方干预将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寻求民众支持的最佳策略。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样样都是错误，中东国家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可能是阻碍这一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更深层原因。但是，批评美国比改革自我要容易得多。美国不请自来，恰好成为中东民众愤怒情绪的发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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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糟糕的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中东。在欧洲国家，有大量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国也有大量的穆斯林、犹太人。西方国家在中东外交政策的失误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的内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会进入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社会福利支出有可能进一步削减，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讲到，凡是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社会风气也会更开明、宽容、乐观，但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社会风气就会更加狭隘、排外、悲观。在这一背景下，动荡的中东局势，会越过高山海洋，把社会的震荡带给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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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帝国会永不衰败，尤其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天生缺乏帝国气质的国家，力量过于强大，神经过于脆弱，时常会在国际事务中作出过激的反应。如今，美国在中东陷入了前进不得、倒退不成的窘境。如果说美利坚帝国也会走向衰退的话，那么中东很可能会是这最后一幕的场景。这里将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悲伤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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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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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不及防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它声称要摧毁一个旧世界，但却不知道新世界身在何方。专制者下台之后，留下了任人争夺的权力真空。新生的弱势政府势必难以遏制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欧洲国家面临债务危机，难以集中精力应对中东问题。美国在中东耗费的时间越长，遇到的国内和中东当地的反对力量就越大，而美国撤出中东的速度越快，中东的局势就会恶化得越快。在美国、中国等石油消费国强劲需求的影响下，近期内油价难以明显下跌，高企的油价将使得中东的内部改革缺乏动力。中东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混乱和动荡的时期。但是，没有永久的混乱和无序，乱后有治，在经历了即将到来的一段动荡之后，或许，中东地区会在痛苦的摸索中，慢慢找到新的稳定和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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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中东没有直接的重大利害关系，也没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双方之间没有深入广泛的了解，而且，中国参与中东事务谈判缺乏足够的筹码。卷入中东乱局，是不智之举。正是因为美国将在中东问题上牵涉大量的精力和实力，而且可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这恰恰是中国在未来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战略资源。作为一个负责任、讲道义的大国，中国想要在中东问题上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关键是领悟“功夫在诗外”，要局外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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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能源。从表面上看，中国从中东大量进口石油，因此也是中东政局的利益攸关者。但是，即使中国担心石油问题，也没有必要、没有可能直接介入中东局势。所谓能源安全，包含三个问题，首先是能否买得到，即石油的可获得性；其次是能否买得起，即石油的价格波动性；再次是能否运得回，即运输线的安全性。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中东爆发战争，导致石油供给中断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尽管中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但却缺乏定价权，因此只能被动的承受油价的波动。由于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力量，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问题也是我们难以在短期内主动控制的。考虑到中东政局动荡对石油供给和石油价格的影响，中国应该在能源政策方面布局，从而间接地应对中东政治动荡的风险，增加自己的筹码。首先是要减少对石油的消费，节约能源，从而减少中国在中东政局动荡中的潜在损失，并化中东危机，为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机会。其次是倡议建立石油进口国组织，建立包括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或许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组织。这一国际组织可以使得中国有一个新的平台，在远离中东动荡、超脱中东具体政治事务的条件下，和其他国家交流对中东政治的关注，可以让中国在一个新的多边平台里增强和中东各方的对话和谈判，可以扩大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中东问题上的利益交集。再次是倡议建立新能源联盟，从地缘政治的高度考虑新能源产业的重要性，先行一步，构筑后石油时代的新能源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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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投资。从表面上看，中国在北非和中东的投资因该地区政局动荡受到巨大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继续增加对中东投资的信心。此外，中国和中东的贸易、投资关系，既有利于拉近双方的关系，也可能为双边关系制造新的矛盾和摩擦。中东的民众已经在抱怨中国产品挤占了当地产品的市场，中国企业害得当地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可考虑通过双边合作、多边机构，扩大对中东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投资。如果有多边机构致力于中东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必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中国应在这样的多边机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通过增加对农业、城市化、工业化等项目的投资，有助于改善当地的就业、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必能赢得当地的民心。如果未来中东政局将持续动荡，那么与其援助当地政府，不如直接投资于人民。赢得了当地民心，就可以在错综复杂的中东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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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金融。从表面看，中国和中东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潜力并不大。中东手中攥着大把的石油、美元，并不需要外来的资金。但事实上，通过金融合作，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共同利益，且开辟中国和中东合作的新舞台。中国和中东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双方均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而在美元可能长期贬值的背景下，双方均急需分散风险，使得外汇储备进一步多元化。可考虑中国和中东通过相互投资，互相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相互投资的关系将有助于形成密不可分的中国和中东利益共同体。与此同时，金融投资技术性较强，不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可避开国内、国际政治的干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中国和中东有着共同的主张，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共同的改革建议，形成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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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意识形态。尽管中东的政治动荡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但间接的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从表面上看，中国不宜于直撄其锋，可以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平淡务实的发展理念，冲淡激进、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中国应强调并坚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民族间的融合和团结高于民族自决。在沧海横流的革命岁月，这样的观念明显缺乏煽动力。但当激情消散、铅华洗尽、人心求稳、黎民思安的时候，中国的“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最终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在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能够取得一份成绩，也就能为国内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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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均势策略。没有均势，就没有平衡。物理学的定理如此，政治学的定理亦然。中东的政治游戏，主要是由几个地区大国主导的，其中包括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埃及。如今，埃及和伊拉克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伊朗面对外部的围堵，沙特阿拉伯暂可自保，唯有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力量尚未受到冲击。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应尽可能帮助中东恢复新的力量平衡。中国和埃及之间存在长期的友好关系，当埃及处于变革期的时候，中国有责任增加对埃及的援助和支持，帮助其尽快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两国之间由于历史的渊源，有着天然的好感。面对不断壮大的土耳其，中国应保持足够的关注，加强和土耳其之间的合作。和这些力量消长较为显著的国家相比，中国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关系，大体可以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逐渐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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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第四章 衰退中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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