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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帝国的全球战略总是分而治之，寻找均势。当年古罗马和大英帝国是这样做的，美国过去在中东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当伊拉克力量强大的时候美国就支持伊朗，而当伊朗爆发宗教革命之后，美国就支持伊拉克。如今，伊拉克仍然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埃及很快就要步其后尘，叙利亚和伊朗的局势岌岌可危。比专制统治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专制突然消失之后，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土耳其在中东的力量将趁机壮大，任何一个具有强烈对外扩张冲动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未来地区不稳定的隐患。以色列的处境会更加凶险，四邻的阿拉伯国家只会对以色列更加敌视。过去，美国或许还能约束以色列的行为。但随着中东和谈的失败，美国作为中间人和协调人的信誉一落千丈。以色列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劝阻，一意孤行。比如，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很可能引发伊朗的报复性行为。或许，伊朗真的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美国卷入中东的战争。过去，以色列可谓美国深深插入中东的楔子，但如今，它已经成了美国的一个“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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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严重的错误是盲目相信民主。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政治的有效性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办法维持政治的稳定，无论采取什么政体，都是失败的政体。西方政治学家中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只是一种空洞的臆想。或许，成熟的民主政体有助于防止狂人发动战争，但在中东地区，民主政体有名无实，似是而非。仿佛一瓶晃动了很久的香槟，终于冲开了瓶塞，首先喷涌而出的，并不是清爽的美酒，而是愤怒的气泡。民主需要漫长的学习和磨合，但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被催熟的民主政治只会鼓励更多狂热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任何一派政治力量上台之后，都极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压迫在原政权中占有优势的民族、宗教或阶层。新仇旧恨层层累加，中东未来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内战。原来的旗帜已经褪色。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已成往事，而一个健康、稳重的民主政体尚在明日，在今日的中东大行其道的是宗教原教旨主义。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制裁叙利亚、伊朗都得到了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但这只是表面。阿拉伯国家政府的表态，和大街上阿拉伯人民的表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中东关系的寒冷“冬天”。反美和反西方干预将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寻求民众支持的最佳策略。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样样都是错误，中东国家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可能是阻碍这一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更深层原因。但是，批评美国比改革自我要容易得多。美国不请自来，恰好成为中东民众愤怒情绪的发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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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糟糕的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中东。在欧洲国家，有大量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国也有大量的穆斯林、犹太人。西方国家在中东外交政策的失误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的内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会进入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社会福利支出有可能进一步削减，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讲到，凡是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社会风气也会更开明、宽容、乐观，但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社会风气就会更加狭隘、排外、悲观。在这一背景下，动荡的中东局势，会越过高山海洋，把社会的震荡带给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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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帝国会永不衰败，尤其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天生缺乏帝国气质的国家，力量过于强大，神经过于脆弱，时常会在国际事务中作出过激的反应。如今，美国在中东陷入了前进不得、倒退不成的窘境。如果说美利坚帝国也会走向衰退的话，那么中东很可能会是这最后一幕的场景。这里将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悲伤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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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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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不及防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它声称要摧毁一个旧世界，但却不知道新世界身在何方。专制者下台之后，留下了任人争夺的权力真空。新生的弱势政府势必难以遏制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欧洲国家面临债务危机，难以集中精力应对中东问题。美国在中东耗费的时间越长，遇到的国内和中东当地的反对力量就越大，而美国撤出中东的速度越快，中东的局势就会恶化得越快。在美国、中国等石油消费国强劲需求的影响下，近期内油价难以明显下跌，高企的油价将使得中东的内部改革缺乏动力。中东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混乱和动荡的时期。但是，没有永久的混乱和无序，乱后有治，在经历了即将到来的一段动荡之后，或许，中东地区会在痛苦的摸索中，慢慢找到新的稳定和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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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中东没有直接的重大利害关系，也没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双方之间没有深入广泛的了解，而且，中国参与中东事务谈判缺乏足够的筹码。卷入中东乱局，是不智之举。正是因为美国将在中东问题上牵涉大量的精力和实力，而且可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这恰恰是中国在未来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战略资源。作为一个负责任、讲道义的大国，中国想要在中东问题上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关键是领悟“功夫在诗外”，要局外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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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能源。从表面上看，中国从中东大量进口石油，因此也是中东政局的利益攸关者。但是，即使中国担心石油问题，也没有必要、没有可能直接介入中东局势。所谓能源安全，包含三个问题，首先是能否买得到，即石油的可获得性；其次是能否买得起，即石油的价格波动性；再次是能否运得回，即运输线的安全性。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中东爆发战争，导致石油供给中断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尽管中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但却缺乏定价权，因此只能被动的承受油价的波动。由于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力量，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问题也是我们难以在短期内主动控制的。考虑到中东政局动荡对石油供给和石油价格的影响，中国应该在能源政策方面布局，从而间接地应对中东政治动荡的风险，增加自己的筹码。首先是要减少对石油的消费，节约能源，从而减少中国在中东政局动荡中的潜在损失，并化中东危机，为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机会。其次是倡议建立石油进口国组织，建立包括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或许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组织。这一国际组织可以使得中国有一个新的平台，在远离中东动荡、超脱中东具体政治事务的条件下，和其他国家交流对中东政治的关注，可以让中国在一个新的多边平台里增强和中东各方的对话和谈判，可以扩大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中东问题上的利益交集。再次是倡议建立新能源联盟，从地缘政治的高度考虑新能源产业的重要性，先行一步，构筑后石油时代的新能源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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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投资。从表面上看，中国在北非和中东的投资因该地区政局动荡受到巨大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继续增加对中东投资的信心。此外，中国和中东的贸易、投资关系，既有利于拉近双方的关系，也可能为双边关系制造新的矛盾和摩擦。中东的民众已经在抱怨中国产品挤占了当地产品的市场，中国企业害得当地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可考虑通过双边合作、多边机构，扩大对中东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投资。如果有多边机构致力于中东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必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中国应在这样的多边机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通过增加对农业、城市化、工业化等项目的投资，有助于改善当地的就业、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必能赢得当地的民心。如果未来中东政局将持续动荡，那么与其援助当地政府，不如直接投资于人民。赢得了当地民心，就可以在错综复杂的中东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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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金融。从表面看，中国和中东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潜力并不大。中东手中攥着大把的石油、美元，并不需要外来的资金。但事实上，通过金融合作，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共同利益，且开辟中国和中东合作的新舞台。中国和中东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双方均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而在美元可能长期贬值的背景下，双方均急需分散风险，使得外汇储备进一步多元化。可考虑中国和中东通过相互投资，互相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相互投资的关系将有助于形成密不可分的中国和中东利益共同体。与此同时，金融投资技术性较强，不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可避开国内、国际政治的干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中国和中东有着共同的主张，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共同的改革建议，形成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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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意识形态。尽管中东的政治动荡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但间接的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从表面上看，中国不宜于直撄其锋，可以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平淡务实的发展理念，冲淡激进、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中国应强调并坚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民族间的融合和团结高于民族自决。在沧海横流的革命岁月，这样的观念明显缺乏煽动力。但当激情消散、铅华洗尽、人心求稳、黎民思安的时候，中国的“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最终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在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能够取得一份成绩，也就能为国内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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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均势策略。没有均势，就没有平衡。物理学的定理如此，政治学的定理亦然。中东的政治游戏，主要是由几个地区大国主导的，其中包括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埃及。如今，埃及和伊拉克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伊朗面对外部的围堵，沙特阿拉伯暂可自保，唯有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力量尚未受到冲击。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应尽可能帮助中东恢复新的力量平衡。中国和埃及之间存在长期的友好关系，当埃及处于变革期的时候，中国有责任增加对埃及的援助和支持，帮助其尽快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两国之间由于历史的渊源，有着天然的好感。面对不断壮大的土耳其，中国应保持足够的关注，加强和土耳其之间的合作。和这些力量消长较为显著的国家相比，中国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关系，大体可以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逐渐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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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第四章 衰退中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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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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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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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时代。英国人把它叫做“维多利亚大繁荣”（great Victorian boom），美国人把它叫做“镀金时代”（gilded age），阿根廷人把它叫做“美丽年代”（belle époque），这就是经济史学家所称的“第一次全球化”。19世纪中叶，经济全球化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空前繁荣。然而，它来得耀眼，去得匆匆。19世纪70年代之后，保护主义的潮流开始高涨。进入20世纪之后，欧洲列强的军备竞赛逐渐升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一个最伟大的时代，却以最悲惨的结局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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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在其《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无限叹惋地写道“一战”之前英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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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还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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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快车，为什么会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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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新世纪刚刚露出一丝曙光。清晨的雾气尚未消散，苍白的月亮仍然挂在天边。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已经悄悄开出了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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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工业革命已经从英国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国家，科技创新大幅度降低了远程交易成本。1807年，克莱蒙特（Claremont）的蒸汽轮船在哈德逊河上初次亮相。1836年，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轮船航班开通。一开始，蒸汽轮船还只能用来运输一些昂贵的货物，随后的一系列改进，如螺旋桨、铁皮壳、大船舱，让蒸汽轮船更加普及。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这意味着蒸汽轮船不仅能在大西洋两岸航行，也可以开往遥远的亚洲了。1830年，英国的第一条铁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建成。就在同一年，美国第一条铁路，从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也开始通车。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掀起了铁路建筑狂潮。1869年5月10日，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成。在这条铁路建成之前，美国的东西部之间被崇山峻岭、浩瀚沙漠阻碍。纽约人要想到旧金山，需要乘船绕行南美洲合恩角，最短也要花六个月的时间。1866年，跨越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铺设成功。投资电缆铺设的“大西洋电缆之父”菲尔德说：“我的越洋电报是一条狗，从伦敦踩着它的尾巴，会在纽约发出叫声。”过去从伦敦发一条消息到纽约，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如今连一天都用不了。伦敦和纽约市场上的同类金融资产的价格差下降了69%。在资本市场上，无论是后来的电话还是互联网，都无法和电报的影响媲美。交易成本的下降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勃兴。在这段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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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灿烂的阳光照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还没有把驾驶室的铁皮屋顶晒烫。清爽的风吹过。汽笛发出一声粗犷的长鸣，列车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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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由贸易凯歌高奏的时代。英国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谷物法》是19世纪英国政治斗争的主线之一。地主们主张对进口谷物征收高关税，逐渐兴起的城市资本家则强烈反对。1838年，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将自由贸易的理念阐述得淋漓尽致。《经济学人》杂志就是谷物法的反对者为了宣传自由贸易而创办的。经济学家喜欢把反谷物法的胜利算到自己的头上，其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在《贸易保护主义》一书曾谈到，英国废除《谷物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持有自由贸易立场的皮尔首相权势很大，能够力排众议。首相皮尔的父亲就是个工厂主，而他的内阁成员中也有多名坚定的自由贸易支持者。1845年爱尔兰爆发了饥荒，眼看着英国也快出现食物短缺了，这才使得皮尔痛下决心，一锤定音。随后，自由贸易政策开始为欧洲各国效仿。1860年英法签订《科布登条约》协定，双方互相降低关税。在这个贸易协议中，有一个设计精巧的机关，那就是“最惠国待遇”。按照最惠国待遇，最初签署贸易协定的国家，无论对方再和其他国家签订什么样的贸易协议，均能自动获得同样的优惠政策。这等于国家和国家之间构架了一套自由贸易的网。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德国、荷兰、瑞典和瑞士的制造品平均关税下降到不足10%，法国和意大利则略高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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