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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能源。从表面上看，中国从中东大量进口石油，因此也是中东政局的利益攸关者。但是，即使中国担心石油问题，也没有必要、没有可能直接介入中东局势。所谓能源安全，包含三个问题，首先是能否买得到，即石油的可获得性；其次是能否买得起，即石油的价格波动性；再次是能否运得回，即运输线的安全性。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中东爆发战争，导致石油供给中断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尽管中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但却缺乏定价权，因此只能被动的承受油价的波动。由于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力量，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问题也是我们难以在短期内主动控制的。考虑到中东政局动荡对石油供给和石油价格的影响，中国应该在能源政策方面布局，从而间接地应对中东政治动荡的风险，增加自己的筹码。首先是要减少对石油的消费，节约能源，从而减少中国在中东政局动荡中的潜在损失，并化中东危机，为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机会。其次是倡议建立石油进口国组织，建立包括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或许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组织。这一国际组织可以使得中国有一个新的平台，在远离中东动荡、超脱中东具体政治事务的条件下，和其他国家交流对中东政治的关注，可以让中国在一个新的多边平台里增强和中东各方的对话和谈判，可以扩大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中东问题上的利益交集。再次是倡议建立新能源联盟，从地缘政治的高度考虑新能源产业的重要性，先行一步，构筑后石油时代的新能源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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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投资。从表面上看，中国在北非和中东的投资因该地区政局动荡受到巨大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继续增加对中东投资的信心。此外，中国和中东的贸易、投资关系，既有利于拉近双方的关系，也可能为双边关系制造新的矛盾和摩擦。中东的民众已经在抱怨中国产品挤占了当地产品的市场，中国企业害得当地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可考虑通过双边合作、多边机构，扩大对中东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投资。如果有多边机构致力于中东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必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中国应在这样的多边机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通过增加对农业、城市化、工业化等项目的投资，有助于改善当地的就业、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必能赢得当地的民心。如果未来中东政局将持续动荡，那么与其援助当地政府，不如直接投资于人民。赢得了当地民心，就可以在错综复杂的中东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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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金融。从表面看，中国和中东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潜力并不大。中东手中攥着大把的石油、美元，并不需要外来的资金。但事实上，通过金融合作，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共同利益，且开辟中国和中东合作的新舞台。中国和中东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双方均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而在美元可能长期贬值的背景下，双方均急需分散风险，使得外汇储备进一步多元化。可考虑中国和中东通过相互投资，互相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相互投资的关系将有助于形成密不可分的中国和中东利益共同体。与此同时，金融投资技术性较强，不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可避开国内、国际政治的干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中国和中东有着共同的主张，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共同的改革建议，形成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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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意识形态。尽管中东的政治动荡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但间接的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从表面上看，中国不宜于直撄其锋，可以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平淡务实的发展理念，冲淡激进、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中国应强调并坚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民族间的融合和团结高于民族自决。在沧海横流的革命岁月，这样的观念明显缺乏煽动力。但当激情消散、铅华洗尽、人心求稳、黎民思安的时候，中国的“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最终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在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能够取得一份成绩，也就能为国内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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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均势策略。没有均势，就没有平衡。物理学的定理如此，政治学的定理亦然。中东的政治游戏，主要是由几个地区大国主导的，其中包括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埃及。如今，埃及和伊拉克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伊朗面对外部的围堵，沙特阿拉伯暂可自保，唯有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力量尚未受到冲击。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应尽可能帮助中东恢复新的力量平衡。中国和埃及之间存在长期的友好关系，当埃及处于变革期的时候，中国有责任增加对埃及的援助和支持，帮助其尽快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两国之间由于历史的渊源，有着天然的好感。面对不断壮大的土耳其，中国应保持足够的关注，加强和土耳其之间的合作。和这些力量消长较为显著的国家相比，中国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关系，大体可以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逐渐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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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第四章 衰退中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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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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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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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时代。英国人把它叫做“维多利亚大繁荣”（great Victorian boom），美国人把它叫做“镀金时代”（gilded age），阿根廷人把它叫做“美丽年代”（belle époque），这就是经济史学家所称的“第一次全球化”。19世纪中叶，经济全球化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空前繁荣。然而，它来得耀眼，去得匆匆。19世纪70年代之后，保护主义的潮流开始高涨。进入20世纪之后，欧洲列强的军备竞赛逐渐升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一个最伟大的时代，却以最悲惨的结局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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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在其《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无限叹惋地写道“一战”之前英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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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还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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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快车，为什么会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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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新世纪刚刚露出一丝曙光。清晨的雾气尚未消散，苍白的月亮仍然挂在天边。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已经悄悄开出了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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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工业革命已经从英国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国家，科技创新大幅度降低了远程交易成本。1807年，克莱蒙特（Claremont）的蒸汽轮船在哈德逊河上初次亮相。1836年，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轮船航班开通。一开始，蒸汽轮船还只能用来运输一些昂贵的货物，随后的一系列改进，如螺旋桨、铁皮壳、大船舱，让蒸汽轮船更加普及。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这意味着蒸汽轮船不仅能在大西洋两岸航行，也可以开往遥远的亚洲了。1830年，英国的第一条铁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建成。就在同一年，美国第一条铁路，从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也开始通车。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掀起了铁路建筑狂潮。1869年5月10日，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成。在这条铁路建成之前，美国的东西部之间被崇山峻岭、浩瀚沙漠阻碍。纽约人要想到旧金山，需要乘船绕行南美洲合恩角，最短也要花六个月的时间。1866年，跨越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铺设成功。投资电缆铺设的“大西洋电缆之父”菲尔德说：“我的越洋电报是一条狗，从伦敦踩着它的尾巴，会在纽约发出叫声。”过去从伦敦发一条消息到纽约，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如今连一天都用不了。伦敦和纽约市场上的同类金融资产的价格差下降了69%。在资本市场上，无论是后来的电话还是互联网，都无法和电报的影响媲美。交易成本的下降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勃兴。在这段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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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灿烂的阳光照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还没有把驾驶室的铁皮屋顶晒烫。清爽的风吹过。汽笛发出一声粗犷的长鸣，列车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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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由贸易凯歌高奏的时代。英国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谷物法》是19世纪英国政治斗争的主线之一。地主们主张对进口谷物征收高关税，逐渐兴起的城市资本家则强烈反对。1838年，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将自由贸易的理念阐述得淋漓尽致。《经济学人》杂志就是谷物法的反对者为了宣传自由贸易而创办的。经济学家喜欢把反谷物法的胜利算到自己的头上，其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在《贸易保护主义》一书曾谈到，英国废除《谷物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持有自由贸易立场的皮尔首相权势很大，能够力排众议。首相皮尔的父亲就是个工厂主，而他的内阁成员中也有多名坚定的自由贸易支持者。1845年爱尔兰爆发了饥荒，眼看着英国也快出现食物短缺了，这才使得皮尔痛下决心，一锤定音。随后，自由贸易政策开始为欧洲各国效仿。1860年英法签订《科布登条约》协定，双方互相降低关税。在这个贸易协议中，有一个设计精巧的机关，那就是“最惠国待遇”。按照最惠国待遇，最初签署贸易协定的国家，无论对方再和其他国家签订什么样的贸易协议，均能自动获得同样的优惠政策。这等于国家和国家之间构架了一套自由贸易的网。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德国、荷兰、瑞典和瑞士的制造品平均关税下降到不足10%，法国和意大利则略高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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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天气变得越来越热，热得让人昏昏欲睡。列车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极限，车身轻微地飘忽晃动。铁道拐了一个大弯，滑进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司机不断地扳动制动，试图使车速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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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在其最繁荣的时候，也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表面上看，这时经济全球化仍然非常风光。发展迅猛的不仅仅是国际贸易，还有国际投资。到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都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将各国的金融市场融为一炉。在美国的铁路投资热潮中，不乏英国投资者的身影，甚至还有中国的商人，如怡和行的创始人伍秉鉴。1870年，外国资产占世界GDP的比例为7%，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已经上升到20%。法国和比利时在德国钢铁业中的股份占20%。1910年，德国和比利时企业在法国洛林铁矿中持有的股份多达35%。法国企业在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煤矿中均有投资。和资本的流动比起来，人口的流动更是蔚为壮观，当时对跨国的人口流动基本上没有限制。不要忘了，当马克思从德意志移居英国，去大英图书馆里写他的《资本论》时，他根本不需要办护照和签证。从1840年到1870年，每年由欧洲移民到美洲的人数平均为30多万，从1870年到1900年，每年平均有60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每年的移民人数已经上升到120万人。欧洲内部的移民也非常活跃，大量的爱尔兰人在饥荒之后涌入英国，东欧人口也在源源不断地向西欧国家迁移。到1912年，法国的洛林工业区有57%的人口是外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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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移民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它们也会带来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尖锐对立。来自北美和乌克兰的价格低廉的粮食让欧洲的农民叫苦不迭。来自“旧大陆”的移民也让“新大陆”的工人提心吊胆，担忧饭碗会被夺走。北美的制造商把自己称为“幼稚产业”，让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和拳王泰森同台竞赛，这怎么能算是公平呢？从1870年起，欧洲的保护主义暗潮涌动，欧洲各国纷纷出台农业贸易保护政策。1870年，俾斯麦告诉德国人，一个新的德国将由铁和血铸成。十年之后，人们发现，德意志帝国是由铁和黑麦铸成的，俾斯麦的政策保护的是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1880年之前，德国的小麦进口关税只有6%，其他谷物的进口关税是8%。1887年，德国将小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33%，黑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47%。法国在1887年将小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22%。1892年，法国推出了《梅里纳关税法案》，对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进口都征收惩罚性的关税。没有实行有效的农业保护的国家呢？1879年至1894年间，爱尔兰、西班牙、西西里和罗马尼亚都曾发生多起农民暴动。在大西洋的彼岸，盛行的是对工业的保护和限制移民政策。即使是在欧洲各国纷纷降低工业品关税的时候，美国也没有追随这一潮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林肯总统进一步提高了工业品的进口关税。1866年之后，美国的进口关税平均在45%以上，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始终没有降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曾说，自由贸易政策从经济上讲是对的，但从政治上讲极其有害。自由贸易的结果将使南方的棉花种植园主变本加厉地维护奴隶制度。美国原本是个移民国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但新的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引起了老移民的恐慌。美国最早、最臭名昭著的排外法案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至少有14000名中国劳工，曾参加了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筑，美国人不仅没有感激，反而很快就通过一部法案，规定华工十年之内不准赴美。从爱尔兰来的大批天主教信徒同样受到歧视，在纽约、马萨诸塞和马里兰等州经常发生袭击爱尔兰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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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风雨如晦，国际政治亦彤云密布。帝国主义的战舰紧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来到了落后国家。1875年，由于财力不支，土耳其还不起英国、法国等债权人的钱。欧洲列强当即胁迫其苏丹，要求其建立一个让外国人管理的机构，负责征税并偿还国外的债务。1882年，当埃及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威胁到英国投资者的利益时，英国毫不犹豫地入侵埃及，最后干脆直接控制了埃及。当时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对接管埃及格外支持，因为他本人在那里有大量的投资。1905年，当多米尼加共和国无法偿还美国的债务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迅速派战舰过去，控制了多米尼加的海关，把该国的关税收入运回美国还债。经济衰退和国际竞争加剧，也刺激了欧洲列强向外扩张，正如1900年美国的一位国务院官员说：“领土扩张不过是商业扩张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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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天气说变就变。午后下起了瓢泼大雨，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火车开进了一条山谷，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壁，路边经常会看到一堆堆崩塌下来的山石沙砾。列车开过一滩积水，溅起了污浊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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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的本意是要在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国界线上建造政治防御工事，以防外国竞争对本国的入侵。适当的保护主义或许能暂时平息骚动不安的国内政治，但过分的保护主义却打开了军备竞赛的大门。1910年之后，欧洲各国的猜忌和竞争日益加剧。这的确令人费解。全球化不是意味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吗？俄国的廉价谷物支持了德国的工业化，德国的农业发展靠的是从俄国和奥匈帝国来的移民。1913年，德国进口的铁矿石1/3来自法国，而法国80%的焦炭进口来自德国。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英国和俄国，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德国。如此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为什么没有带来永久和平，而是带来了越来越白热化的军备竞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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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提高了平民的工资。既然挣钱的机会多了，自然没有人愿意当兵。欧洲各国普遍感到征兵越来越难，这让各国的军事将领们不得不为本国的安全忧心忡忡。当时，法国军校的毕业生有一半以上流失到私人部门。1909年，英国招募的3.5万名新兵中，有80%的新兵身高都达不到1867年的征兵要求。到“一战”前夕，法国的军队缺编800名中尉、6000名中士和1.5万名下士，而德国的军队中有1/5的中尉空缺。越是兵力不足，越是让欧洲各国感到不安全。于是，他们开始互相结盟。1882年5月，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维也纳签订《同盟条约》，形成同盟国。1892年至1907年，俄、法、英三国先后签订协约，形成了与同盟国对立的协约国。事与愿违的是，结盟不仅没有让欧洲国家获得和平，反而加剧了两大阵营间的冲突和较量。尤其是在摩洛哥和巴尔干半岛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事件，使得欧洲列强在1912年之后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到战前的1913年，德国常备军已扩充至87万，法国达80万，俄国也准备增加到230万。德国和英国在海军竞赛中从暗斗转正了明争。1900年德国制定了海军法，打算扩充海军规模。英国则针锋相对地在1905年开始建造无畏舰。德国毫不示弱，在1907年也开始建造无畏舰，英国则宣称要保持2∶1的比例，在军舰的数量上压倒德国。到这时，欧洲已经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的遇刺事件，只是掉进这个火药桶的一根小小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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