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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货币死了，民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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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德国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得莫名其妙。1917年，德国军队在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元帅的带领下，在西线挡住了英法盟军猛烈的攻势。东线的战局也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变化。1917年11月沙俄爆发了十月革命，流亡瑞士的列宁在德国威廉皇帝的默许下，悄悄乘火车回到彼得格勒，领导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列宁随后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割让上百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并赔偿德国60亿马克。东线的局势平息之后，鲁登道夫元帅挥师西向，在1918年3月到7月发动了5次大规模进攻，一度进逼到距离巴黎仅有30多千米的地方。但是，美国军队如黑云压城一般，突然登陆欧洲战场，协约国士气大振。7月份，法国军队在马恩河发动反攻。8月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突破了德军在亚眠的防线，随后德国苦心经营的兴登堡防线土崩瓦解。9月之后，德国的颓势愈益明显，部队节节败退，国内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威廉港等多个军港的海军哗变，这场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短短六周之后，德国就签订了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得匆忙，去得仓促，仿佛一场两个小时的电影，放到110分钟的时候还没有看懂情节，到最后十分钟却草草收场了，看得人一头雾水。难怪德国人对“一战”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很多德国人感觉，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是被人从背后刺了一刀。数年之后，鲁登道夫元帅应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邀请写关于“一战”的回忆文章，他文章的题目就叫：“德国从未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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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名义上德国和协约国签订的是停战协议，而非投降协议，但没有比德国更失败的战败国了。德国需要赔偿1320亿金马克，主要是赔给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原本在普法战争中从法国抢走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要归还法国，还得被波兰、丹麦、比利时和卢森堡割让部分领土。被割让出去的不仅是土地，还有700万人口，大约是当时德国人口的1/10。协约国占领了莱茵河的西岸，东岸被划成非军事区。“一战”之后，德国一共失去了15%的可耕种土地，26%的煤炭资源，38%的钢铁生产能力，75%的铁矿资源。所有的海外殖民地都被瓜分，所有的海外资产均被没收。1921年至1922年，德国的总财政支出不到120亿马克，其中支付战争赔款的部分就达51亿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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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治者需要赔偿的不仅仅是敌国，国内的欠账也一大堆。战争留下了80万名伤兵、53万名战争寡妇、120万名战争孤儿。拖欠的工人工资要还，退伍的大批老兵需要工作，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房屋需要重建，物资紧缺，政府得保障食品供给，发放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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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原本是一个君主制国家，1918年爆发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帝制。经过一段混乱的国内政治动荡，1919年2月德国国民会议在小城魏玛召开，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史称魏玛共和国。这个仓促之间拼凑出来的民主政权，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它被紧紧地包裹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夹缝之中，小心翼翼地保护脆弱的自己。只有强大的领导人才能引导他的人民，而孱弱的领导人可能只会误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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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的政客很快就发现，巨额的战争赔款是最好的替罪羊，而通过发钞票还债，似乎是一个受尽凌辱的弱者反抗强横的正义之举。从1921年开始，德国的央行就开始授意其国内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因为德国有得是纸币，但却缺乏外汇，这一做法的结果就是马克不断贬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马克、英国先令、法国法郎和意大利里拉的币值大体相当，但到了1923年年底，大约1000亿马克，才能兑换1先令、1法郎或1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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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德国让马克贬值，是为了逃避战争赔款，但贬值并不能直接减少德国的战争赔款。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需要按照固定比率的“金马克”，即按马克的黄金含量支付战争赔款。即使马克的名义汇率一贬再贬，也没有办法甩掉赔款负担。那么，马克贬值的真实企图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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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的贬值很像一部惊悚片，它牵动了全世界的神经。德国人就是要用这种很有戏剧性的悲情故事告诉全世界，德国已经被沉重的战争赔款压垮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一位身在德国的外国商人说：“德国到处都是繁荣，这个国家没有贫困。想象不出来这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还不起战争赔款，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是演员。”即使马克贬值没有让德国直接减少债务负担，但却让德国享受到了其他的好处。货币贬值有助于德国企业增加出口，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在这段时期，德国是通货膨胀，而英国是通货紧缩。德国后来滑入恶性通货膨胀，是自己把一件可取的事情做得太过分了，而英国则是做出了倒行逆施的选择。德国在经济虚弱的时候选择了“输血”，但最后疯狂到了“打鸡血”的地步。英国却是在经济虚弱的时候，幻想通过“放血”，能让身体更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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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贬值的背后是德国在开动马力印钞票。滥发货币的结果一定是物价上涨，但是，德国的公众却更愿意相信，带来通货膨胀的元凶不是国内错误的货币政策，而是外国人——因为战胜国要把巨额赔款强加给德国，因为外国的投机分子在兴风作浪，因为万恶的犹太人！看到物价上涨，德国的公众不是要求政府稳定物价和币值，而是要求政府提高工资。这带来一个恶性循环：通货膨胀导致工资提高，德国政府不得不印更多的钞票，好去安抚群情激愤的公众。一开始是“输血”，很快就成了“血液透析”。1922年，温和的通货膨胀，变成了脱缰的野马。192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了21倍。1923年上半年又上涨了13倍，到了下半年，7月涨了4倍，8月上涨12倍，9月上涨25倍，10月上涨将近300倍。为了加印钞票，德国央行雇佣了私人印刷厂。1923年，在最疯狂的时候，德国央行印刷的钞票只印一面，为的是节省墨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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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大家并不觉得通货膨胀有问题。很多企业主都有不动产，如厂房、土地、设备和存货，货币贬值之后他们反而受益。借债的企业债务压力减轻了。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赚的是硬通货币，马克贬值对他们也没有影响。公务员和参加了工会的工人得到政府的承诺，工资会稳步上涨。但很快，人们就意识到了通货膨胀的残酷。尤其是那些只能靠工资收入的普通人家和那些领养老金的老人们受到的损失最为惨重，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放进银行的钱在缩水。通货膨胀带来了恐慌，原本是每个月发工资，现在工人们要求每周发两次工资；人们学会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提前付款，因为可能吃完饭价格就涨了；推着一小车钞票去买东西，成了对那个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恐慌又带来了绝望，走投无路的人们只能变卖家具；钢琴尤其受欢迎，甚至变成了一种货币；绝望的壮年人走上街头抢劫；绝望的老人走到厨房，打开煤气，把脸蒙上去，安静地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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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借列宁之口说，要想摧毁资本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乍看起来，德国的垮台就是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其实，德国后来很快就控制住了恶性通货膨胀。1923年11月德国开始控制恶性通货膨胀。一开始，作为过渡，德国发行了以土地为储备的“土地马克”（rentenmark），一土地马克相当于一万亿旧马克。1924年德国正式发行金马克，旧马克被彻底扔进了垃圾箱。尽管德国人民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总体来讲，一个有黄金、资产和劳动力的大国，是可以从恶性通货膨胀中迅速恢复的。1924年到1929年，德国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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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摧毁德国的，不是货币的死亡，而是民主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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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德国也深受其害。正是由于刚刚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德国政府仍然心有余悸，所以总是担心通货膨胀会死灰复燃。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德国还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其利率比英国和美国都高得多。在需要政府增加支出的时候，德国在1930年提出，要实施财政平衡。在欧美各国中，德国和美国是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1930年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为22%，美国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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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指出，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时候，一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开明、包容、积极、乐观，而当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之后，一个社会就会变得狭隘、排外、消极、悲观。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不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而是通过选举，是民主制度下德国选民的选票，把希特勒推到了台上。而希特勒之所以能够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上台，德国的民主体制最终蜕化成恶魔的暴政，就是因为在经济增长低迷时期，整个社会情绪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暴怒。拿破仑之所以能够统治法国，是因为那时的每一个法国人都是“小拿破仑”；而希特勒之所以能够统治德国，也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人都变成了“小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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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希特勒参加了当时德国的一个小党派——德国工人党，他是这个党的第555名党员。一年之后，他就当上了德国工人党的首领。1920年，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在很长的时间里，纳粹党在德国的政坛里都只是个可笑的跑龙套，但是，只要经济形势恶化，纳粹的影响力就会扩大。1923年11月，法国担心德国还不了战争赔款，干脆把军队开进了鲁尔区，这导致德国经济一片混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发动政变，想推翻德国政府，但却以失败告终，两天之后希特勒就被捕入狱。他在巴伐利亚的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写成了《我的奋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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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闹剧反而使得希特勒成了全国的名人，纳粹党的活动也逐渐从街头走向选举。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纳粹党的选票就会增加，当经济形势好转的时候，纳粹党的选票就会减少。比如在1924年年初的时候，德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13%，希特勒的选票达到7%，随后，失业率好转，到这一年12月的时候，希特勒得到的选票掉到了3%。当时，无论是右翼的民族主义，还是左翼的共产主义，拥有的选票都远远高于纳粹党。1928年的选举结果是，民族主义获得了14%的选票，共产主义获得了11%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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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由于外部的冲击和错误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德国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而纳粹的选率却一飞冲天。1930年德国国会选举的时候，纳粹获得的选票居然高达18.3%，仅次于当时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在491个国会席位中，纳粹党占了107个，希特勒成了德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1932年，德国的失业率高达44%，当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37.3%的选票，占有230个席位，社会民主党不幸落败，只获得了21.6%的选票，占133个席位。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德国已经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纳粹党获得的支持率也开始下降，跌到了33.1%。但希特勒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逼迫当时的德国总理施莱谢尔下台，自己于1933年当上了德国总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希特勒马上策划了国会纵火案，逮捕共产党领袖，解散国会，取缔一切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魏玛共和国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德意志第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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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投了希特勒的票？很多政治学家根据当时的选举资料，对纳粹党的投票支持者进行了分析。一般认为，纳粹党的政治纲领对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更有吸引力。换言之，投票支持希特勒的是一些教育程度低、容易被蒙蔽和欺骗的人们。的确，相对而言，纳粹党在小城市的得票高于大城市。在2.5万人以下的小城镇，纳粹党的得票率平均在41%，而在10万以上的城镇，得票率平均为32%。但在柏林、汉堡这些大城市，纳粹党的得票率并不低。尽管纳粹喜欢雇佣一些退伍士兵参加游行，但大部分退伍军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城市的工人阶级也大多投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票，而工人中的年轻人和失业工人则更多会投希特勒的票。更令人不安的是，中产阶级中有很多人支持希特勒。大学生，尤其是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大学生，也有很多人会投希特勒的票，公务员中也有很多投希特勒的票。这些社会阶层不应该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吗？为什么他们会倒戈易帜呢？他们中的有些人，出于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恐惧，把票投给了反共的纳粹党；有些人，出于对个人事业的焦虑，希望在溺死之前找到一根稻草；还有些人，由于丧失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安全感，产生了对社会的怨毒之气。而他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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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身在美国的德裔学者格申克隆在《德国的面包和民主》一书中写道：“1918年以来德国共和国的历史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在特定的形势下，一个根深蒂固的民主制度会选择自我毁灭。”或许，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一时冲动，会产生反对民主的狂热。但民主制度恰恰制造了让这种狂热铸成大错的机会。狂热可能很快就会过去，但自杀的民主制度却无法再被抢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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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没有船长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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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是现代经济史上最悲剧的一幕。当有记者问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先生，历史上有没有和大萧条一样的先例时，凯恩斯说：“有，它叫欧洲的黑暗时代，总共持续了四百年。”货币主义学派的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倾注心血研究大萧条的起因。他无比痛心地说，如果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斯特朗不是恰好在1928年英年早逝的话，或许就不会爆发1929年的金融危机。他评价斯特朗去世之后美联储的表现时，说他们“无能”，其厌恶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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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心目中的这位英雄本杰明·斯特朗，1872年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一个名门家族。他的曾祖父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秘书，同时也是一家银行的创始人。斯特朗尽管出身于统治阶层，却是白手起家干起来的。他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道中落，斯特朗没有进入大学校园，而是直接到了华尔街。他先在一家经纪公司上班，后来又跳槽到了美国信孚银行。美国信孚银行是美国第二大信托公司，也是公认的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斯特朗在这家银行干得风生水起，41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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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斯特朗参加了一次神秘的聚会。这次会议只有6个人参加，会场是在佐治亚州海边的一个私人小岛。参加会议的代表坐的是同一趟火车，但为了避免被人认出，他们装扮成要去猎野鸭的游客，互相不说话，也不在一起用餐。这个神秘的聚会，是为了讨论在美国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可行性。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斯特朗，还有J.P.摩根的合伙人亨利·戴维森、担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尼尔森·威尔马斯·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金融家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美国最大的银行国民城市银行新任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以及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皮亚特·安德鲁（A Piatt Andrew）。这是一个金融家们自发召集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安德鲁参加了会议，但他的老板，美国财政部长富兰克林·麦克维（Franklin MacVeagh）对此毫不知情。会议一开就是十天，他们一同起草了一份“奥尔德里奇计划”，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储备机构（National Reserve Association），其实就是中央银行。“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草拟工作，大多出自范德利普和斯特朗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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