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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扎进西方心脏的一根尖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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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我刚刚到美国读书。开学第一天，学校里面为我们这些留学生专门开了一堂新生辅导课。我印象深刻的是，辅导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到了美国得学会一个“最牛的词”：the powerful D。她说，你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比如说停车停的不是地方，警察要给你贴条子等，你就说：“D…D…D…”不等你把这个单词完整说出来，警察就会乖乖地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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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词的力量如此之大？原来是discrimination，中文意思是歧视。美国人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们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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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之后，我不过是一笑置之。但是，慢慢和美国人接触多了，才发现种族歧视的确是美国最大的禁忌。美国白人喜欢结交黑人朋友，热衷黑人文化，喜欢领养外国小孩，喜欢下外国馆子，都是因为这能让他们标榜自己是最没有种族主义气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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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言语稍有不慎，就能被定性为“种族歧视”。有一次，我和高年级本科生一起听计量经济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符号，兴之所至，开了个玩笑，说：“这多像个中国小帽子啊。”话音未落，一个华裔学生马上正色问道：“老师，你刚刚说的什么？”那个老师当时脸就吓白了，他赶紧用了足足五分钟时间，反复解释自己没有任何要嘲笑中国人或亚洲人的意思。他是热爱中国文化的，甚至还要举例，说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都学汉语。我在下边，又想笑，又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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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步的意义上讲，反对种族歧视，是西方人对自己过去干过的错事和蠢事的反思。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美国白人之所以对黑人充满负罪感，是因为黑人的祖先是被白人拐卖过来的，而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移民的。诚哉斯言，不过要说起来，让美国白人最有负罪感的应该是面对印第安人。遗憾的是，美国人好像并不喜欢反思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恶。我很想继续和我的美国朋友探讨这一问题，但他已经毫无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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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思很难说是彻底的，它不仅无助于提升西方的道德水准，而且正在使西方变得更加脆弱和无助。民族主义是西方人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放出来的第一个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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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欧陷入了小国林立、长年混战的局面。民族主义本来就是在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上长出来的毒蘑菇。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国家之间为了加强对本国居民的控制有意强化出来的意识形态，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硬化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断地挑起仇恨与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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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引用的一本小说中所说的：“除非我们憎恶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正是在长年的征战之中，才最终演化出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原本没有民族主义这种东西，西方征服了世界，也就将民族主义的毒芽种到了各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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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号称是“欧洲的火药桶”，这里有异常复杂的民族和宗教。但是，当西方没有到这里之前，当地的民族认同相当淡漠，大家都能相安无事。当民族主义被传播到这个地区之后，战火才开始绵延不断。非洲的卢旺达，原本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部落。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比利时统治者非要把卢旺达人分成两个民族，一个叫“胡图族”，一个叫“图西族”。电影《卢旺达饭店》中，一个西方记者问当地人，这两个民族究竟有什么不同。据说，区分的标准是鼻子的高度不同，走路的优雅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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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文化多元主义，依然在硬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尽管不像过去的民族主义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西方的隐忍和退让，但基因是一样的。这种观念要求区别对待少数民族，给他们更多的补偿，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但是，善良的愿望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美国社会中的“黑白界限”依然分明，黑人不仅没有感到满意，反而变得越来越愤怒。问题出在哪里？恐怕就是走了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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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创始人早已经提醒要“合众为一”，美国一直号称自己是“大熔炉”，结果呢？这个“大熔炉”变成了分离器，欧洲的情况比美国更差。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移民国家之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为美国补充新鲜的血液，但欧洲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一步步日薄西山。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移民问题，但欧洲在这方面做得差。一方面，欧洲的民族主义更加严重，尤其是一些激进的种族主义者又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更加绥靖、更加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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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没有认真思考如何融合和团结不同人群，如何处理不断萎缩的白人人口和潮水般涌来的非洲、中东、中亚人口之间的矛盾，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欧洲将会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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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一个古老的国度能够为西方世界提供智慧。中国自古以来包含了人类学意义上完全不同的人种，包含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包含了异彩纷呈的语言、习俗和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大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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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读过一本《犹太史》。书中说道，犹太人漂流到世界各地，都遭到当地人的白眼，因此他们在异乡仍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习俗和传统。唯独有一支犹太人，到了中国的河南，被当地善良的农民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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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人口涨落，国家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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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了全球化的退潮。即使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也认为，美国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走出危机的阴影。最悲观的预言可能是罗杰斯，他说，指望美国复苏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于是，他带着女儿定居到了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够高歌猛进，是和IT（信息技术）革命分不开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讲述的就是IT革命对生产方式乃至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如今，IT革命已经式微，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拯救美国经济，那就只有再爆发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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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突破会发生在哪个领域？可能会是在环保、新能源，也有可能是新型材料，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生物技术和医疗革命。如果生物工程能够出现商业化的契机，医疗技术能够出现突破性的革命，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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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过45岁，但是到如今，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0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但是，困扰西方社会的一大难题就是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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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妇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药具可以合法、公开且较为廉价地出售，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0世纪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的出生率曾经有过一次井喷式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婴儿高潮”，但结果是，那一代人的数量既比其父辈多，也比其子女多。等到生育高峰一代退休的时候，西方国家的老龄人口将会急剧增长。从现在到203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与18~65岁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两倍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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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轻人的人口总是多于老年人，如果经济能够一直保持增长，那么社会保障体系就能顺利地运转下去。但是，如果老年人的人口超过了年轻人，而且一旦退休的人多，干活的人少，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放缓。这时候，社会保障体系就变成了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更为棘手的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国家的改革动力也会消失。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国家，能够有勇气和魄力作出暂时的牺牲，完成艰难的改革，但一个老年人居多的国家，很难再作出调整。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过去二十年，日本走马灯式地换政治领导人，但没有一届政府能够拿出像样的改革方案。日本这个国家，恐怕真要日薄西山了。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政府政策，一是征收更高的税收或增加更多的社会保障支出，但这将带来更高的财政赤字；二是减少退休福利，但这在政治上是很难实行的。唯一的希望可能是出现突破性的生物工程和医疗技术的创新，人们的预期寿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将释放出来巨大的潜在劳动力，困扰西方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很可能会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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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找到了长寿药，各国仍然会面临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冲击。人种之间、民族之间的出生率差异极大，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国，但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则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大超过基督教国家。这种人口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国家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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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达国家变成了老龄化社会，谁来为这些老年人打工？谁来服兵役？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必须补充更多的移民。美国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而欧洲则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据估计，到2020年，西班牙裔美国人将占美国总人数的20%。一个笑话说，有个外国游客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美国小城买东西，跟小店的老板讲英语，小店的老板马上很不高兴地说：“讲西班牙语！这里是美国！”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穆罕默德”已经在英国最流行的男孩名字中排名第5，鹿特丹人口的40%是穆斯林。到2015年，俄罗斯军队中一半以上的士兵会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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