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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原本是一个混乱而荒凉的国度。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地的郡王土匪混战，到处是血腥的杀戮，野蛮的奴隶贸易盛行。到了公元5世纪，爱尔兰逐渐由乱至治。奴隶贸易成为遭到一致谴责的罪行，劫掠和战争也逐渐减少。过去，爱尔兰人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们因推崇勇敢而陷于仇杀，又在目睹了战争的悲剧之后变得恐惧。他们会把战俘献祭给异教的神鬼，热衷于把敌人的头砍下来，挂在腰间做装饰品，甚至在酒席上当酒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战俘。向神鬼献祭，恰恰说明了他们潜意识中的恐惧：“神啊，我把这个可怜的家伙献给你了，求你的欢心，请你从此饶过我吧。”圣者帕特里克告诉他们：“你们从此不用恐慌，基督耶稣已经代尘世的人们献身，担当了所有世人的罪，上帝已经和他的子民和解了。那个仁慈、博爱的上帝，将给人间带来秩序和繁荣。”单纯、质朴的爱尔兰人发自内心地喜欢上帝。与他们对上帝的纯真信仰迥异的是，很多罗马人信仰基督教，是为了在世俗的世界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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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爱尔兰由乱至治的时候，罗马帝国却由盛至衰。从公元5世纪初开始，一批批聚集在罗马边境的蛮族，像蝗群一样铺天盖地地侵入罗马帝国。最早的是汪达尔人、苏汇维人和阿兰人，他们越过结冰的莱茵河，闯进罗马帝国，一路烧杀，很快就到了高卢。他们一直杀到比利牛斯山脉，后掉头向东，血洗意大利。公元476年，就在圣者帕特里克去世之后不久，最后一个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图斯图被废黜，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公元6世纪初，一批一批的日耳曼人再次蜂拥而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度作为西罗马首都的特里尔4次沦陷，军事要塞美因茨化为废墟，繁华的都市科隆在蛮族的包围下风雨飘摇，各个行省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东罗马帝国，龟缩在小亚细亚的君士坦丁堡一座孤城里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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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霍比特人》中，灰袍法师甘道夫说，他不相信靠强大的力量才能战胜邪恶，改变历史的很可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谁也没有想到，是与世无争、身材矮小的霍比特人拯救了中土世界。爱尔兰人酷似霍比特人，他们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爱尔兰太偏僻了，偏僻到恺撒都懒得发兵征服它。他们和霍比特人一样，随和、快乐，甚至显得有些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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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爱尔兰人学会了拉丁文，甚至还学会了古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学完了《圣经》，他们就读先知的事迹，然后孜孜不倦地抄写、学习罗马、希腊的经典著作。他们往往连桌子都没有，那就坐在石头上，左边的膝盖上平放着一本借来的书，右边的膝盖上摆着崭新的羊皮纸，一字一句，带着一种虔诚和内心的平静，慢慢地抄书。所有能够找到的书，他们都要如饥似渴地抄写下来。爱尔兰人抄书抄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这也使得后来他们的书法、装帧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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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帕特里克为后来的爱尔兰神父们树立了榜样，很多爱尔兰神父起身到当时已经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欧洲大陆传教，这一代传教士被称为“白色烈士”。他们在乳白色的晨雾中登上一叶扁舟，有时候连船桨都不带，任凛冽的风把他们送到命运选中的彼岸。他们有的去了西班牙，有的到了法国和意大利，有的到了阿尔卑斯山顶，有的甚至去了冰岛和北美一些地区。这些传教士每到一地，就像他们在爱尔兰一样，建造教堂，传授圣经，抄写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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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爱尔兰人，《圣经》，尤其是《旧约全书》部分，仍然可能会通过犹太人传承下来，而一部分古希腊文化也可能会在小亚细亚的东罗马帝国得到保存。但如果没有爱尔兰人，古罗马的文明可能从此就不见天日了。一旦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失传，就很难说以后还会不会有文艺复兴。在西方文明命悬一线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是这些跟霍比特人一样的爱尔兰人拯救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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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爱尔兰人自己的文化却因历史原因没有被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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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和平生活也没有持久多久，后来，从海上来了凶残的维京海盗，大部分爱尔兰教徒社区都被洗劫一空。爱尔兰命运多舛，之后又遇到了自以为是的英国人的野蛮侵略和宗教迫害。1845年到1851年，爱尔兰的大饥荒饿死了将近一百万人。大批爱尔兰人被迫背井离乡，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跟1845年相比，已经只剩下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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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西方文明的配方中爱尔兰人的比重能更高一些，也许今天会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好。爱尔兰人的风格和罗马人大不一样。罗马人追求精致、态度傲慢，而爱尔兰人则随遇而安、快乐平和。公元4世纪的圣·杰罗米（Saint Jerome）曾经担心，要是自己读西塞罗的书，死后就会经受地狱之火的炙烤。爱尔兰人可从来不会为什么是异端而烦恼，他们是天生的人文主义者，凡是符合人性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一边抄书，一边撮录其他经文中的注释，甚至随手加上自己的见解。到后来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写出了引起轰动和广泛争议的《尤利西斯》，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面渗透着的是爱尔兰的文化基因。在爱尔兰僧侣们抄写的经书上，偶尔会发现他们在抄累了之后写的打油诗。有一首打油诗写道：“在仲夏的树林中找到一位美眉/她给我一捧黑莓/她给我一把草莓。”还有更叫人吃惊的：“人人都想知道是谁和金发女神共眠/只有金发女神自己知道/她从此不再孤单。”谁能想象得出这样的妙文是出自梵蒂冈的神父们之手！爱尔兰人对性一向更加宽容，即使是传教士也不怎么强调禁欲。爱尔兰人以喜欢早婚和生孩子著称，试婚或是保持多名性伙伴的现象在爱尔兰人中也并不鲜见。他们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他们的世界中充满了魔幻色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著名的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叶芝的代表作《凯尔特的薄暮》，就充满了这种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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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中的时候搬家到了海南，在海南生活了五年。我仍然记得刚到海口的第一天，从北方过来，脱掉臃肿的冬衣，站在新家的阳台上，一阵凉爽的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我在海南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中大部分也都是海南人。回想起来，海南人也很像霍比特人。他们天性快乐，无忧无虑，勤劳又随和，没有那种要出人头地的抱负和心计，小小的成绩就会欣喜不已。我的海南同学们不到自得其乐的时候，绝不会认真学习。上大学时住在我下铺的那位海南兄弟，只要能翘课必翘，只要能睡觉必睡，但到了大四的时候，他突然迷恋上读《新华字典》，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把一本《新华字典》津津有味地读了好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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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想，如果中华文明的配方中海南人的比重能更高一些，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会少掉多少血腥和残暴。内心深处，我就是一个羞怯、简单、好奇而又耽于享乐的霍比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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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什么是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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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为罗伯特·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一书中文版作的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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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卡普兰早年是一位浪迹天涯的记者，足迹遍及中亚、中东、北非、南亚等地，总之是哪里不太平他就往哪里跑。2006—2008年他在美国海军学院执教，2008年之后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做研究，2009—2011年曾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手下任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2012年，他加盟著名的地缘政治智库Stratfor，Stratfor的创始人是乔治·弗里德曼。中资海派已经翻译出版了乔治·弗里德曼的两本畅销书，一本是《未来一百年》，另一本是《未来十年》。再加上罗伯特·卡普兰的《地理大复仇》，可称得上是“地缘政治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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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想先提醒你，你将要读的是一本非主流的著作。国际政治学的主流学者始终不认为地缘政治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国际政治学的大师级人物摩根索说，地缘政治是一门“伪科学（pseudoscience），它把地理因素提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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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在这本书中讲到，国际政治学者们之所以如此厌恶地缘政治，背后其实有一段历史的公案：地缘政治曾被纳粹利用，成为其对外侵略的理论依据。1901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生存空间”。他声称一个国家是有生命的，国家不断成长，国界线也要向外扩张。拉采尔的学生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第一次提出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概念。你可以清晰地看出德语中Geopolitik和英语词汇Geopolitics的相似之处，难怪“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学家一提起地缘政治就感到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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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特勒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豪斯霍夫1869年出生于慕尼黑，他早年参军，曾到日本做过军事教官，“一战”期间当过旅长。战后豪斯霍夫在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理学和军事科学。他的一个学生叫鲁道夫·赫斯，此人后来成了希特勒的亲信。正是通过赫斯，豪斯霍夫认识了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因啤酒馆暴动失败，被捕入狱，正在写作《我的奋斗》。豪斯霍夫向希特勒讲授了生存空间等观念，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希特勒恍然大悟。《我的奋斗》第14章专门讲纳粹的外交政策，明显是受到了豪斯霍夫的影响。豪斯霍夫和希特勒的关系究竟有多么紧密，现如今已经成为历史之谜，但豪斯霍夫很快就在元首那里失宠了。1944年，豪斯霍夫夫妇被关进了集中营。同一年，他的儿子因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被处死（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刺杀希特勒》就是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改编的）。德国战败之后，盟军软禁了豪斯霍夫，并考虑是否要把他送到纽伦堡审判。1946年，豪斯霍夫和妻子一起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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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遭到冷遇和歧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经常被视为历史决定论的变种。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决定论成了意识形态对垒的一个重要战场。意大利和德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苏联出现了专制政权，来势汹汹的极权主义几乎要将脆弱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价值碾成齑粉。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看来，历史决定论就是极权主义的宣言书。出于误读和曲解，他们将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也视为历史决定论，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几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谈到，历史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就会异化为极权主义。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著名学者伯林严厉批评历史决定论。他不承认历史是被任何能为人所控制的因素以外的力量决定的。这是因为，如果有人力所不可控制的外力，则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表扬或批评，无善恶之分，沿着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历史决定论包藏着危险的道德和政治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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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历史决定论是否真的像波普或伯林说的那样可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其实是支持自由政治传统的，如提出“陆权说”的麦金德支持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政治主张；提出“海权说”的马汉也相信民主政体，他认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的政治立场会更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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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家想要得到一点点同行的承认都很难，但同样的观点，从其他学科的学者口中说出来，却得到了大家的景仰和崇拜。尤其是在历史学家中，不乏这样的学者。以卡普兰非常推崇的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而论，布罗代尔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完全可以称为一本地缘政治的代表作。顺便说一句，更令人钦佩的是，这本书是布罗代尔在“二战”期间当德国战俘的时候写的。布罗代尔提出了“时间波长变化”的概念。最长的“长时段”主要是指那些不为人所察觉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中时段”是指在一个世纪之内出现的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这往往是“集体力量”的结果；最短的周期是“历史小事件”，也就是我们在媒体上天天看到的新闻事件。布罗代尔最为重视的是“长时段”和“中时段”因素。这些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最大，但却最容易被人忽视。它们是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它们是海洋深处几乎静止不动的庞大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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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国际政治，自然感受不同。卡普兰在回顾了从修昔底德以来的地缘政治核心观点之后，结合他在世界各地的游历，谈到了21世纪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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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并没有出现完美的统一。从历史上看，欧洲的重心经历了从地中海边的南欧向西欧、北欧转移的过程，因为南欧土壤贫瘠、山地崎岖，而北欧、西欧则河网密布、矿产丰富、平畴千里。最近发生的欧洲金融危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本来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它反映出来的矛盾，就是长久以来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西欧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南欧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此外，“中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批知识分子们的虚构。在欧洲和中东之间，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始终不存在明晰的边界。北起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广阔地区，处于地缘政治学家高度重视的“缓冲地带”，至今仍然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半梦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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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也谈到了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新兴大国”的地理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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