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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说得有些过火了。“砖家”们说的当然不是全都错的。当他们告诉你，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他们有99.999%的概率是对的。当他们告诉你，吸烟多了容易引起肺癌的时候，他们有99%的概率是对的。当他们告诉你全球气温变暖的时候，他们大概有90%的概率是对的。既然是“砖家”，他们知道的专业知识当然比我们更多一些，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普通的公众不仅希望“砖家”给他们普及一些专业知识，比如绿豆是不是包治百病啊，更多的时候，公众想让“砖家”们预测一下未来会是怎么样的：股市会不会涨啊？明天会不会下雨啊？中国和日本会不会打仗啊？“砖家”的专业知识不是比我们普通人多吗，那他们肯定也要预测得比我们更准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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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经济学的。我特别喜欢搜集经济学家出丑的故事。经济学家最不擅长的事情就是预测，但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预测。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来又引发了银行危机、英镑危机、美元危机，全球经济经历了著名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就在美国股市崩盘的前夜，当时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教授振振有词地说，华尔街的股价踏上了“永久的高原”。最近二十多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衰退，一次是1990年股市危机，一次是2001年网络泡沫崩溃，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你猜怎么着？每一次都是，衰退已经发生了，但大部分经济学家还认为，经济增长的势头不错。难怪有人这么奚落经济学家，说在过去的5次经济危机中，经济学家成功地预测出来了其中的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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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别幸灾乐祸，有人比我们更差，比如说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要推选20世纪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应该是苏联解体吧。曾经那么不可一世的大帝国，说消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你回头去看看，几乎没有一个国际政治学者预测过，苏联会在一夜之间解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国际政治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让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心里好受点。我们做得够差了，但还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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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学和政治学教授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花了很长时间汇总了很多同行的预测。他发现，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有15%。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会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不发生的概率有25%。2005年，一个医学研究者约翰·约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发表了一篇很有争议的论文《为什么大部分发表的研究报告都是错的》。他声称，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现实中都是错的。贝尔实验室证实了约阿尼迪斯的判断，他们试着在实验室里重复医学杂志论文中的实验，结果发现，有2/3的实验都无法得到论文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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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有点“愤青”的味道了？那好吧，让我把观点再修正一些。我们得承认，有些“砖家”的预测会比另外一些更准一些。他们就是那个说鸵鸟有三条腿的学生，因为别人都说鸵鸟有四条腿，他的回答更接近答案，于是赢得了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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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回到泰洛克的那个研究。泰洛克是一个心理学家，所以他对“砖家”们的性格、思维方式很感兴趣。最后，他发现，狐狸型的学者比刺猬型的学者更容易预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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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学者？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Archilochus）。他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后来，英国哲学家伯林在一篇谈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借用这个比喻，把很多作家按照他的理解分成了刺猬和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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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们相信，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影响着整个社会。只要你发现了这个规律，历史的迷雾就顿时消散。弗洛伊德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看什么都是潜意识、性冲动。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有一大批也是刺猬，他们坚信市场总是比政府聪明，不管什么事情出了问题，他们都会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吧，这就是因为政府在干预。说实在话，刺猬有刺猬的优势。刺猬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师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说的不准确，但那叫“深刻的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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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们则天性多疑，对什么都不会全信。他们经常变化，喜欢向别的学者和别的学科学习，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如果看到的实际情况和原本相信的理论不一样，他们更愿意怀疑理论错了。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基本的规律能左右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了反例、异常、错误和混乱的。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会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一点尤其惹人讨厌。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曾经跟手下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你问什么问题，经济学家都要告诉你，一方面（on one hand），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政治家的想法是：拜托，你就告诉我一个标准答案好不好？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对不起，这个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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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上、网络上影响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型的“砖家”。这跟电视和网络的节目制作需求有关，也跟“砖家”的性格有关。电视和网络媒体要吸引人眼球，需要那种斩钉截铁地说出惊世骇俗的观点的“砖家”。越与众不同，越容易引起轰动。刺猬们更容易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更大胆，更激烈，说话底气更足。如果有些刺猬更喜欢人前出名，那肯定会和电视、网络一拍即合。在电视和网络上，狐狸们显得很无趣。观众和网友们也喜欢“一只手的”学者。亮出你的观点，旗帜鲜明一点，好不好？但狐狸们却说话含混，躲躲闪闪，观点好像前后矛盾，真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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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我一度也曾在电视上经常露面，做电视嘉宾的那点伎俩我太熟悉了。比如说，你在电视里不能说：“因为……所以……”观众才不管什么因为所以呢。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脑电波和睡觉的时候差不多，他们根本不愿思考。你必须先亮出自己的观点，越新奇越好，然后再讲一个故事，或举一个数字，或用个铿锵有力的排比句。说话的声调要高，嗓门越大，越有权威感。遗憾的是，事实的真相是，上电视的次数越多，预测的准确度越低。我很快就觉得，坐在摄影棚里不过是装腔作势，没有智力上的挑战，一点也不好玩，再坐下去，就会真的变傻了。后来，我不再上电视，智力才逐渐恢复到现在能跟你们聊天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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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看来底气不足的狐狸们，预测的时候可能比底气十足的刺猬们表现更佳呢？首先，你得承认，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人们总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自信。谦虚、低调一点总是没错的，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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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你得知道，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复杂体系，而复杂体系从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刺猬们的世界观往往是牛顿力学体系。在牛顿力学体系中，一切都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比如说，你预测一颗彗星53年之后会再度回来，它就真的回来了。170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就大胆预测，一颗较大的彗星会在1758年再度经过地球，到1758年，这颗彗星真的又来了，于是它被命名为哈雷彗星。哈雷彗星下一次再经过地球会在2061年7月28日，我是看不到了，你们到时候验证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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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用牛顿力学解释。为什么会刮风下雨？为什么会有地震海啸？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为什么会爆发革命？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用牛顿力学体系解释的。我会不断地跟你们解释什么是复杂体系。让我先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为什么复杂体系是无法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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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复杂体系，或许是沙堆。你在海边兴致勃勃地堆了个金字塔形状的沙堆。沙堆越堆越高，你很有成就感。你有没有想过，你能不能一直这么堆下去，堆出一个能到月球上的沙堆呢？不可能的。过了一个临界点，当你再往沙堆上堆一粒沙子，整个沙堆就会轰然倒塌。但是，你无法知道，到底是再放一粒沙子，沙堆会倒塌呢，还是再放一千粒沙子，沙堆会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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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的有科学家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这些古怪的科学家们吃饱之后都在干什么。一位叫格伦·赫尔德（Glenn Held）的科学家搜集了一些海边的沙粒，把这些沙粒的水分去掉，然后放进一个像胡椒研磨器一样的罐子里，观察沙粒怎么掉下去。他发现，最开始，沙粒会好像有人指挥一样，自动地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锥形体，这就是物理学家们说的“自组织过程”。但一旦过了某个临界点，整个沙堆就会变得不稳定，随时可能因为一粒沙子，导致整个系统崩溃。随着沙粒的掉落，沙堆系统的复杂程度每一秒钟都会扩大100万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电脑能够有这样快的运算速度。自然界按照这样快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复杂，结果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未来。有意思的是，法国大文豪雨果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由掉落的沙粒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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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复杂体系，而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论从本质上讲，应该是概率论。你天天看天气预报，已经习惯了预报员说，明天降雨的概率是50%。这就对了，我们作出的所有预测，其实都是一个概率。但恰恰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大脑简直是个白痴。我们人类在某些方面个个都是天才，比如按照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说法，我们生来就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好比电脑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把操作系统装上了，否则你无法相信，为什么一个还不会逻辑推理的幼儿，到两三岁的时候就会无师自通地讲起话来，还能经常把父母逼得哑口无言。但我们的大脑天然不适合做概率论的推理。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说，我们的大脑中有两套系统，第一套是快思考系统，或者说，就是我们靠直觉的快速反应。第二个系统是慢思考系统，就是我们借助逻辑、计算，慢慢地分析、推理。在大部分情况下，第一套系统运转都很顺利，但如果出了问题，往往是在第二套系统运转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卡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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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我们的认知能力却好像没有什么提高。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未来将会是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量会越来越多。是的，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真理会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而增加吗？恐怕不会吧。那么，结果就是，信息量中的真理含量会越来越少，我们所谓的信息，绝大部分是噪音。如何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请你睁大怀疑的眼睛，或者说，狐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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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跋 半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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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蓦然一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来得及做，就这样浑浑噩噩，人生居然已经过去一半，或者是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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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心愿除了能坐拥书城、乐不思蜀之外，如果再有一点点野心，恐怕都想过自己写点什么，最好是写几本书，写几本能沾沾自喜的书，也就不枉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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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书，这一直是我认为最本分的事情，但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离那种平静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写过的几本书，译过的几本书，翻检出来，只能让自己觉得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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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25岁，那时还在读博士。当时有家出版社叫今日中国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问题报告，我负责其中的财政专题。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就这样出版了，书名叫《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书里的主要观点是，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政府遇到了财政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政府处理财政压力的不同做法，会给之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经济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税，那无异于杀鸡取卵，会断送经济增长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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