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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上、网络上影响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型的“砖家”。这跟电视和网络的节目制作需求有关，也跟“砖家”的性格有关。电视和网络媒体要吸引人眼球，需要那种斩钉截铁地说出惊世骇俗的观点的“砖家”。越与众不同，越容易引起轰动。刺猬们更容易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更大胆，更激烈，说话底气更足。如果有些刺猬更喜欢人前出名，那肯定会和电视、网络一拍即合。在电视和网络上，狐狸们显得很无趣。观众和网友们也喜欢“一只手的”学者。亮出你的观点，旗帜鲜明一点，好不好？但狐狸们却说话含混，躲躲闪闪，观点好像前后矛盾，真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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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我一度也曾在电视上经常露面，做电视嘉宾的那点伎俩我太熟悉了。比如说，你在电视里不能说：“因为……所以……”观众才不管什么因为所以呢。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脑电波和睡觉的时候差不多，他们根本不愿思考。你必须先亮出自己的观点，越新奇越好，然后再讲一个故事，或举一个数字，或用个铿锵有力的排比句。说话的声调要高，嗓门越大，越有权威感。遗憾的是，事实的真相是，上电视的次数越多，预测的准确度越低。我很快就觉得，坐在摄影棚里不过是装腔作势，没有智力上的挑战，一点也不好玩，再坐下去，就会真的变傻了。后来，我不再上电视，智力才逐渐恢复到现在能跟你们聊天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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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看来底气不足的狐狸们，预测的时候可能比底气十足的刺猬们表现更佳呢？首先，你得承认，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人们总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自信。谦虚、低调一点总是没错的，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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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你得知道，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复杂体系，而复杂体系从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刺猬们的世界观往往是牛顿力学体系。在牛顿力学体系中，一切都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比如说，你预测一颗彗星53年之后会再度回来，它就真的回来了。170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就大胆预测，一颗较大的彗星会在1758年再度经过地球，到1758年，这颗彗星真的又来了，于是它被命名为哈雷彗星。哈雷彗星下一次再经过地球会在2061年7月28日，我是看不到了，你们到时候验证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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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用牛顿力学解释。为什么会刮风下雨？为什么会有地震海啸？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为什么会爆发革命？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用牛顿力学体系解释的。我会不断地跟你们解释什么是复杂体系。让我先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为什么复杂体系是无法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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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复杂体系，或许是沙堆。你在海边兴致勃勃地堆了个金字塔形状的沙堆。沙堆越堆越高，你很有成就感。你有没有想过，你能不能一直这么堆下去，堆出一个能到月球上的沙堆呢？不可能的。过了一个临界点，当你再往沙堆上堆一粒沙子，整个沙堆就会轰然倒塌。但是，你无法知道，到底是再放一粒沙子，沙堆会倒塌呢，还是再放一千粒沙子，沙堆会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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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的有科学家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这些古怪的科学家们吃饱之后都在干什么。一位叫格伦·赫尔德（Glenn Held）的科学家搜集了一些海边的沙粒，把这些沙粒的水分去掉，然后放进一个像胡椒研磨器一样的罐子里，观察沙粒怎么掉下去。他发现，最开始，沙粒会好像有人指挥一样，自动地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锥形体，这就是物理学家们说的“自组织过程”。但一旦过了某个临界点，整个沙堆就会变得不稳定，随时可能因为一粒沙子，导致整个系统崩溃。随着沙粒的掉落，沙堆系统的复杂程度每一秒钟都会扩大100万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电脑能够有这样快的运算速度。自然界按照这样快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复杂，结果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未来。有意思的是，法国大文豪雨果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由掉落的沙粒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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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复杂体系，而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论从本质上讲，应该是概率论。你天天看天气预报，已经习惯了预报员说，明天降雨的概率是50%。这就对了，我们作出的所有预测，其实都是一个概率。但恰恰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大脑简直是个白痴。我们人类在某些方面个个都是天才，比如按照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说法，我们生来就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好比电脑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把操作系统装上了，否则你无法相信，为什么一个还不会逻辑推理的幼儿，到两三岁的时候就会无师自通地讲起话来，还能经常把父母逼得哑口无言。但我们的大脑天然不适合做概率论的推理。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说，我们的大脑中有两套系统，第一套是快思考系统，或者说，就是我们靠直觉的快速反应。第二个系统是慢思考系统，就是我们借助逻辑、计算，慢慢地分析、推理。在大部分情况下，第一套系统运转都很顺利，但如果出了问题，往往是在第二套系统运转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卡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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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我们的认知能力却好像没有什么提高。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未来将会是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量会越来越多。是的，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真理会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而增加吗？恐怕不会吧。那么，结果就是，信息量中的真理含量会越来越少，我们所谓的信息，绝大部分是噪音。如何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请你睁大怀疑的眼睛，或者说，狐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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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跋 半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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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蓦然一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来得及做，就这样浑浑噩噩，人生居然已经过去一半，或者是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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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心愿除了能坐拥书城、乐不思蜀之外，如果再有一点点野心，恐怕都想过自己写点什么，最好是写几本书，写几本能沾沾自喜的书，也就不枉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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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书，这一直是我认为最本分的事情，但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离那种平静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写过的几本书，译过的几本书，翻检出来，只能让自己觉得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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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25岁，那时还在读博士。当时有家出版社叫今日中国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问题报告，我负责其中的财政专题。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就这样出版了，书名叫《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书里的主要观点是，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政府遇到了财政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政府处理财政压力的不同做法，会给之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经济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税，那无异于杀鸡取卵，会断送经济增长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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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核心的观点其实并非我的独创，而是出自我的老师张宇燕教授。我曾和他合作过一篇论文《财政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一书，基本上就是对这篇论文的扩写。我本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张老师知道后责怪我，没想到他反而主动跟我说：“既然你已经写出来了，我就不用再写了。”这着实让我羞愧了很久。如今，原来出版此书的出版社都没有了。再读这本书，很多稚气和自以为是的话，让我自己都忍俊不禁。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段心无旁骛、一心写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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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本书开始，就都是随笔集了。而且我越写越快，越写越多。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是《出门散步的经济学》。薄薄的一本书，收录了我大约十年来的文章。我的第二本随笔集是《不确定的年代》，比第一本厚多了，题材也杂乱无章。当时我刚刚毕业，急于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开始疯写财经评论。当时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稻粱谋，写得匆匆忙忙，慌不择路，仿佛醉酒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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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本随笔集是《胸中无剑》。当时我已经过了30岁。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不是因为里面的文章，只是因为书名。之所以叫胸中无剑，是想表达我对人生的一点感悟。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中讲过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的故事。张三丰演示了几遍，问张无忌记住了没有，张无忌思索半天，说：“全忘了。”旁边的人都为他着急，张三丰反而大喜，因为意在其中，忘记了招式才算真的学会了。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发现，放弃比得到更重要，忘记比记得更重要。从那时起，我就已下定决心，忘记名利，甚至忘记学术，只听从自己兴趣的召唤，做一个普普通通、完全本色的人。到现在为止，我的博客和微博还用着“胸中无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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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我又出了两本随笔集，一本是《失衡之困》，一本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前者主要是写中国经济中的结构失衡，后者则是爆发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写的一些评论。我本来想把后一本书取名为《谁忘了穿泳裤》，取自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没有穿泳裤。”我的意思是想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原来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都没有穿泳裤。编辑看到这个书名直挠头，说叫这个名字说不定会被放到体育类的图书架子上，所以他把书名改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他忘记了，叫现在这个名字还是有可能被放到体育类的架子上。出完这两本随笔集之后，我已经失去了再写财经评论的兴趣。这样天天紧追热点、指点江山，不是我心里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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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写书，我也翻译了几本书。我翻译的书比自己写的书卖得好多了。我接的第一个单子是翻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说实在的，我并不看好这本书在中国的销路，也不赞成书里的观点。之所以同意翻译此书，完全是因为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孙桂均老师太会说服人了。我没有想到，《世界是平的》卖得极其火爆，一时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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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最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次到河南某地讲课，一位当地的官员执意要请我吃饭，但说要到吃饭的时候才告诉我为什么请客。我因为好奇，就答应了。饭桌上，他跟我讲了个故事。就在那年春节，他去海南度假。上飞机之前，有人送他一本《世界是平的》。估计飞机上实在无聊，他就翻了翻书的前两章。回来之后，很快当地政府部门公开招考干部，他报名了。拿到考卷，最后一道大题是：试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的观点，谈谈我市未来的经济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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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读《世界是平的》，看前面两章就足够了。后来，我又陆续翻译了几本弗里德曼的书。最新的一本刚开始卖，是他和国际政治学家曼德鲍姆合著的《曾经的辉煌》。这几本书都是我组织学生翻译，然后我校译。说是校译，但常常要自己重新翻译，搞得我苦不堪言。诚实地讲，这几本书的翻译质量都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标准。我翻译的最差的一本书是《维基经济学》。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就找了一位学英语专业的朋友一起翻译。可是他也没有时间，他找了一群学生翻译。当我拿到译稿的时候几乎晕倒。出版社急着出书，不得已，我理顺了一下译稿中的文字，不情愿地交给了出版社。细心的读者已经指出，这本书的翻译中错误极多。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大家道过歉。现在，向所有的读者再次郑重道歉，这的确是我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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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的书中，有一本自己是满意的，那就是乔舒亚·库珀·雷默写的《不可思议的年代》。雷默是我的好朋友，他曾是《时代》杂志最年轻的国际版主编，也是“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他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基辛格博士“钦定”的传人。这本书是他对国际问题的思考，书中内容表现出他对未来充满了忧患意识。雷默在创作中旁征博引，介绍了国际政治、复杂科学、认知心理学，甚至传染病学的思想，也讲述了雷默采访真主党游击队、对冲基金经理、戈尔巴乔夫等形形色色人物的故事。书中的很多思考，让我受益匪浅。出于对朋友的负责，我独自承担了翻译任务。那一年的春节，我枯坐在书斋里，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译完了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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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自己出的那几本书，我对自己过去写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兴趣了。在我第一本随笔集的前言里，我曾引用拜伦的话：“我写的东西都付之流水，任它浮沉。”现在看来，它们都陆续沉底了，那就让它们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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