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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或行为学，在百年之内经历了两度兴衰。在两度兴衰之间承前启后的诺贝尔奖行为科学家西蒙（Herbert A. Simon，1916—2001）早就嘲讽过，没有哪一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是不研究人类行为的。不过，观察行为学的研究领域不难看到，行为科学似乎倾向于将人类行为嵌入于更广泛的动植物生命行为的集合之内加以研究。就这样一种方法论倾向而言，行为科学与上述社会科学自然而然或“发生学”（也可称为“演化论的视角”）的开篇之间，形成关于涌现秩序的互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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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互补理解”，可能需要更多解释。如怀特海所言，“理解”，在法文里的涵义就是宽恕。也就是说，那些被我们理解了的事物或事务，不再引发我们情感的困惑。在演化视角下，当我们说理解的时候，就是使被理解的事物或事务融入我们的情感或习惯，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互补理解”，就是当我们通过许多不同路径都可获得理解时，某一路径与另一路径相互激发，相互注释，相互支援，从而使我们的理解更加接近圆融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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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自然”开篇，谈何容易！古往今来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探讨过“自然”问题，或许可以认为，恰因他们以探讨自然问题为开篇，才更完整地引出了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此刻我想到的第一例，是黑格尔“逻辑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54年贺麟的中译本黑格尔《小逻辑》第二版“导言”第17节“关于哲学的开端”），以及他的《逻辑学》（也称为“黑格尔大逻辑”）开篇即第一部“客观逻辑”第一编的标题，不过，这一标题的翻译也颇有争议，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英文版《黑格尔的逻辑科学》是“The Doctrine of Being”（我直译为“关于存有的教义”），商务印书馆1966年黑格尔《逻辑学》中译第一版杨一之先生的翻译是“有论”，梁志学先生译为“存在论”。虽然，黑格尔这一开篇方式的问题意识还是清楚的，陈嘉映的翻译是“为什么是有而不是什么都没有”。黑格尔的思路可说是继承了古希腊思想传统的“发生学”思路（晚近的论证来自麦卡锡选编《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麦卡锡写的“导言”），例如，《逻辑学》第一部第一编第一部分“规定性（质）”的第一章“有”的叙述顺序：有—无—发生（杨一之译本是“有—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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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从考察自然开始想象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那些涌现秩序，但是，西方思想却遇到了这一开篇问题，为什么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如果我也探讨这一问题，那么我就不能写这本书，而要写一本哲学书，至少也要写一本社会哲学的书，例如李猛2015年发表的著作《自然社会》。有鉴于此，我不在这里探讨这一问题，虽然，我始终关注并思考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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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三）何为“行为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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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有足够的耐性，可以读到现在这一段重要文字。我加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1997年，那时，我和老友周其仁分别讲授“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几年之后，大约2001年，我和其仁接受浙江大学邀请，同时在北大和浙大讲授我们的课程。在杭州授课时，我决定拓展自己的课程，改名为“制度分析基础”。随后，大约2003年，我在浙大创建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并创办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我在北京大学每年的制度经济学课程改为两门课程，“行为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那时我已意识到新制度经济学应当沿着我开设的这两门课程的思路继续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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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之后，与诺贝尔奖委员会2000年以来对这一学科的持续褒奖不无关系，行为经济学在西方的主流院校成为显学甚至最热的学科。虽然，我在2011年发表的《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批评过，这门学科简直毫无章法，迅速扩展但有强烈的支离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解框架，这是我写那部讲义的初衷。几年之后，2015年，我又写了一本精简的讲义，即《行为经济学要义》。但是我仍建议年轻读者不断返回我那部“讲义”而不是只读这本“要义”，因为前者讲述的知识范围要广泛许多。最近十几年发表的各类研究报告表明，在诸如脑成像技术和基因检测技术这类技术普及之后，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在中国的大学里大致可狭义地划分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正在被“行为学化”，由于行为科学的现代形态是脑科学和遗传学，我也可以说，社会科学正在被“脑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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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如果能够接近诸如ScienceDirect这样的学术服务器，就可很容易地检索“行为社会学”或“神经社会学”（关键词是neurosociology）、“行为政治学”或“政治神经科学”（关键词是political neuroscience）、“行为经济学”或“神经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或neuroeconomics）和“行为法学”或“法与神经科学”（关键词是law and behavioral biology，behavioral jurisprudence，neurolaw）的文献。最近十几年，这些文献的数量有令人惊讶的增加速度。我检索“behavioral social sciences”的时候，北京大学西文期刊数据库提供了这三个关键词在文献里使用的趋势图，以10年为时间单位，1971年至2016年，频率的柱形高度增长了几十倍，增长最快的是最近20年，大约比1990年代增长了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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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是我不得不写目前这本书的主要理由，就是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各领域通过行为学化而发生的整合趋势毫无感觉或无动于衷。例如，2015年出版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与这本巨著2001年初版（参阅Table of Content of Elsevier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ScienceDirect）有结构类似的章目。在西方视野里的社会科学领域，广义的，除了上列四科，还包括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样的综合学科。我由衷希望在北京大学研读过我这本书的学生们，在他们赴美读博期间，如我以往10年的学生们那样，来信告诉我说美国的大学里正流行我讲授多年的主题。通常，恰如我的老友叶航说过的那样，我对于学术和思想的演化方向有大约10年的预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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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还希望提醒我的年轻读者，不可对上述思路过于痴迷以致丧失了批判性思考。毕竟，社会科学的行为学趋势，是西方思想传统之内被称为“科学主义”潮流的一部分。这里，我的另一重要提示是，“行为学转向”绝不是转向“行为主义”。在西方思想传统之内始终有对于科学主义潮流的反抗与批判，可称为“人文主义”潮流。大约20年前，我为一份德国期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社会科学的实质”，副标题是“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困境”。现在，社会科学仍处于这一困境之内。虽然，以往20年出现了越来越丰富和强大的“第三种文化”叙事，由近百名科学家和哲学家引领潮流，面向公众，鼓吹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两种叙事文化。在这里，我强烈建议这本书的读者持续关注由“湛庐文化”策划出版的至少几十种由第三种文化叙事的领袖们撰写的科普著作。我与湛庐文化仅仅保持着朋友关系（没有任何商业联系），我甚至只在最近7年才注意到从而密切关注这家出版公司。有时候，我以这样的简单到扭曲的方式向朋友们介绍：心理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并且，行为经济学+出版策划=湛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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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的“科学主义”关注主要反映在《行为经济学讲义》的叙事中，那么，我的“人文主义”关注，更主要地反映在2013年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和2015年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的叙事中。也因此，我建议读者阅读这些讲义，为了保持批判性思考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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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前言需要的结语是，行为社会科学或行为学视角下的社会科学的基本态度就是，对任何一类现象的研究，首先探究它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首先探究这类现象是怎样发生的，简直就是黑格尔逻辑学开篇的思路：有—无—发生。之所以是有而不是什么也没有，因为，如果什么也没有，这本书就无从说起。以作者的身份，我要求有可说的而不是没有可说的。但是，行为学视角下，人类的任何行为或社会的任何现象，首先是生命演化，自然发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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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必须“有”可说的，随后要询问何以“有”，也就是从无中怎样生出有，即发生学思考。这样的思路，在古希腊是思维常态。那时候的物理学，词根的意思就是发生学的，即某物是怎样演化的。后来的物理学，尤其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静态思维方式的塑造之后，成为静态的，不再有发生学的思考。直到19世纪初期，西方思想传统才被黑格尔再度带回到古希腊的思路。中国从古至今尚未间断过历史的思维方式。在文明之初，中国人与希腊人有类似的自然思路（自然主义）。经过2000年社会演化之后，西方人重拾丢失了的古希腊思路，而中国人保持着与古希腊人类似的“自然”思路（自然主义）。虽然，百年以来，尤其是最近的市场经济发展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类似，都因为技术进步而难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真正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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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基因科学与脑科学技术，行为学对社会科学的新的综合，这一次，其实是20世纪中期生物学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新的综合”的余绪。哈佛大学生物学领袖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 ），1975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相当于行为社会科学的第一次宣言。基于这本书初版的2000年四分之一世纪纪念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毛盛贤等中译本，可视为我这本书的远为冗长的学术前言。于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并非毫无学术传统可依。我将要引述的许多研究报告，究其缘起，近的，可归入社会生物学传统，远的，可归入达尔文或他以前就有的演化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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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而言，行为社会科学导论=狭义的社会科学+广义的心理学。狭义社会科学不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广义心理学包括认知科学、脑科学、文化心理学与演化心理学等学科。这本导论性著作的叙事，可能围绕几个核心观念展开。首先，人类社会的历史，恰如黑格尔所说，是由“理念”与“激情”这两大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上海书店2006年版王造时1936年中译本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只不过，行为社会科学不仅如社会科学那样研究人类社会，而且研究自然演化之整体视角下的人类社会。例如，行为社会科学可以探讨黑格尔的上述命题在何种意义之下可扩展为关于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一般命题。其次，基于19世纪末叶以来社会思想家们的阐释，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个人”。并且，与唯物主义世界观截然不同，恰如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赞成韦伯的文化比喻时所说，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上的动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王海龙等中译本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导读一”）。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在被定义为“文化”的意义之网里才存在。文化为人的活动提供意义，人的活动以意义为指归。或者，如我以往所说，行为社会科学的理解框架有三个主要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在这一理解框架之内，我们考察行为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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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解框架，如果只有两个维度或一个维度，很可能因简化而丢失生活世界的重要问题。任何理解框架，如果多于三个维度，则因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很容易想象，对同一生活世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三维理解框架。我的经验是，只要任何两个维度之间充分“正交”，那么，这些三维理解框架很可能是相互等价的。例如，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凸显出“经济—政治—价值诉求”这样三个维度，大致对应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这样三个维度。可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42— ）在《权力的社会来源》第一卷刻画的理解框架凸显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这样四个维度，其中，我认为，“军事”这一维度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维度之间缺乏充分的正交，因此它可以表达为另外三个维度的复合。又例如，对应于中文的“技术”这一语词，有两个英文单词，其一是technique（诸如根块采集这样单纯的人对自然的关系），其二是technology（诸如狩猎这样涉及合作关系的人对自然关系）。当一项技术涉及人与人之间分工与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可将这项技术想象为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两方面人类活动的复合。相比而言，一个人的祈祷就是单纯的精神生活，虽然，祈祷的内容可以涉及社会生活与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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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题大多分布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这一平面内，虽然，可以涉及精神生活。相比而言，社会学和法学的主题更经常分布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这一平面内，虽然，可以涉及物质生活。此外，诸如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的主题，不难想象，广泛分布于由上述三个维度生成的空间里，很难局限于任何两个维度生成的平面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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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四）核心观念及其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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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行为经济学而言，我的最新讲义（参阅世纪文景2015年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要义》）是围绕下列三个核心观念展开的：（1）稀缺性，因此而有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对应于韦伯阐释的工具理性而不是韦伯阐释的价值理性）；（2）不确定性，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分道扬镳的岔路口；（3）复杂性，不容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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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尽管需要思维模式的转换，从静态分析的模式转换为历史反思的模式，围绕上述三大观念展开的行为经济学叙事，也可置于演化视角下（参阅世纪文景2011年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在教学过程中，我意识到，与我这一代认真研读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的人不同，现在长于静态分析的年轻人似乎很难适应历史反思的思维模式。有鉴于此，我特别在思想史课程的第一讲介绍思想史方法（参阅世纪文景2008年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事实上，我们同时需要运用两种思维模式，静态分析的（基于形式逻辑）和历史反思的（基于辩证逻辑）。这样的模式，我称为“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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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的导论，可能探讨上述行为经济学静态分析的模式及其核心观念在何种条件下可扩展至一般社会科学，其次（我认为这是更容易的一项工作），可能探讨行为经济学的历史反思模式在何种条件下可扩展至一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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