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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考文献：Sonu Shamdasani, 1995, “Memories, Dreams, Omissions”（“记忆，梦，忽略”）, in Spring: A Journal of Archetype and Culture（《春季：一本关于原型与文化的杂志》）, vol.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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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n Sounding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声音：一份跨学科杂志》）, vol. 73, no. 2/3, pp. 38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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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n Jung Journal: Culture and Psyche（《荣格杂志：文化与心理》）, vol. 2, no. 4, pp. 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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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人格研究杂志》）, vol. 61, pp. 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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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人格与个体差异》）, vol. 41, pp. 26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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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阅Rushton, 2013, Book Review, “Intelligence: A Unifying Explanatory Construct for the Social Sciences”（“智力：社会科学解释的统一架构”）, i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54, p. 318; Erdle & Rushton, 2010, “The General Factor of Personality, BIS-BAS, Expectancies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Self-esteem,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人格的一般要素，抑制系统—激发系统，回报与惩罚的预期，自我期许，以及正的和负的情绪感受”）, i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48, pp. 76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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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In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杂志》）, vol. 64, pp. 12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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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n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行为科学前沿观点》）, vol. 5, pp.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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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 G. Jung, 1950, “Introduction to I Ching”（“《易经》导言”）, in Psychology and the East（《心理学与东方》）,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收录于《荣格全集》第十一卷，读者可参阅1991年楼格的中译本，发表于《周易研究》总第八期第32—42页（但楼格仍将荣格的“无意识”译为“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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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阅Luther J. Binkley, 1969, Conflict of Ideals: Changing Values in Western Society；商务印书馆1986年“内部发行”马元德等中译本，宾克来《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第三章，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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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In Theory and Society（《理论与社会》）, vol. 3, no. 3, pp. 30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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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arl G. Jung, 1961, ed., Man and His Symbols, M.-L. von Franz ed. after Jung’s death, John Freeman as Co-ordinating Editor, J. G. Ferguson Publishing,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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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阅Sam Kimbles, 2003, “Joe Henderson and the Cultural Unconscious”（“韩德森与文化无意识”）, in The San Francisco Jung Institute Library Journal（《旧金山荣格研究所图书馆杂志》）, vol. 22, no. 2, pp.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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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阅James L. Jarrett, 1997, ed., Jung’s Seminar on Nietzsche’s Zarathustra, Abridged Edition（《荣格关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讲座》简约版）,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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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n NeuroImage, vol. 52, pp. 1704-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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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n Jung Journal: Culture and Psyche, vol. 1, no. 1, pp.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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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n Internal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跨文化关系国际杂志》）, vol. 22, no. 4, pp. 43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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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二、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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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奈特引入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Frank Knight, 1942, “Sc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Procedure”（“科学，哲学，社会过程”）[1]。奈特定义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dure），被我融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思维方式”（Alfred North Whitehead, 1938, Modes of Thought［《思的诸模式》］, Free Press, 1968；可读商务印书馆2004年刘放桐中译本《思想方式》），从而可以表述为：社会过程是被社会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为感知和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而参与（包括退出）的对话过程，如果社会治理是基于这一过程的，就称为governance by discussion（基于对话的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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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别于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家库利在1918年著作（Char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Process［《社会过程》］,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09；华夏出版社2000年洪小良等中译本）里阐释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观念，奈特在1942年文章开篇指出，social process（被动社会过程）是机械的和被动的，服从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而social procedure（主动社会过程）是有机的和主动的，是人类的集体行动（被称为“社会行动”，于是可区分于“个人行动”），由于不是预先被决定的，故无法从因果律得到解释，也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据他的阐释，真正重要的社会议题，通过主动社会过程呈现出解决的各种可能途径，然后才是立法的和政治的被动过程。奈特认为，就此意义而言，立法和政治等等活动都只是主动社会过程的“外化行动”（overt action），服务于主动社会过程的积极对话并成为这一过程的暂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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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奈特的定义，社会过程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即奈特在博士论文里着重与“风险”相区别的那种不确定性。当代学者有时用ambiguity（含糊性）而不用uncertainty，这意味着奈特的“不确定性”与这些学者的“含糊性”是等价观念。可是另一些学者也用含糊性来表示risks，并与ambiguity对立。所以，读者在检索当代研究报告时，不妨分别检索关键词“ambiguity”和“uncertainty”。这里，我推荐一篇发表于2016年10月的研究报告：Sasha Prokosheva, “Comparing Decisions under Compound Risk and Ambiguity: the Importance of Cognitive Skills”（“综合风险与含糊性条件下决策的比较：认知技能的重要性”）[2]。这篇报告的作者在引言里介绍了上述的三个关键词：风险、不确定性、含糊性。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确实存在本质差异，这是当代脑科学研究的一项主要成果。例如，日本的一组神经心理学家于2016年9月发表的研究报告：Hidehiko Takahashi, et. al.,“Ambiguity Aversion in Schizophrenia: an fMRI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and Ambiguity”（“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含糊性的规避：在风险与含糊性条件下的决策的一项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研究”）[3]。这些作者发现，虽然，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被试表现出同等程度的“风险”态度，但与正常被试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含糊性条件下的决策的容忍度显著更高。实验结果意味着，人类已演化形成了应付不确定性的专业化脑区，与应付风险的脑区几乎完全不重合。不确定性决策，与风险决策相比，由于缺乏可计算的数据，故而判断力是正确决策的最重要因素，而不是计算能力。精神分裂症恰好就是判断力发生了障碍，参阅Catherine Bortolon, et. al., 2016, “Further Insight into Self-face Re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hy Ambiguity Matters”（“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面孔识别的进一步思考：含糊性为何是重要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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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描述的“社会过程”，是一种抽象概念，所以适用于一切社会，以及，如前述，适用于任一社会的不同层次—从微观的（鲁滨孙和“星期五”的两人社会）到宏观的（全球治理）。此处关键的环节不是定义“自由对话”，而是定义“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因为，正是这些社会成员承担着“感知和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之社会职能。在全体社会成员当中，谁被认为是重要的？这是社会生活的首要问题—通常由已获得重要性的社会成员达成关于社会成员之重要性标准的共识。在演化视角下，我们可以想象存在许多不同的社会，那些无法感知并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的社会，长期而言，将被自然选择（物竞天择）的力量淘汰。那些生存下来的社会，它们的社会成员当中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或多或少（在没有被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力量淘汰的程度上）履行了“感知并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之社会职能。这些社会成员通常被称为“精英”，这一语词主要因为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著作《权力精英》而流行天下（Wright Mills, 1956, The Power Eli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而所谓“精英失灵”现象，特别指称的是在转型期社会，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却普遍丧失了感受并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之能力这一现象。精英失灵还意味着，有能力感受并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的社会成员并未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因此他们的声音不被社会倾听。这一现象，通常被称为“精英错位”（真正的精英不能获得精英之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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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强调指出，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不在于它的宪法或它的政府怎样表达，而要看它的主动社会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不被操纵。奈特在其他文章里探讨“操纵”的各种形态，他认为“说服”在很大程度上涉嫌操纵。显然，这里出现的议题首先是政治哲学的，涉及“自由”“民主”“正义”“权利”“传统”等观念的界说，其次涉及这些观念在社会科学各层次的正确表达。奈特认为，“自由”“行动”“问题求解”，这三个观念只是同一事实的不同面相。奈特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根据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路，自由，仅当它落实为行动时才可实现自身。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试图在中国语境之内澄清这些观念，或许我还需要再澄清（汪丁丁，2007，“民主的要素及其文化表达”，《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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