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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71 虽然扬弃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观，布坎南仍倡导政治对话并呼吁重写美国宪法。他的思路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奈特的思路，但更切近美国本土政治的现实而更少或完全没有奈特思想中的欧洲影响。上引的著作《自由之限度》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标题，“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布坎南宣称，无政府状态是理想的人的理想状态，却不是现实中的人的现实政治。我推测，这是他为“自由”设定的限度，这一限度本质上源于人性自身的不完美（不是“理想的人”）。在另一极端，即利维坦状态，自由遇到了布坎南想象中的另一限度，这一限度源于外在于每一个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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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73 如果人性特别远离完美状态呢？沿着布坎南“自由之限度”的思路，不难想象，为每一个人提供自由的那种政治体制将特别远离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趋近于利维坦状态。当然，如果在特定社会里可能实现的利维坦状态特别强大（不如此不能有利维坦状态），那么，同样不难想象，人性的极端不完美和利维坦的极端强大，这两方面的结合，将使个人自由完全消失。注意，这里的思想实验所涉及的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也就是说，在上述条件下，使个人自由完全消失的社会制度是应当存在的，尽管它不必实际上存在。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的境况，一方面治理社会的精英认为中国人远离完美状态，于是也就远离无政府政体，另一方面，政府始终庞大于是很难远离利维坦政体。这里，对我而言，呈现出的真相是：每一个人的自性化，沿着正确途径，是使社会过程得以正确运行的特别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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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75 可是，由于荣格对每一个人的个性的敬重，荣格心理学并不解释怎样的自性化过程是沿着“正确途径的”，怎样就是“病态的”。对荣格而言，“正确的”和“病态的”，都应参照特定的个人的状况。当然，这是临床心理学的工作。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阿伦特讲座教授海勒（Agnes Heller）在1980年代的伦理学著作里描述过个性演化的三种路径，如果完全不考虑集体无意识，这些路径表达了自性化的一部分内容。这里，我推荐她的新著：John Rundell, 2011, ed., Aesthetics and Modernity: Essays by Agnes Heller（《美学与现代性：赫勒文选》）, Lexington Books。根据海勒的描述，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过，每一个人在出生时便陷入“双重历史性”（dual historicity）的困扰。根据我的理解，双重历史性是这样形成的：首先，由人类（物种）的全部可能基因型（genotypes）生成的全部可能的表型（个人）沿着直线按照每一表型的发生密度表达为概率密度曲线，称为“先天的表现型（phenotypes）分布”，即P。在先天分布中任取一点（特定个人），即Pi，将人类全部可能的社会环境类型依照与这一表型（表现型通常译为表型）Pi的适合程度（即表型Pi蕴涵的全部潜质在该社会环境之内得以实现的程度）沿着一条直线排列（直线上的点对应的是同一适合度的不论何种社会环境的概率密度），称为“先天的适合度分布”，即S。当一个人出生时，他无法选择他在上述两条先天分布曲线中的位置，他的先天条件是：{Pi，Si}，就此意义而言，他陷入了双重历史性。在他投生的特定社会环境Si，他脱胎而生的特定表型Pi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这一社会环境Si，这是无法预先确定的。因此，海勒的双重历史性，意味着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T（Pi, Si）。化解这些紧张关系从而使这一特定的个体在这一特定的社会里得到充分发展，我认为，这是“自性化”过程的一种表达。海勒女士指出，这一特定个体，要么将这一特定社会环境要求他遵守的那些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限制完全内化为他的习惯，于是完全化解紧张关系T（Pi, Si）—这一方式已正式写在社会心理学教材里，例如Aronson, Wilson & Akert, 2013, Social Psychology, 8th ed.（《社会心理学》第8版，Pearson Education），第9章“群体过程”第3节“群体环境里的个体行为”中关于“去个性化”的讨论；要么因无法承受这样的内化而发生心理结构的崩溃（临床心理学积累了大批案例）；要么为他的有悖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创造新的文化意涵（意义），并说服社会承认他的新的意义，海勒女士称为“文化创造”（例如“同性恋”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在她2011年文集的后半部分，第9章，“The Three Log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Double Bind of the Modern Imagination”（现代性的三重逻辑与两重想象），她从存在主义思路扩展了几十年前她追随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领袖卢卡奇的文化批判学说，但依旧是基于黑格尔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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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77 关于“现代性”，海勒开篇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现代性没有基础，因为它正是从摧毁和解构一切基础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注意，随后，海勒的命题：也就是说，现代性奠基于自由之上，可是这就意味着没有根基，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世界于是必须不断重新创造自己，也就是不断更新自己的根基。这种为了奠基在虚无上从而必须持续的自我更新，海勒称为“现代性的动力学”（the dynamic of modernity），由于现代性的动力学冲动，“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无法获得稳定性，从而任何科层制度以及作为科层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的价值观念，都趋于被瓦解。也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宣称“历史终结”—历史被现代性的动力学颠覆了。剩下的只是“社会大众的平均价值”，由货币来表达。没有了“历史想象”（沿着社会生活维度）的现代人，只能依靠“技术想象”（沿着物质生活维度）。她在这里描述的，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Herbert Marcuse, 1968, One Dimensional Man, Routledge；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刘继中译本）。但现代人毕竟也欲求自我实现（自性化的一部分），至少那些追求自我实现的现代人有寻回历史想象的冲动。所以，现代人只能徘徊于技术想象与历史想象之间。然后，海勒女士叙述现代生活如何被撕裂为三重逻辑：（1）技术的逻辑；（2）社会位置的功能配置逻辑；（3）政治权力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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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79 根据上述，自性化的正确途径，应当是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传统内化过程，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创造。但是，文化创造意味着文化的多元化，于是需要社会宽容。这里，我推荐另一位女学者齐齐尔尼斯基的文章：Graciela Chichilnisky, 1999, “A Unified Perspective on Resource Allocation”（“资源配置的统一视角”）[37]。她是数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有传奇式的私人经历，退休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她传奇经历中的那个儿子（与她同姓）现在领导着斯坦福医学院“齐齐尔尼斯基神经手术”实验室。她在这篇文章的开篇指出，社会的多样性有利于文明发展。例如，个体偏好的差异是市场交换的前提，于是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太强烈的多样性则很难维持各种制度有效运行。例如，恐怖主义者的偏好的核心部分是消灭具有其他核心偏好的社会成员。显然，允许这样的个体偏好就意味着多元社会的解体，或者，文明倒退。齐齐尔尼斯基是阿罗指导的“社会选择”理论博士，她这篇长文旨在证明任一社会过程的参与者的全部逻辑可能的个体偏好的集合，存在一个关于偏好多样性的限度，越过这一限度将使资源有效配置成为不可能，也将使诸如民主这类制度的正常运行成为不可能。因此，我常这样转述她的命题：任一社会能够达到的文明水平最终依赖于该社会包容个体差异多样化的能力—即维持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多样化及协调由多样化导致的社会冲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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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81 最后，假如我们承认前述“Wilson-Rushton”阐释的“r-K”策略选择的真确性，那么，我们可在想象中将人类全部可能的表现型（即在任一给定时空点被观测到的“个人”）依照“大一模型”刻画的“智能”（智商）这一性质沿直线排列。直线上的点对应的是各智能水平的表型概率密度，称为“先天智能分布”，即M。这一概率分布，为了叙事的方便，我们仍认为它是“正态的”。在社会科学中引入先天智能分布可得到这样的命题：任一社会，它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由人类智性活动的成就与多样性刻画，取决于它的“社会过程”选择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应着先天智能分布M峰值的社会群体Ms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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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83 关于上述命题，我需要补充五项注释。首先，适合峰值群体Ms发展的制度，也记为“Ms”，未必适合峰值右侧的高智商社会成员的发展。由于峰值群体的人数最多，如果社会过程选择了例如“一人一票”民主程序，则分布在峰值右侧的少数高智商社会成员很可能感受到“多数的暴政”。更合适的制度，根据有记载的历史（文明史），是依照智商分布来分配投票权的民主程序（共和制度的民主），记为“Mh”，在西方社会被称为meritocracy（任人唯贤的制度），在中国社会被钱穆概括为“贤均从众”。当然，由于上述智商分布是先天的，任一社会过程，在它愿意选择诸如Mh这类程序之前，需要使社会过程的参与者们相信，这类程序不仅先天合理而且是现实有效的。这时，社会过程需要求解的一项议题是：被采纳用来确认社会成员智性水平的那些程序将怎样影响或扭曲真相，并以怎样的概率演化为普遍腐败的政治？我从晚近发表的文献中推荐一篇，为说明“精英”在智力分布中的位置：Dean Keith Simonton, 2006, “Presidential IQ, Openness, Intellectual Brilliance, and Leadership: Estimates and Correlations for 42 US Chief Executives”（“总统智商，对新经验的开放性，智力杰出程度与领导力：42位美国总统的样本估值与相关性”）[38]。简单的结论，这篇文章的数据分析表明，这四十二位美国总统的平均智商超过110，不论按照四种估计方法的哪一种。其中，乔治·华盛顿得分最高，智商估值为132，而且是保守估计。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智商平均而言超过110，那么可以想象，我认为，相当大程度上表明了“Ms”的制度优势。具体而言，Ms选择“重要社会成员”的社会过程，与其他制度相比，有相当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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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85 其次，社会过程可能选择的不是民主也不是共和，而是选择例如由位于先天智能分布最右端的那位社会成员“独裁”，这样的制度记为“Mg”。可以认为，Mg是早期人类社会的通例。那时的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要么以神祇为智性最高的“社会成员”（图腾），要么“人权神授”追随血统高贵的社会成员，要么推崇一位拯救群体的英雄为智性最高的社会成员。越是处于早期演化阶段的人类社会，越受到自然选择力量的支配性影响。在早期人类社会演化阶段，有能力回应自然选择力量的挑战的人（通常具有较高的智性）有更高概率成为领袖并获得相应的支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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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87 “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社会成员普遍不对支配他们的权力结构采取反思、怀疑或批判性思考的态度。当然有例外，也就是“变异”的社会成员，根据历史记载，这些极少数的传统社会成员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他们要么成为新的宗教领袖（如释迦牟尼），要么被社会放逐（如斯宾诺莎），要么成为公众“猎巫”运动的牺牲品，要么被帝王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我推荐一位认知发展与演化心理学家的著作：David Geary, 2005, The Origin of Mind: Evolution of Brain, Cognition, and General Intelligence（《心智的起源》）,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这本书的完整标题很重要，直译是“心智的起源：脑、认知与一般智性的演化”。物竞天择，在演化的某一阶段之后，对人类而言，生存竞争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较少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又因为人的智性发展，人类的“种内生存竞争”更多是预期的而不是当前的，于是激发了更高水平的智性活动和脑内承担“计划”和“预期”功能的脑区（前额叶）的超常扩张。Geary相信，人类的“种内竞争”已转化为“个体控制资源的冲动”。这是一种情感而不再是理性，它倾向于驱使人类控制无限资源，不论这些资源是否有用。据此，他在这本书里论证：人类的情绪、感受、行为、认知与脑系统，凡在演化中承担着处理社会与生态信息模式的功能，都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的策略选择共同演化，并且最终导致这些系统的核心功能演化为旨在支持人类个体接近和控制可改善个体生存和繁衍的社会资源（例如配偶）、生物资源（例如食物）和物理资源（例如土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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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89 我认为，Geary的上述假说和论证为我的这一注释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全球传播，人类最终获得了自己选择自己的演化路径的可能性，由此而极大地拓展了个体之间差异的多样性。在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确实存在不以无限控制资源为冲动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提供了“非竞争”的生存模式。但是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一位日本学者晚近发表的研究报告，确实支持Geary的假说，参阅Satoshi Kanazawa, 2009,“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ivil Wars”（“内战的演化心理学基础”）[39]。根据这篇文章，内战的数据统计显著支持这一假说：多妻制的国家爆发内战的概率远高于一夫一妻制的国家。而且，数据分析表明，国家之间战争的概率与多妻制无关。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与民主制的解释力相比，多妻制对各国内战频率的解释力更高。因此，作者宣布：人群之间的冲突，以内战方式爆发的第一原理是婚配制度，其次才是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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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91 第三，至少对Rushton及其追随者而言，智商由遗传决定。也因此，根据海量数据，并且通过了严苛的科学审查，他们绘制了智商分布的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里，欧洲白种人的平均智商是100，东亚人种的平均智商是105，非洲黑人的平均智商是75。无疑，这一思路，因为公然不顾“政治正确性”而引发广泛的批评，导致那位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分享了诺贝尔医学奖之后创立并主持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华生教授不得不提前辞去纽约冷泉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根据更温和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大五人格”模型刻画的五个人格要素当中，与智性密切相关的两个人格要素（O和N）的遗传概率大约是0.3，当然可能高于这一平均数，甚至高于0.5，只不过，由于惧怕违背“政治正确性”，学术期刊不愿意发表那些报告了更高遗传概率的文章。但是，我认为，事情远比基于海量数据的宏观统计更复杂。因为，智性有更复杂的微观结构。参阅我2011年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6讲第1部分及心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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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93 这里，我推荐一篇由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脑科学与行为遗传学教授 William Kremen 协调的一群科学家（来自哈佛、波士顿、华盛顿和弗吉尼亚）201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William Kremen, et. al., 2010,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the Size of Specific Brain Regions in Midlife: the VETSA MRI Study”（“中年人特定脑区尺寸的遗传与环境影响：越战老兵双胞胎老龄化数据研究”）[40]。这群作者使用的是“越战老兵双胞胎老龄化研究”（VETSA）数据库提供的符合条件的474个男性样本（202对有配对的和70个没有配对的），年龄分布于51—59岁区间。他们研究并测定96个脑区（称为ROI，即“有研究意义的脑区”）的由灰质厚度表达的大脑皮层各脑区（有研究兴趣的）体积的可遗传概率和大脑皮层下各脑区（有研究兴趣的）体积以及脑室各脑区（有研究兴趣的）体积的可遗传概率（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彩色插图）。他们概述这一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平均而言，遗传影响（genetic influences）大约可解释全部有研究兴趣的脑区的体积的样本差异的70%，不过，遗传影响可解释的位于大脑皮层的ROI脑区厚度的样本差异是45%。另一方面，大脑皮层各兴趣脑区的厚度的可遗传性，与大脑皮层下各ROI脑区体积的可遗传性相比，有更大的变动范围。前者分布于0.00—0.75区间，后者分布于0.48—0.85区间。最后，他们没有发现支持脑的两半球与高级认知功能相关脑区体积的可遗传性差异的证据。考察这幅可遗传性的脑图，我印象最深的是：（1）与自我意识密切相关的脑区，扣带前回及附近区域，几乎完全没有遗传因素的影响；（2）与道德行为（即抑制本能冲动）密切相关的脑区，内侧前额叶，可遗传性是0.35（右侧）和0.39（左侧）；（3）与长期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区，海马回及附近区域，可遗传性在0.21—0.55之间，平均而言超过0.40。此处我要补充的是（4），演化阶段最早的长期记忆脑区是嗅脑（内嗅脑和外嗅脑），围绕嗅泡，由嗅觉激发而演化，在这一研究中被忽略了。不过，从上述研究概要已可推测，越是演化阶段更早的脑区，可遗传性越高。所以，嗅觉脑区的可遗传性应当远高于海马回及附近脑区的可遗传性，例如，平均而言超过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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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95 第四，不仅智性是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共生演化的结果，而且表型也是。因此，上述的想象中的先天分布，大约只以概率0.5成立。如果考虑到双胞胎各自成长的社会环境之间可能具有的相关性，哪怕是最好的双胞胎样本库，或许也无法分离智性的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例如，记忆力可以有很高的遗传概率，如上述我的推测，嗅脑厚度的可遗传性甚至能超过0.7，但是，我的观察是，哪怕确实如此，新生儿的嗅脑仍需要足够丰富的嗅觉激发（丰富的刺激及其强度常引发家长担忧）才可在后天形成有效记忆，或者，也是我的观察，嗅脑在后天的发展很可能有助于其他长期记忆脑结构的极大发展。我甚至认为，大多数人其实在10岁之前有能力看到声音或听到颜色，但嗅脑没有得到及时开发，故未能实现被古人称为“通感”的这些潜质。也因此，我始终更关注哈佛教育学院的那位著名院长加德纳长期鼓吹的“多元智能”学说（Howard Gardner, 198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心智的诸框架：多元智能的理论》］, Basic Books；以及他的一篇回顾性演讲：“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s Psychology, as Education, as Social Science”［“多元智能的理论：作为心理学，作为教育，作为社会科学”］[41]）。若仅根据观测，以及可被观测的智性，加德纳的思路完全正确，即智性应被定义为各种talents（天资）。尽管这一英文单词被翻译为“天资”，与genius（天才）和gifted（天赋）并列就可感到，它更常指称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而“天才”和“天赋”渐次地缺少可被观测到的表现。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当某人在某些“领域”（domains）表现出天资时，他在其他领域很可能缺乏天资，甚至，更常见地，表现十分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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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97 在心理学关于“一般智能”的研究中更常出现的是“晶体类型”和“流体类型”这样两类智能要素（可检索维基百科词条“fluid and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流体与晶体智力］），源于1970年代初期关于abilities（能力）的实证观察。其中，与流体类型的智性相比，晶体类型的智性与分工和专业化积累的知识和技能的关系更为密切。而流体类型的智性得分，在实测过程中，不依赖于被试已经积累的知识，它主要取决于被试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与这一类型的智性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包括数学、科学、工程学，既涉及演绎推理也涉及归纳推理。上述观察意味着，人的“智性”很像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此外，加德纳认为，决定智力潜质是否能顺利开发的，是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阐释的“场域”（field）。如果一位有潜质的学生在特定领域表现出色却不被控制这一场域各类资源的权威们认可，则多数潜质就不能顺利开发。有鉴于此，加德纳将人类的智性的决定因素概括为intelligence-domain-field（智力—领域—场域）三元体。根据神经病理学观察、跨文化研究和演化学说，加德纳在1983年著作里讨论了七种不同的智性（intelligences），依照被试测验分数最高的那一端的性质，可翻译为：（1）语言天赋，（2）音乐天赋，（3）“逻辑—数学”天赋，（4）空间感的天赋，（5）“身体—运动”天赋；以及最后，两种被加德纳合称为personal intelligence的智能，向外的和向内的人格敏感性：（6）人际交往天赋，（7）自性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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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499 第五，这也是诸如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与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这样的正义理论家们争论不休的议题：更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制度应当更照顾天资较低的人还是应照顾天资较高的人？罗尔斯主义者倾向于前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目的，天资较低的人需要使用更多资源才可能与天资较高的人平等发展。诺齐克主义者倾向于后者，因为与天资较低的人占有更多资源相比，天资较高的人占有更多资源可极大改善一个社会平均的资源利用效率。在问卷调查中，普通人更愿意接受“保底分红”的社会制度，即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罗尔斯主义要求的“最低保障”的平等分配，然后再分享由天才创新而来的红利。最后，这一议题可以在人类社会整体演化的视角下加以探讨。让我们想象在地球上有许多群体，每一群体是否生存和繁衍取决于它承载的制度及其经济绩效。在这些群体当中，很可能有一些群体承载着罗尔斯主义的制度，另一些群体承载着诺齐克主义的制度，或许还有一些崇尚仁爱的群体，它们的独裁者是天才却特别照顾天资较低的成员，并且这些独裁者偏好更文明的统治手段。此外，当然还有许多群体生活在更野蛮（不符合任何正义原则）的制度之下，并且那些群体偏好更野蛮的统治手段。所有这些群体随机分布在地球表面并随机相遇。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崇尚仁爱且偏好文明统治手段的群体逐渐被它们遇到的偏好野蛮统治手段的群体消灭了，关键是，在文明群体有机会发展为足够强大从而不可能被野蛮群体征服之前，它们消亡了。我建议读者继续上述的思想实验，我自己继续这一思想实验得到的印象是，能够生存下来的群体很可能只有三类：罗尔斯主义的，诺齐克主义的，和野蛮的。而且，这三类群体的竞争格局很可能是“轮流颠覆的”（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不过，我的这一印象可能不正确，因为轮流颠覆只是一种可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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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1 现在返回前述的社会科学命题：任一社会，它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由人类智性活动的成就与多样性刻画，取决于它的“社会过程”选择的制度（Mg，Mh，Ms）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应着先天智能分布峰值的社会群体的发展。基于上面的五项注释—它们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学术合法性基础，我愿意称这一命题为“行为社会科学基本命题”。也就是说，我认为，或许我可以论证，“行为社会科学”的全部叙事都可围绕这一命题和它的五项注释展开。如我在第四项注释所论，先天智性分布大约以0.5的概率正确。既然如此，似乎我不能以先天分布为前提建构基本命题。我们知道，阿罗的博士论文，也就是成为“社会选择”理论基础的那本书《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前提是参与社会选择的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两两之间完全不可比。随后，森发表论文描述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在怎样程度上是可比的，而且假设有限度的可比性，比假设完全不可比性，对公共政策基础研究而言是更富于成果的假设（Amartya Sen, 1970, “Interpersonal Aggregation and Partial Comparability”（“人际集结与部分可比性”）[42]。关于“同情心”的脑科学研究提供了现代证据，支持斯密和休谟的苏格兰“情感学派”，也支持森。换句话说，阿罗假设偏好之间完全不可比，如果不是完全不正确也只能以0.5的概率被接受。虽然如此，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至今还是公共政策的基础理论之一，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共同支撑着公共政策研究。其次，老威尔逊1998年发表的畅销书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大融通：知识的统一》，Vintage Books）为我提供了另一案例。他在这本书里试图融通人类的全部知识领域，或许引发争议。至少，我认为更可能融通全部知识领域的是人类的基本问题。又或许人类有许多问题可视为是“基本的”，于是应在最抽象的层次提出最好是唯一的基本问题。但是在这样抽象的层次，唯一基本的问题常常需要分解为更低层次各领域基本问题之后才可求解。康德在足够抽象的层次提出了三大“永恒问题”：灵魂不死？上帝存在？意志自由？我在这本书里，在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足够抽象的层次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社会选择何种制度更有利于社会发展？不同于其他学派的回答，我的回答基于行为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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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3 或许读者相信，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上述问题已有解答。诺斯（又译“诺思”）2008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演讲（Douglass North, “The Natural State”［“自然社会秩序”］），开篇就说：众所周知，明确界定产权，就有经济发展。可是，为何现实世界里有许多地方的经济没有得到发展？如果你们认为这问题很简单，那就彻底错了。事实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各自局限于专业领域，从不解答这样的问题。显然，既有的经济理论是静态的，它的分析框架里缺少若干要素：信念、时间、文化，然后才是制度。接着，他要展开阐释这些缺失的要素。首先，他对听众说了两遍他使用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传承到当下并制约当下人们的可选方案集合的以往的全部信念与制度。其次，注意，他现在转而阐释“信念”。这里，他认为脑科学和认知科学还远不能提供为解答上述问题所需要的知识。例如，这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常识，即信念总是嵌入在特定文化之内的。可是，脑科学家尚未认真研究文化与认知的关系。从诺斯那次公开演讲到现在（遗憾的是他于2015年11月23日去世），脑科学家确实在研究文化与认知的关系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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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5 诺斯那次演讲的主题和论证，基于他那时主持的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旨在考察现代经济发展是怎样从“自然状态”（诺斯同时也用这一短语指称由特权群体即“精英”垄断资源并维持秩序的他称为limited access的国家）涌现出来的，或者，怎样从“限制进入”的社会演变为“开放进入”（open access）的社会同时保持社会秩序不崩溃或瓦解。在诺斯的社会形态学语言中，state这一单词，首先是一种状态，其次是一种社会秩序，第三是“国家”，所以，英文很方便，同时代表这三重涵义，翻译成中文就很麻烦，需要提醒读者这样三重涵义对应于三个中文语词，并且这三个语词在中译本里是可以互换的。诺斯指出，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三种社会秩序（状态或国家形态）：（1）premitive state，原始社会或原始国家；（2）限制进入的自然社会或自然国家；（3）开放进入的社会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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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7 从自然社会演变到开放社会，历史上成功的社会，例如荷兰和英国，维持社会秩序的特权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而支持或允许这种演变。同时，特权群体设置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的机构逐渐获得了相对于特权群体的独立性。不过，诺斯指出，关键的环节在于特权群体的心态转变。伴随着心态转变的是信念转变，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的是与文化传统共生演化的认知方式和基本信念（诺斯称为“心智模型”）。这里，我提醒读者回顾奈特“社会过程”的基本原理。特权群体，也就是垄断了社会过程参与权的群体，诺斯定义的“限制进入”其实是限制进入奈特定义的“社会过程”。特权群体的文化传统与心智模型，根据诺斯的论述，决定了自然社会能否演化为开放社会。纵观历史，更常发生的是“精英失灵”，从而最终由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并且革命之后更常发生的是新的精英在解决了他们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之后再度变得官僚化，于是再度失灵，导致新的革命。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大多数文化传统里，与文化共生演化的认知方式和基本信念，总是导致精英失灵。或者，在前述“行为社会科学基本命题”的视角下，人类的文化与认知和信念的共生演化，大多数社会制度（Mg，Mh，Ms），由于精英失灵而不能使制度（社会秩序）朝着更有利于先天智能分布峰值群体发展的方向演化，因此不能有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不仅如此，精英的官僚化通常会使社会“锁入”于毫无希望的社会演化路径，最终导致社会解体。诺斯2005年发表的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钟正生等中译本），尤其是第2章“Uncertainty in a Non-ergodic World”（在一个“非各态历经”世界里的不确定性）—顺便提及，“非各态历经”这一借自随机过程的术语对应于奈特定义的“不确定性”，而“各态历经”对应于奈特定义的“风险”—特别强调了人类社会演化的这一“大数定律”。由于大多数经济发展过程都以失败告终，故不能有经济的“发展”，而只能讨论更一般的“经济变迁”。又考虑到经济变迁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用这本书“前言”里的文字：理解包括西方兴起和苏联衰落在内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变迁比理解经济变迁更加宽泛），因为它是下列变化的结果：（1）人口的数量与质量，（2）人类的知识存量—人对自然的以及人对人的，（3）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故这本书的标题不能仅仅是“理解经济变迁”，而应当是“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他认为，多数社会锁入失败的演化路径，对于经济史学而言是需要破解的“经济发展之谜”。诺斯后来参与的研究项目，其实是试图从少数成功地从自然秩序演化为开放秩序的社会历史（“小数定律”与“大数定律”相互参照）中寻求一般历史规律。他在第1章“经济变迁过程概述”的引论部分结尾时强调了写作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本书也是关于想象力（perceptions）的研究，这些认知或想象能够引致旨在减少不确定性或把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的制度创新。这里，我注意到诺斯试图将奈特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本质差异的企业家创新原理融入他的经济变迁之为创新失败或成功的漫长过程的心智理论（认知与信念）—概述于第1章第2节和第2章第1节。而且，继承诺斯的“制度企业家”研究思路的晚近著作，我推荐：Frederick Betz, 2012, Societal Dynamics: Understanding Social Knowledge and Wisdom, Springer（标题可译为“社会动力学：理解社会知识与智慧”）。这本书的主旨在于寻求使社会能够持续创新的路径，所谓sustainable enterpreneurship（可持续的企业家能力）。制度创新，主要依靠智慧，“转识成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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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9 诺斯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的主要内容来自他与另外两位学者合作于2009年发表的著作《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文明史的概念框架》（North, John Joseph Wallis, & Barry R.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这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考察涌现秩序，如前述，不能只有逻辑的视角，因为涌现性质不能预先有逻辑表达。诺斯采取的是历史视角，他考察从一种社会秩序怎样涌现出另一种社会秩序。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里强调，正确的方法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逻辑视角与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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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1 这三位作者在“前言”第一段指出，任何关于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解释都包含一套经济学理论、一套政治学理论和一套社会行为的理论。诺斯是正确的。为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可认为始于“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我和我的朋友们至少需要动员来自上述三领域的学术资源，我们通常需要动员远比这三大领域更广泛的思想资源。依照我的叙事顺序，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阐释了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阐释了我的政治学理论，现在应当阐释我理解的“社会行为理论”，或“行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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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3 社会学理论派别繁多，浏览特纳（Jonathan Turner）的两卷本《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华夏出版社2001年邱泽奇等中译本），一共七编，分别讨论七个主要的“社会学视角”（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功能主义视角、演化论视角、冲突理论的视角、交换理论的视角、互动理论的视角、结构主义的视角、批判理论的视角。在每一视角下，他列出若干重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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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5 我的学术训练（数学与经济学）让我很难习惯于这样一个有繁多学派的研究领域，于是我更多关注的是“宏大叙事”。虽然，如特纳在他的新著开篇所言，宏大叙事早已不再是学术主流。因为，任何好的理论必须能够导出可检验（可否证的）命题，因此理论家们倾向于炮制狭义的小理论而不是宏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也因此，当代社会科学被表达为无数细碎的小理论，缺乏统一视角，也缺乏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能力。有鉴于此，我在这本书里主要讨论“大理论”而不是“小理论”。好在晚近出版的著作当中，确实有以大理论为主旨的。回溯社会学思想史，不乏宏大叙事理论家。这里，我引述霍曼斯1964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演讲（George Homans, 1964, “Bringing Men Back In”［“将人带回来”］[43]）。他这篇演讲的“摘要”（即演讲第三节的主题）描述他认为理论应当具有的样式：关于一类现象的理论是这类现象的一个解释，它昭示它的一般命题在演绎体系之内怎样可以导出以这类现象为案例的结论。然后他开始批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并由此转入他认为更具社会学解释力的行为学派。这篇演讲的标题“将人带回来”意味着，在霍曼斯的社会学想象中，以往的社会学理论丢失了“人”这一主角。例如，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系统及构成这一系统的各种功能组件。虽然，这是系统论的信条，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但是当霍曼斯试图以这一系统理论来解释社会行为时，他指出，这些功能组件必须借助于诸如行为心理学这样的解释才具有说服力。与其如此，为何不直接承认“行为社会学”的合法性呢？广义而言，凡旨在解释社会行为的理论，都可列在行为社会学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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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7 我再强调一次：正确的方法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虽然这很难。至少，在讨论“社会过程”时，由于它的涌现性质，我们应同时保持逻辑视角与历史视角。就此而言，诺斯的制度史研究，以及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史研究，是对“奈特—哈耶克”思路的必要补充。关于“涌现”，晚近发表的最佳哲学探讨，我推荐这篇：Robert Michael Francescotti, 2007, “Emergence”[44]。作者是加州圣迭戈州立大学哲学教授，他同时还研究一般动物的心智与动物痛苦问题。在这篇分析哲学风格的文章里，他逐层深入地分析了“涌现”的最常被学术界讨论的若干性质：novelty（新奇性），unpredictability（不可预期性），supervenience（从构成整体的局部性质结合而来的后果），relationality（由局部之间的联系性而有的性质），downward caused influence（从涌现性质向着它由之涌现的层次传导的因果影响）。与其他学者一样，他追溯“涌现”思想到小密尔的“归纳逻辑”名著《一种逻辑学体系》（严复译本的标题是“穆勒名学”）。不过，最核心的涌现性质，应遵循格式塔原理：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当代哲学家试图澄清的是整体与局部之和，二者差异的各种性质—“涌现性质”。这里有认识论的问题，因为主体必须注意到整体有某些性质是构成整体的各局部性质及局部性质的各种组合无法解释的。不过，这位作者不认为“涌现”仅仅是主观认知的过程。例如，从“物理—生理—心理”涌现出来的“意识”现象，如果仅仅是主观认知的结果，就将陷入“唯我论”，而唯我论的荒唐性在于，“我”的死亡意味着我认知中的全部“他人”的意识不能继续存在。涌现的客观性意味着，涌现性质不必呈现任何对认知主体有意义的因果关系。因为，任何因果关系都是主观认知过程之内的现象—休谟的著名的“因果性联想”。我读这篇文章得到的印象是，“涌现”的核心性质是不可预期性，即根据组成整体的各局部性质及这些性质的各种组合，不可能正确预测整体的性质。可见，归根结底，涌现是一种主观认知现象。虽然，哈耶克讨论的“涌现秩序”具有客观性。当若干涌现性质构成被参与者共同意识到的秩序并且成为“稳定的”秩序时，也就获得了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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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许受到与荣格决裂的激励，弗洛伊德试图解释人类社会秩序的起源，发表了《图腾与禁忌》（Sigmund Freud, 1918, Totem and Taboo: Resemblances Between the Psychic Lives of Savages and Neurotics, English translation, Moffat, Yard and Company, 1919），他认为，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深层心理积淀的核心是“俄狄浦斯情结”，他相信，俄狄浦斯“弑父娶母”是早期人类社会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并因此形成对父亲的图腾崇拜，同时确立“乱伦禁忌”。这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秩序（哈贝马斯在1996年对我说过，俄狄浦斯情结或许是西方文明最深刻难解的议题），继而有“家族”谱系和“祖先”崇拜（图腾的延续）。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27年，他发表了关于宗教的心理学解释《一种幻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English translation, Hogarth Press, 1928），在这本书里，继续思考俄狄浦斯情结，他认为宗教起源于儿子（俄狄浦斯）幻想与父亲重新复合为一，当然是只能在幻觉里出现的情形。最后，1930年，他发表了以往十几年思考的总结性作品《文明及其不满》，又译《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English translation, Hogarth Press, 1930），在这里，他指出人类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被文明压抑的本能冲动无处宣泄。根据社会学教授（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 荣休教授）迦叶（Howard L. Kaye）在晚近著作与论文中的考证，弗洛伊德毕生（从17岁至临终前）努力的核心问题意识，其实不是心理学或生理学，而是社会理论和人类文明的前途。我检索得到的迦叶教授最晚发表的论文是： 2003, “Was Freud a Medical Scientist or a Social Theorist? The Mysterious ‘Development of the Hero’”（“弗洛伊德是医学科学家还是社会理论家？神秘的‘英雄之发展’”）[45]。迦叶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从心理学到生物学，以及思想史。不过，他发表的论文数目不多。他的另一篇重新解释弗洛伊德人生志向的文章是：1993, “Why Freud Hated America”（“弗洛伊德为何恨美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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