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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1 这三位作者在“前言”第一段指出，任何关于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解释都包含一套经济学理论、一套政治学理论和一套社会行为的理论。诺斯是正确的。为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可认为始于“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我和我的朋友们至少需要动员来自上述三领域的学术资源，我们通常需要动员远比这三大领域更广泛的思想资源。依照我的叙事顺序，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阐释了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阐释了我的政治学理论，现在应当阐释我理解的“社会行为理论”，或“行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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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3 社会学理论派别繁多，浏览特纳（Jonathan Turner）的两卷本《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华夏出版社2001年邱泽奇等中译本），一共七编，分别讨论七个主要的“社会学视角”（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功能主义视角、演化论视角、冲突理论的视角、交换理论的视角、互动理论的视角、结构主义的视角、批判理论的视角。在每一视角下，他列出若干重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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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5 我的学术训练（数学与经济学）让我很难习惯于这样一个有繁多学派的研究领域，于是我更多关注的是“宏大叙事”。虽然，如特纳在他的新著开篇所言，宏大叙事早已不再是学术主流。因为，任何好的理论必须能够导出可检验（可否证的）命题，因此理论家们倾向于炮制狭义的小理论而不是宏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也因此，当代社会科学被表达为无数细碎的小理论，缺乏统一视角，也缺乏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能力。有鉴于此，我在这本书里主要讨论“大理论”而不是“小理论”。好在晚近出版的著作当中，确实有以大理论为主旨的。回溯社会学思想史，不乏宏大叙事理论家。这里，我引述霍曼斯1964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演讲（George Homans, 1964, “Bringing Men Back In”［“将人带回来”］[43]）。他这篇演讲的“摘要”（即演讲第三节的主题）描述他认为理论应当具有的样式：关于一类现象的理论是这类现象的一个解释，它昭示它的一般命题在演绎体系之内怎样可以导出以这类现象为案例的结论。然后他开始批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并由此转入他认为更具社会学解释力的行为学派。这篇演讲的标题“将人带回来”意味着，在霍曼斯的社会学想象中，以往的社会学理论丢失了“人”这一主角。例如，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系统及构成这一系统的各种功能组件。虽然，这是系统论的信条，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但是当霍曼斯试图以这一系统理论来解释社会行为时，他指出，这些功能组件必须借助于诸如行为心理学这样的解释才具有说服力。与其如此，为何不直接承认“行为社会学”的合法性呢？广义而言，凡旨在解释社会行为的理论，都可列在行为社会学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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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7 我再强调一次：正确的方法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虽然这很难。至少，在讨论“社会过程”时，由于它的涌现性质，我们应同时保持逻辑视角与历史视角。就此而言，诺斯的制度史研究，以及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史研究，是对“奈特—哈耶克”思路的必要补充。关于“涌现”，晚近发表的最佳哲学探讨，我推荐这篇：Robert Michael Francescotti, 2007, “Emergence”[44]。作者是加州圣迭戈州立大学哲学教授，他同时还研究一般动物的心智与动物痛苦问题。在这篇分析哲学风格的文章里，他逐层深入地分析了“涌现”的最常被学术界讨论的若干性质：novelty（新奇性），unpredictability（不可预期性），supervenience（从构成整体的局部性质结合而来的后果），relationality（由局部之间的联系性而有的性质），downward caused influence（从涌现性质向着它由之涌现的层次传导的因果影响）。与其他学者一样，他追溯“涌现”思想到小密尔的“归纳逻辑”名著《一种逻辑学体系》（严复译本的标题是“穆勒名学”）。不过，最核心的涌现性质，应遵循格式塔原理：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当代哲学家试图澄清的是整体与局部之和，二者差异的各种性质—“涌现性质”。这里有认识论的问题，因为主体必须注意到整体有某些性质是构成整体的各局部性质及局部性质的各种组合无法解释的。不过，这位作者不认为“涌现”仅仅是主观认知的过程。例如，从“物理—生理—心理”涌现出来的“意识”现象，如果仅仅是主观认知的结果，就将陷入“唯我论”，而唯我论的荒唐性在于，“我”的死亡意味着我认知中的全部“他人”的意识不能继续存在。涌现的客观性意味着，涌现性质不必呈现任何对认知主体有意义的因果关系。因为，任何因果关系都是主观认知过程之内的现象—休谟的著名的“因果性联想”。我读这篇文章得到的印象是，“涌现”的核心性质是不可预期性，即根据组成整体的各局部性质及这些性质的各种组合，不可能正确预测整体的性质。可见，归根结底，涌现是一种主观认知现象。虽然，哈耶克讨论的“涌现秩序”具有客观性。当若干涌现性质构成被参与者共同意识到的秩序并且成为“稳定的”秩序时，也就获得了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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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许受到与荣格决裂的激励，弗洛伊德试图解释人类社会秩序的起源，发表了《图腾与禁忌》（Sigmund Freud, 1918, Totem and Taboo: Resemblances Between the Psychic Lives of Savages and Neurotics, English translation, Moffat, Yard and Company, 1919），他认为，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深层心理积淀的核心是“俄狄浦斯情结”，他相信，俄狄浦斯“弑父娶母”是早期人类社会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并因此形成对父亲的图腾崇拜，同时确立“乱伦禁忌”。这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秩序（哈贝马斯在1996年对我说过，俄狄浦斯情结或许是西方文明最深刻难解的议题），继而有“家族”谱系和“祖先”崇拜（图腾的延续）。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27年，他发表了关于宗教的心理学解释《一种幻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English translation, Hogarth Press, 1928），在这本书里，继续思考俄狄浦斯情结，他认为宗教起源于儿子（俄狄浦斯）幻想与父亲重新复合为一，当然是只能在幻觉里出现的情形。最后，1930年，他发表了以往十几年思考的总结性作品《文明及其不满》，又译《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English translation, Hogarth Press, 1930），在这里，他指出人类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被文明压抑的本能冲动无处宣泄。根据社会学教授（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 荣休教授）迦叶（Howard L. Kaye）在晚近著作与论文中的考证，弗洛伊德毕生（从17岁至临终前）努力的核心问题意识，其实不是心理学或生理学，而是社会理论和人类文明的前途。我检索得到的迦叶教授最晚发表的论文是： 2003, “Was Freud a Medical Scientist or a Social Theorist? The Mysterious ‘Development of the Hero’”（“弗洛伊德是医学科学家还是社会理论家？神秘的‘英雄之发展’”）[45]。迦叶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从心理学到生物学，以及思想史。不过，他发表的论文数目不多。他的另一篇重新解释弗洛伊德人生志向的文章是：1993, “Why Freud Hated America”（“弗洛伊德为何恨美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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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21 以上回顾提醒我们，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奈特—哈耶克”的涌现秩序学说，诺斯的“演化秩序”研究，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构成原理。恰如另一位犹太人马克思青年时期确立的志向，青年弗洛伊德也决心要拯救人类。迦叶认为，我们应将弗洛伊德的社会理论从他的心理学理论边缘移到中心，因为，他指出，弗洛伊德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未来议题：人的本性和人的文化，宗教、道德与传统的起源以及它们超常的力量，社会秩序与社会失序的原因，当代文化发展的方向，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在一个“祛魅的”（林毓生译为“不再使人着迷的”）和心理贫瘠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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