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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In Mind, New Series, vol. 34, no. 133, pp. 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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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美国哲学季刊》）, vol. 31, no. 2, pp. 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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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In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vol. 15, no. 2/3, pp. 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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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美国科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年鉴》）, vol. 412, p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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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Oxford Economic Papers（牛津经济学论文）, no. 6, pp. 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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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 vol. 98, no. 1, pp. 26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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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比较经济学杂志》）, vol. 31, pp. 59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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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n Fields Institute Communications（《菲尔兹研究所通讯》）, vol. 22, pp. 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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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n Political Psychology（《政治心理学》）, vol. 27, no. 4, pp. 51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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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政治学杂志》）, vol. 71, no. 1, pp.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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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In NeuroImage, vol. 49, pp. 121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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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October 22, 2011 addres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receipt of an honorary degree from Jose Cela University in Madrid, Spain and the Prince of Asturias Prize for Social Science（在马德里大学接受奥斯图里亚斯王子社会科学奖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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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n 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 vol. 38, no. 3, pp. 39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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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9, no. 5, pp. 80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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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In Erkenntnis, vol. 67, no. 1, pp. 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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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In Sociological Theory（《社会学理论》）, vol. 21, no. 4, pp. 37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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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In The Wilson Quarterly（《威尔逊季刊》）, vol. 17, no. 2, pp. 1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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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三、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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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想象，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米尔斯晚年一部名著的标题（C. Wright Mills,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根据米尔斯的阐释，社会学的想象，注意，几乎与经济学的想象截然相反，社会学关注个人行为及个人体验，并将这些行为和体验想象为是嵌入于特定社会之内的个人行为与体验。于是，社会学想象集注于社会关系。与此相反，经济学想象集注于个人行为。所以，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可以说是以极端方式实现的社会学想象。这里出现的仅仅是社会系统之内各组件（虽然这些组件其实是由人组成的）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的均衡态要求这些组件（应当）承担怎样的功能。在思想史视角下，这一学派之所以长期主导社会学研究方法，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思想运动密切相关。我认为，源自同样的思想运动，马歇尔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改造为静态的从而只能以经济系统的均衡态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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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与早于他大约半世纪的社会学泰斗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的“带有同情心的内省”（sympathetic introspection），根据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名家罗斯（Arnold Marshall Rose，1918—1968）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的阐释，本质上是类似的。只不过，社会学家在半世纪之后需要有更新的诸如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这样的流行观念。按照罗斯的阐释，社会学想象力是指一名学者在考察社会现象时，必须从无数细节当中选择那些关键性的，并概括为可解释社会现象的假设，这一概括必须使他的研究工作尽可能融入社会学研究传统，从而他可以利用已积累的知识。然后，罗斯指出，这样的社会学想象绝不止一种，他列出社会学想象的若干类型，参阅Rose, 1969, “Varieties of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会学想象的诸类型”）[1]。这篇文稿，由罗斯的妻子在（刚去世的）罗斯就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仪式上代为宣读。罗斯指出，首先是社会学的宏观想象与微观想象这样两种类型，这当然也是米尔斯在十几年前的观察—“宏观风格”与“微观风格”，参阅Wright Mills, 1953, “Two Styles of Research in Current Social Studies”（“当代社会研究中的两种研究风格”）[2]。罗斯认为，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要么表现出超常的宏观想象力，要么表现出超常的微观想象力，但很少兼得两种超常想象力，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对他们不擅长的那种类型几乎完全是茫然的。其次，罗斯指出，在宏观社会学想象当中，有“历史想象力”的学者不再如欧洲启蒙时期那样多，以致在当代甚至完全消失了。虽然，比较社会学的当代研究表现出“历史比较”的想象力，在涂尔干或马克思之外，韦伯是典范，在罗斯去世之后出现的，我可以补充的是，道格拉斯·诺斯的系列著作。宏观社会学想象的另一种类型，罗斯称为“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的想象，凡勃仑是典范。在罗斯去世之后出现的，我可以补充的另一典范，是迈克尔·曼的《权力的社会来源》长篇系列（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 1986, Vol. II, 1993, Vol. III, 2012, Vol. IV, 20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微观的社会学想象，罗斯指出，贯串于问卷调查或案例研究的全过程，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环节。例如，米德使用“游戏”隐喻来表现人与人的交往行为，高夫曼使用舞台表演或称为“剧场”隐喻来表现人与人的交往行为（Erving Goffman,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之表现》］, Double-Day Anchor），霍曼斯（George C. Homans, 1910—1989）则以经济的“交换”隐喻来表现人与人的交往行为（1958, “Human Behavior as Exchange”［“作为交换的人类行为”］[3]；1961, Social Behavior［《社会行为》］，Harcourt Brace）。其他的卓越想象包括：政治折衷、宗教仪式、集体谈判。罗斯的评论：我们不应忘记，每一种想象（隐喻）都有“观念风险”，因为没有哪一观念能够概括人与人交往过程的全部内涵，人类关系涉及的内涵远超所有上列观念，故而社会学家可以无穷无尽地提出新的想象。然后，罗斯转而批评社会学知识缺乏系统性和逻辑一致性，很可能因为这里出现了太多的各类想象。在结束演讲时，他建议社会学家探讨这样的议题：人这种符号动物的行为在哪些情形中是理性的，以及在哪些情形中不是理性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议题，它似乎可以解释微观层次的人的创造性，并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运动的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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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思想史的理由（George Ritzer, ed.,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社会学百科全书》］, Blackwell, 2007），社会学是最早采纳行为学视角的学科，可追溯至生物学家（鼓吹演化学说甚至早于达尔文并提出“适者生存”这一著名概括）和社会生物学创始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更早些年，在社会学创始者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系统复杂化的阶层图里，社会学已被奠基于生物学之上。所以，至少“社会生物学”这一观念，可追溯至孔德，鼎盛于哈佛大学老资格生物学家威尔逊。哈佛教授霍曼斯被认为创建了“行为社会学”，虽然，在他之前，米德已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和行为社会学家（特纳不认为米德是“社会学家”），米德的《心智，自我与社会》副标题是“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viorist”（一个社会行为学家的视角）。晚近流行的名称“神经社会学”，与20世纪流行过的“行为社会学”和“社会生物学”，三者间存在密切的思想史联系。虽然，神经社会学依靠的是现代技术手段，即脑科学方法（主要是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就此而言，它有不同以往的数据来源，或许这就是它的优势—直接呈现“社会行为”相关脑区的活动。也是基于我对社会学思想史的考察，我注意到，在现代作者当中，对“社会行为”的演化论理解，我的思路与特纳的思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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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为经济学思想史而言，2014年出版的《神经经济学》第2版（Paul Glimcher & Ernst Fehr, eds., Neuroeconomics: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Brain, Academic Press），具有里程碑意义。与此类似，2013年，任何学者都不会忽略的学术出版机构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了一部手册，Handbook of Neurosociology，标题勉强译为“神经社会学手册”。与其他语言类似，汉语受到日常生活用语的污染。更何况，汉语还受到日语翻译传统的污染。以致脑科学与社会学的联合学科，似乎只有“神经社会学”这样难听的名称。同样难听的名称被用来表示脑科学与经济学的联合学科，“神经经济学”。当然，还有“神经法学”“神经政治学”“神经语言学”“神经文化”和“神经人类学”甚至“神经精神病学”和“神经精神分析学”这样一些令人“抓狂”（神经错乱）的名称。这些名称充分表明汉语在这一领域的贫乏程度。也因此，我在任何合宜的机会都用“脑科学”代替“神经科学”—前者实在比后者是一种更好的汉语翻译。但汉语词汇仍需要极大丰富，才可应付脑科学及其广泛应用领域的翻译。与2013年出版的《神经社会学手册》构成互补的是2005年出版的《社会判断中的自我》（Mark Alicke, David Dunning & Joachim Krueger, eds., The Self in Social Judgement, Taylor & Francis Group）。这部文集的三分之一篇幅，探讨社会行为中的“自我”与“他我”以何种方式相互判断并因此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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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手册的两位主编的第一位，David Franks，长期研究“情绪的社会学”，并因此得到美国社会学会2015年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第二位主编，加州大学河边校区接受过临床心理学训练的社会学理论家特纳，或许这是中国社会学家最熟悉的名字，不仅因为他1974年开始发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至2002年的第7版已有多版汉译，也不仅因为他的引发学界关注的1988年著作《社会互动理论》（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以及他2000年的专著《人类情绪的起源：人类情绪演化的社会学探究》（On the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a Sociological Inquiryinto the Evolution of Human Affe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而且，我认为，主要因为他2010年至2012年发表的三卷本《社会学的理论原则》卷一“宏观动力学”（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卷二“微观动力学”、卷三“中观动力学”，由斯普林格公司出版，以及2012年出版的《理论社会学：1830年至今》（SAGE Publications）。从2010年开始，特纳是加州大学的“大学教授”，即有资格在大学任何院系开设任何课程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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